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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傳奇短暫一生:見過毛、做過知青、克格勃殺手、辨認過林彪屍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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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索安知道自己這絕症已無藥可治時,堅強的她決定不再承受這種痛苦。1974年4月13日,這個還在花樣年華、年僅25歲的傅索安割腕自盡,並用鮮血在牆上寫下一個大字:「恨」!表達了她對毛年代暴政永不原諒的仇視之情!

傅索安

有人說,人是一種健忘的動物,我覺得中國人、特別是當今的中國人尤其善於健忘。例如「知青」這個事,曾經是讓中國千萬家庭、千百萬父母終日牽腸掛肚乃至憂心如焚的事!可是今天許多人,尤其是中、青年一代對這場由毛澤東人為造成的大災難則似已渾然不知了,實在令人愕然。

毀了一代人的「上山下鄉」

那是在上世紀六十年代文革後期,毛澤東利用煽動幼稚無知的青少年學生起來「造反」幫他打倒了劉少奇鄧小平一幫所謂「走資派」政敵以後,毛覺得這批所謂的紅衛兵造反小將對他來說已再無多大利用價值。而深明帝王統治之術的老毛自然更明白「鳥盡弓藏」「兔死狗烹」之理。而且由於文革的破壞,整個國民經濟一團糟已瀕臨破產邊緣。更無法安置這一批人的工作就業。於是這個出身農村的老毛便設計出了「農村是個廣闊的天地,在那裏是可以大有作為的」這套江湖騙術式的「藍圖」,把這一代青少年娃娃(從大學到初中)全部弄下鄉去交由農村公社、大隊、生產隊加以看管,以免他們在城市中興風作浪,影響當局的「安定團結」。這與今日當局的各種「維穩」措施,實質上完全一樣,只不過措詞用語有所不同而已。

於是在1968年12月22日這天,由中共中央的「喉舌」《人民日報》在一篇報道的《編者按語》中傳達了毛澤東的所謂「最高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說服城裏幹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學畢業的子女,送到鄉下去,來一個動員。各地農村的同志應當歡迎他們去。」從此,所謂「上山下鄉」便成了一場「政治運動」,並被列入到所謂「黨和國家重要的日常工作」的範圍。《人民日報》發表毛澤東的號召後,在「號召」與「強制」軟硬兼施的雙重手段推動下,全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所謂「高潮」便立刻出現。

據官方統計,整個「文革」期間,全國城鎮知青下鄉人數高達1400萬人!可以說當時中國整個青少年一代人,便被毛澤東這個為了維護他毛家王朝江山的穩定,而作出的異想天開的瘋狂決定所戕害。當時中國的青少年一代人,讀書最高只能至初中便必須下鄉,否則「知識越多越反動」。因此這一代人從此便學業中斷,事業無成,所謂「知青」中絕大多數人成了一代「廢青」!正如當時坊間有句調侃語說的那樣:「反革命、右派是被繩捆索綁着送去勞改;知青則是在敲鑼打鼓中被歡送去勞改。」話雖有點刻薄,卻是實情。

受盡歧視與屈辱

而這些「知青」當他們是紅衛兵時就像今天的「小粉紅」一樣,老毛要利用他們的時候,可謂要風得風,要雨得雨,而一旦失了君王的寵信,上山下鄉以後,便成了農村中社、隊基層幹部「再教育」(實則就是監管)的對象,一下從天上掉到了地下,從前他們「革」別人的「命」,到而今則是別人「革」他(她)們的「命」了。更要命的是,這些人根本不會幹農活。當時中國農村里基本上全是原始農業勞作中肩挑背扛的重體力活。這讓知青們(特別是女知青)根本無法適應。

而當時中共的「理論」則認為:勞動,只是干體力活才叫「勞動」。而腦力勞動,技術、管理、文化藝術…通通定為「資產階級」的範疇。這在馬克思《資本論》中就存在着這麼個謬誤觀點,毛澤東更將馬克思的這一謬誤觀點發揮到了極致。因此知青一到農村更被那些文盲、半文盲的農村幹部視為是城裏來的「好逸惡勞」的「資產階級少爺小姐」而加以歧視。甚至認為他們是「渣滓」是城裏不要的「渣滓」,北京一些農場就公然稱這些青年為「渣兒」。他們對於城市將這些「包袱」甩給他們心存反感,這股怨氣當然就宣洩到知青身上。

