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右四十周年了。過去的就過去了，不用提了吧！但一幕幕的往事，始終在我的腦際縈繞，在我的眼前顯現，特別是那個「三合堂」給我們家帶來的苦難，使我更是記憶猶新，實在難以忘卻。
記得那是1957年，一個聲勢浩大的整風運動，在全國開展，到這年夏便形成了反右大風暴。
那時，我正在市二中任教，由於生病，已有好幾天沒到學校去。突然一天下午，一位校領導到我家來「看望」，問了幾句病情後，便顯得挺神秘地對我愛人說：「今晚學校的會議很重要，請你陪送何老師到學校來，一定！」這簡直就是命令，我不遵從怎行？！當時，憑我第六感官的提示，此去一定凶多吉少。晚上，我的愛人憂心忡忡地陪送我去學校。當我一隻腳剛跨進會場，只見幾個打手直眉瞪眼，滿臉殺氣，把事先早已準備好的一頂高帽子，在一陣吆喝聲中，不由分說地硬框在我的頭上，並狂呼着什麼「向人民低頭認罪！」「老實交代你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行！」天呀，我竟被當作右派揪出來了。自此之後，對我大大小小的鬥爭會一個緊接一個，簡直沒有休止。緊接着，《衡陽新聞》(即今之《衡陽日報》)頭版還發表了對我的討伐書，標題是：《王牌教師，原是右派小丑》。於是我被趕下了講台，被剝奪了當教師的資格。這時，我如遭雷殛，手足無措，不知其可，欲哭無淚。開始，我還想得很天真，認為「家雞打得團團轉，野雞不打滿天飛」，我是家雞，挨兩下是自己家的事，黨的政策總該是明鑑是非吧！為此我秉直陳訴，要求讓是非曲直在事態原貌中去驗證。然而，我攪盡腦汁地交心，交來交去，交的心都變成了「罪行」，真是冤哉枉也！這時我才明白，在那種氣勢下，我唯有俯首就擒，一切解釋申辯都是多餘的。
被判為右派之後，我的住處也被弄得亂鬨鬨的。圍攻我的大字報不僅貼滿了校園，而且貼滿了我的住處四壁，特別是還獨創性地在我家的門楣上，貼上個「三合堂」的招牌，旁邊落款「何家三兄弟合夥經營」。人們所謂的「三」，指的是我們三兄弟即我何倫、三弟何侯、滿弟何仰。這是怎麼回事？！兩個弟弟均因我而株連遭罪了。
他們所謂的「合」，不僅利用「合」是「何」的諧音，而且還着重說明了是「合夥經營資產階級右派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貨色」。
他們所謂的「堂」，更是含意深遠，不僅暗示我上有師承(指大右派艾青老師)，中有同夥、同僚(指同事呂亮耕、廖哲斌、聶守忠等人)，而且還下有跟班(指我的學生王繼培、劉文恆)等人，是個大店鋪、大公司，做的是大買賣，非「堂」字不足以說明。
其實，我與三弟何侯雖同在一市，已近半年未曾來住，與在武漢的滿弟何仰，也近一年未曾見面，與老師艾青，更是許多年沒通音信了。至於所謂的同夥、同僚和跟班，各人有各人的工作崗位，也很難一見或一敘。所謂的合夥經營，這到底從何談起？！由是看來，在反右的大風大浪中，人們在「游泳中學習游泳」，倒真煉就出了一批人才。他們的想像力極為豐富，創造性特強，為了設計這塊招牌，煞費了苦心。這塊招牌是用仿宋體寫的，三個字寫得偌大偌大的，非常醒目，引人入勝，成功地產生了轟動效應。不僅轟動了市二中，市教育界，而且還轟動了整個衡陽城，引來不少的學生、教師和社會上各式各樣的人。他們象看西洋景似的紛至沓來，絡繹不絕。甚至在時隔四十年之後，「三合堂」軼事尚在本市教育界老人中流傳。