再加知青們的「命門」被地方上幹部抓着。下鄉知青的戶口和糧食關係掌握在這些痞子幹部的手中,你知青「想跑也跑不了」。當地幹部很快就意識到:自己享有基本上不受制約的權力。一旦認識到這點,後果就很可怕,於是他們動輒便扣知青的工資(工分)、口糧,進而更可隨意辱罵。甚至吊打知青,開批判會,甚至猥褻、玩弄、利用權力強暴女知青……在當時那個根本沒有法治,可以無法無天行事的毛年代的中國,便成了必然的「常態」。而知青們則沒有任何手段可以用來保護自己。在一份官方的所謂的「內部資料」中,僅1974—1979年的六年間,在全國發生迫害上山下鄉知青等案件即達41272起,知青死亡人數25690人,其中非正常死亡人數為15899人,占死亡總人數的61.9%,這還不包括1967—1974年間非正常死亡人數,這是一個多麼觸目驚心的數字!

她曾與毛澤東握過手

面對如此惡劣的處境,這些涉世不深的青少年,絕大多數都陷入了沮喪、迷惘、絕望的悲傷之中。然而他們既無勇氣也無力量進行反抗,於是只有在逆來順受中走向消沉、頹廢。一些人也最多只能在玩世不恭中說些牢騷怪話,私下裏搞點小打小鬧式的「破壞」舉動。而筆者在此處要介紹的這位女知青雖是一位妙齡姑娘卻巾幗不讓鬚眉,在她自身權利遭受到嚴重侵害時,竟敢與加害當局徹底決裂,來了個「魚死網破」般地反抗,在毛澤東禁錮了全民思想,讓八億人都臣服為奴的年代裏,此人敢如此英勇反抗,她的這番壯舉,幾乎讓當時所有知情者都驚詫莫名,甚致不敢去想像!

這位女知青名叫傅索安。在今天中國、特別是青年一代人中間已很少有人知道這個名字了。1949年6月5日傅索安出生於天津市一個知識人的家庭中。她的父親是位醫生,母親是一家科研單位的英語文字翻譯。因此從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傅索安從小就長得特別漂亮,她的一張周歲照,曾經被照相館加以放大後,放在櫥窗里作為該店招攬顧客的「廣告」。然而這孩子卻生不逢辰,她一出世便正好趕上殘暴的毛澤東暴政在中國大陸奪權建政粉墨登場。所以此後一路走來,從小學到中學被強行灌注進的都是黨文化的「狼奶」。自然也少不了要被弄進什麼「少先隊」、「共青團」去進一步洗腦教育。這些自然都是順理成章的事了。

1966年毛澤東悍然發動了禍國殃民的「文化大革命」。此時的傅索安正在就讀高中一年級。她是班幹部,又是共青團支部副書記,

在當時可謂是「又紅又專」的積極分子。於是不僅是紅衛兵,還拉起一伙人成立了一個名叫「橫空出世造反總部」的造反派組織,大串連,上北京,這一套行禮如儀的「過場」自然都是例行公事必不可少的了。

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首次在天安門接見紅衛兵。傅索安也「恭逢其盛」,成為被接見大軍中的一員。與此同時毛又還單獨接見了部分紅衛兵。這些被單獨接見之人當然都是要經過精挑細選的。而幫老毛「選人」者自然又深知「偉大領袖」有個最愛看、最愛親近美女的「習慣」,於是傅索安則由於其出色的容貌而入選。還與毛握了手,據說當時毛皇龍顏大悅,春風滿面目不轉睛地看着傅索安好一陣子像丟了魂似的。這在當時堪稱是一種「殊榮」了!

1966年傅索安來到內蒙古自治區境內距中國、蘇聯的界——額爾古納河不到二十公里的一個名叫「奇瑪村」的地方落戶,成為當時中國 大陸第一個插隊落戶到此地的「知青」。傅索安此舉比1968年後大批知青被強制弄下鄉去早了將近兩年,所以在當時是頗受官方讚揚的所謂「破舊立新」的「革命行動」。例如那時的邢燕子、董加耕之流,便是名噪一時的此類典型人物。傅索安在奇瑪村落戶後,又認了一位老農婦作「乾娘」。這是一位當地人,所以對當地自然環境和道路十分熟悉。傅索安通過這位「乾娘」的介紹與指引,逐漸熟悉了奇瑪村通往中、蘇邊界的環境與道路。這也是她後來反抗行動能成功的一個重要因素。此是後話。

飛來橫禍竟成「黑手」

時序如飛,時間來到了1968年的春夏之交。奇瑪村與臨近的鮑家莊因為水源問題產生了一些糾紛。鮑家莊是黑龍江省境內的一個小村莊。兩個村莊隔省為鄰,相距只有大約2公里,堪稱「雞犬之聲相聞」,自然會互有往來。1958年,兩村為解決農業生產缺水的問題,經過協商,決定合修一個小水庫。水庫利用原先的一塊天然低洼地修造,兩村根據土地面積、人口數量按比例出勞動力。兩年後,水庫建成並投入使用。但接着問題也就來了,首先是蓄水量有限,不能滿足兩村的需要,灌溉季節互相爭水。其次,水庫每年的維修養護及勞力費用如何分攤也糾紛不斷。這一年兩村又為爭水產生爭執。

一天夜裏,傅索安與奇碼村的一夥農民來到水庫現楊,與鮑家莊農民先是發生爭吵,繼而發生激烈肢體衝突,更進而變成棍棒飛舞的械鬥。但傅索安是個女孩,只是在一旁觀看,根本沒有動過手。由於奇瑪村人多力強致使鮑家莊生產隊有5人被毆傷,其中三人骨折,一人一隻眼睛被打瞎。這一下把事鬧大了。上面派下工作組來查處此事。由於傅索安是外地人,與當地人非親非故,於是當地農民互相包庇便把鬥毆的主要責任往知青身上推。最後傅索安被定為「挑動群眾鬥群眾」的「黑手」。

1968年5月8日,工作組在鮑家莊召開批斗大會,對傅索安等幾個「黑手」的罪行進行揭發、批鬥。鮑家莊的農民由於自己的人被打傷,對所謂的「黑手」當然恨之入骨,於是便來個「痞子動口也動手」又罵又打。更有幾個暴徒跳上批鬥台就像當年鬥地主一樣大打出手。尤其傅索安因是所謂「首犯」,更被打得慘,她的半邊臉青紫紅腫,一隻眼睛呈青紫色,鼻子淌血,頭髮也被扯下一大束,胸前衣服被扯爛,顯然這是遭到了連打帶侮辱的流氓手段的報復。傅索安此時也已經清醒地意識到,工作組要拿她當「首惡」開刀了。幾天後,傅索安乘夜晚逃離了奇瑪村。奇瑪村立刻報告了公安局,不久,傅索安被抓獲,還給帶上手銬。

決不低頭拼個魚死網破

但聰明的傅索安不幾天便弄清了手銬的結構和原理。於是用一根鐵絲撬開了手銬,並在半夜乘看守的民兵睡着了再次跳窗逃脫。這時的她心中明白,自己人在異鄉,沒有任何人會幫她救她。奇瑪村的人看見出了事便拿她當替罪羊拋出以脫干係,工作組拿她當「首犯」嚴懲以完成任務和「教育群眾」。她最終只會是被嚴懲,被判長刑,甚至被整死。這樣的事她在文革中看得太多了。而出手打鮑家莊農民的兇手因是本地人互相包庇,卻逍遙法外。

這個社會實在太黑暗,更無理可講。事已至此,唯有反抗到底。可她個人也太弱小,根本不堪這個暴政一擊!但聰明的傅索安對當時的世界政治、時事有相當的了解。深知蘇、中二共黨正在交惡形同水火。現在中共當局已是她的敵人,而「敵人的敵人」,便可以成為朋友。形勢緊迫刻不容緩,於是傅索安瞬間作出決定——去投奔蘇共!接下來她便按照前文中提到的那位「乾娘」曾給她介紹和指引過的去中蘇邊境的方向直奔額爾古納河而去。這中間的實際距離大約是19公里,傅索安在校讀書時不僅成績優良還是位運動員,多次參加過1500米長跑。於是她使出了這一本領,終於用快走加小跑越過了中蘇國界,完成了她的「勝利大逃亡」(一部反納粹影片之名)的壯舉。

當時中蘇關係緊張,蘇聯方面在該地佈置了一個營的邊防部隊,就在傅索安在河水中向對岸游去時,被蘇聯軍人發現並被帶上了蘇軍的一艘巡邏艇。由一位通曉中文的蘇聯上尉軍官審訊她。見到她是一位年輕姑娘便問道「你是幹什麼的?」傅索安很機智聰明立刻答道「我是紅衛兵。」上尉臉上呈現出好奇的神情,繼續問道「你既然是中國紅衛兵,怎麼會出現在額爾古納河蘇聯一側的境內?」傅索安說:「我是冒着生命危險來投奔蘇聯的。」上尉又問:「你投奔蘇聯的動機是什麼?」傅索安在逃亡的路上早已想好,於是胸有成竹地答道「因為我覺得毛澤東現在已完全背叛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所以我冒險前來投奔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尋求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在當時中蘇處於敵對狀態下自然是蘇聯方面樂於聽到、見到的好事。於是上尉把傅索安的情況詳細地匯報給了蘇聯情報部門。該部門最高領導人安德羅波夫經過一番考量,又見傅索安機智聰明,非常漂亮,覺得是個搞諜報工作的好苗子。於是最終作出決定:把這個中國姑娘送去克格勃,把她培養成一名特工!於是由安德烈上校送傅索安去了蘇聯的特維爾諜報學校。傅索安經過精心的訓練終於成了一名出色的女諜報人員。

辨認9.13現場林彪的屍體

時間進入上世紀七十年代。傅索安徹底擺脫了中共對她迫害的陰影。因為她已成為蘇聯的一名特工人員。她不再擔心被批鬥、被打罵侮辱,被判刑勞改。那時的蘇聯雖然赫魯曉夫已退出政壇,但經過痛批斯大林暴政,在政治,經濟,文化諸方面都比毛澤東暴政進步得多,而克格勃人員的生活條件,與吃不飽,穿不暖,終日臉朝黃土背朝天的知青相比,也是天壤之別。因而她心情愉快努力地工作,多次出色地完成任務,受到上司的嘉獎與器重。1971年,林彪逃亡死於溫都爾汗。這時傅索安已被調任喀山克格勃第四高級特工學校任教官。一天晚上,傅索安與蘇情報人員一起去到溫都爾汗現場辯認林彪等人的屍體。因為她是目睹過毛、林真身的人。後來傅索安曾對人談及此事。

她說:林彪的屍體並未與葉群埋在一個墓穴,而是與一個大個子屍體及另一個中等個子的屍體埋在一處,大個子可能是飛機駕駛員,中個子是否是林彪的兒子林立果,無法肯定。當時此事是高度機密。由此可見蘇聯方面對她的信任與重視。

東京謀殺案轟動世界

1970年4傅索安用蘇聯偽造的證件化名為香港人「李娜麗」飛抵東京。給她交代的任務是:在東京去剌殺一個「蘇聯的敵人」尤里·巴甫倫夫。除了說這人喜歡親近年輕貌美的女孩,叫她利用這一點外,其他情況傅索安則一點也不知。但作為特工人員就像戰場上執行軍令一樣,不許多問,只能堅決去完成。

傅索安在東京假扮成賣報的年輕女孩,摸清了巴甫倫夫每天早晨出來散步都有個買張報紙的習慣。於是逐漸接近他。而巴甫倫夫果然很欣賞傅的美麗,樂於買她的報紙。但巴甫倫夫有兩個強壯的日本貼身保鏢形影不離,根本無法靠近下手。

於是有天早上由兩個克格勃僱用的日本男子假扮成「流氓」去「調戲」傅索安從而引發爭吵打鬥。傅索安在被「流氓」追打中便跑向巴甫倫夫。並向巴大喊「救命」。巴甫倫夫出於對傅的好感和男子漢的氣概與憐憫之心,一把將傅索安拉到自己身邊。同時叫兩個保鏢去攔住兩個「行兇的流氓」。說時遲,那時快,就在這一瞬間,傅索安取出毒藥槍把毒藥噴在了巴甫倫夫的臉上,巴當即倒地。隨後傅索安在一片混亂中跳上一輛出租車(也是克格勃事先安排好的)逃逸。

巴甫倫夫被送到醫院時已死亡,那兩個保鏢這才想起報告警方。東京警視廳派員趕赴醫院,了解情況後,一面通知死者家屬,一面調查傅索安和那兩個日本大漢的下落,同時傳訊了幾個在場擺攤擦皮鞋的人。尤里·巴甫倫夫的妻子趕到醫院後,同意解剖死者屍體。結果,經法醫鑑定,認定尤里·巴甫倫夫死於心肌梗塞(這種毒藥進入人體後會強烈收縮心臟的冠狀動脈,造成心梗死亡的假象)。於是,東京方面撤回了所有調查人員。而此時,傅索安早已飛離東京了。這就是當年轟動世界的「東京謀殺案」,而主角竟是這個知青小女生。

回頭再說這位尤里·巴甫倫夫,當然也非等閒之輩。此人曾是蘇聯研製輕火器的頂級專家,他在「二戰」後的三年內設計出兩種世界上一流的輕火器,填補了蘇軍在這方面的空白。1958年,他被調往專業部門從事輕火器研究,成為蘇聯新一代的頂級兵器專家。獲得了許多榮譽和獎勵。但他卻不滿蘇聯的現狀而嚮往自由世界。1967年11月中旬,巴甫倫夫應邀去保加利亞講學。在那裏,認識了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工作人員,最後在美國朋友的幫助下逃往西德。然後繞道英國去了美國。

在美國,他說出了他所知道的全部蘇聯兵工業的秘密,使蘇共當局十分惱怒。於是對他進行了所謂的「缺席判處死刑」。並派人去美國進行剌殺。但未能得逞。1969年底,克格勃獲悉,巴甫倫夫已經整容換面,改變了國籍和姓名,以西德商人的名義定居在日本東京,開了兩家公司,進行正常的經商活動。於是派傅索安去完成了這個所謂的東京謀殺案,而一時震驚了世界,甚至驚動了北京高層,還派專案人員去傅索安當年知青所在地進行調查。

紅顏命薄猝離世,此「恨」綿綿無絕期

傅索安後來終於知道了這一切。知道巴甫倫夫也是個政治逃亡者,同病相憐與惺惺相惜之感不禁油然而生。而且對方是因想保護自己才疏於防範而被殺,因而更感到自責與難過。所以她雖因此次謀殺獲得多種獎勵仍高興不起來,反而常常悶悶不樂。

1973年後傅索安常感右上腹不適,起初沒大在意,進而疼痛劇烈,不斷消瘦。最終被確診為肝癌。當時世界上對這個病都束手無策。但布特卡校長和醫院方面仍儘量讓她少受痛苦。用當時最好的止痛藥「杜冷丁」為她止痛,此外別無辦法,這就是臨床醫學上所謂的「姑息療法」。而傅索安知道自己這絕症已無藥可治時,堅強的她決定不再承受這種痛苦。1974年4月13日,這個還在花樣年華、年僅25歲的傅索安割腕自盡,並用鮮血在牆上寫下一個大字:「恨」!表達了她對毛年代暴政永不原諒的仇視之情!

傅索安離開這個世界四十多年了,但迫害她的專制當局仍然沒有放過她。在中共官方、半官方的所謂「歷史資料」中都把諸如什麼「叛逃」,「背叛祖國」一類的誅語往她身上潑去。特別對她去世前更着力加以歪曲和醜化,例如說蘇聯人不給他治療,如何對他進行監視,使傅索安和她的朋友既傷心又無奈。更說傅索安此時多次表示「後悔」逃亡蘇聯,尤為惡毒的是,刻意把傅索安自盡後用自己腕上的鮮血寫在牆上的一個大字:「恨」,挖空心思地改為「悔」。一字之別,意義天壤之異。

當然作為中共「官史資料」作出這樣刻意地編造,其「良苦」的用心也不難理解,無非就是要「警告」一切遭它迫害的人:你們再怎麼挨整、受害也別往國外跑,那會「死」得更慘。這也是當局慣用的一種洗腦術。

不過當局墨寫的謊言是蓋不住傅索安用血寫成的歷史,尤其是在中共實行「改革開放」小小地開啟了一點鐵幕之門後。

六四」以後,蘇聯滅亡,在胡、溫當政較為寬鬆的十來年裏,通過從國外歸來的朋友和他們朋友的朋友來往交流的口中,耳口相傳,筆者獲得了傅索安的一些真實情況。所以我毅然不用「官史」中的那些套話,而採信了民間的這些口述之史,以期還原真相,也為死者辯誣。

知青上山下鄉,毀了中國一代人,傅索安是這個廣大受害群體中的覺醒者。而那些直到今天還在說什麼「上山下鄉青春無悔」的人,則只能是無可藥救的愚氓!

2020年4月4日

責任編輯: 東方白  來源:議報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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