我自判為右派後，妻子的學校下了逐客令，不許我家繼續住下去。不得已，我一家七八口人，被迫租到城南區萬花園三號一間破樓房住下。窩雖然搬動了，「三合堂」的招牌沒有掛了，可是它的陰影仍籠罩在我全家人頭上。
反右的幹將們認為我到市二中僅一個學期，已收羅到的罪證還難以滿足他們的需要，於是乎急急忙忙地調兵遣將，到我過去工作過的市三中、市一中、市八中等單位去搜集。他們搬來這些學校語文組二三十位老師，召開了兩次揭發批鬥會。儘管他們極盡搖唇鼓舌之能事，但會上發言者卻寥寥無幾，使會議開得冷冷清清，極不象樣。市八中語文教研組長劉仕鴻老師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面有難色地勉強說了幾句：「老何這個人，過去我總認為他很有才華，能寫會說，性情耿直，快人快語，想不到他會反黨反社會主義！」還有一位叫宋湘的老師在會上說：「我在市一中、市八中工作時，都曾得到過何老師……啊！錯了！應該叫老何……的幫助，今天我要與他劃清界線。他說話不考慮，太刺激人了。」這些發言，與其說是揭發，倒不如說在為我評功擺好，這自然令反右干將們大失所望。於是他們便要我交代暑假去汝城老家接觸的人和事，硬說我在家鄉煽了陰風，點了鬼火，進行反黨活動。我因心中無鬼，沒有幹什麼見不得人的事，便如實交代了在老家見到妻妹夫何大興的情況。周××等人迫不及待地跑到我的老家進行調查，只說要找何大興，恰巧妻妹夫與我的伯父同姓同名，鄉下人不明白，便說：「何大興是何倫的伯父，早兩年就死了，你們來找個死人幹什麼？」這話一出，周××等人如獲至寶，以為找到了炮彈，回來便把我批鬥了好幾頓，硬說我賊膽包天，抬出死人騙活人。
記得在等待處分的期間，曾有一位剛脫下軍裝來校工作的好心人對我說：「誰叫你愛說真話，而且句句都觸及校領導的痛處，他不整你整誰？！槍打出頭鳥嘛，誰叫你強出頭，多嘴多舌？！誰叫你那麼坦率耿直，且又無心眼？！給人賣了還不知道。」他的話使我回憶起反胡風運動時，一位校長就曾暗示過我，要我小心謹慎：「人家已盯上你，這次沒把你打成胡風分子，已是萬幸，以後就得自己多多注意了。」我痛恨自己沒有聽他的話，現在已是懊悔莫及了。
「三合堂」，就是這個「三合堂」，把我，把我一家人都害苦了。我的父母，在聽說我們三兄弟都被打成右派後，氣得呼天叫地，頓足捶胸。他倆老一向認為我們是信仰共產主義，愛黨愛國的兒子，怎麼一下子就會全變成壞人了呢？他們憂鬱陰沉，向隅發呆，串串淚珠，不可終日，竟在短短的七天之內先後相繼去世，而我們兄弟三人，卻因右派問題，竟不能獲假回鄉奔喪，沒能與他二老作最後一見。這段往事無時不在啃齧着我們的心。至今思之，仍令人內疚得肝膽欲裂，徹骨鑽心。
我這個「三合堂」主，在人格、尊嚴、自由全被剝奪下，在報刊、雜誌上所發表的稿件和準備編纂出書的手稿，也被洗劫一空，隻字未存，使我數十年的心血，化為烏有，實在令人痛惜！
在一個狂風暴雨之夜，我被押送去接受勞動教養。在押上汽車的一剎那，我聽到愛妻在嚎啕痛哭，語帶哽噎；我聽到可愛的孩子們在呼喊「爸爸、爸爸」，聲嘶音啞，絞人肺腑，令人腸斷；我聽到左鄰右居的人們飽含惻隱之情的叮囑，語言樸實，音甚淒切。此時此地，我方寸已亂，仰天望地，感到如身臨大漠，無涯無際。這是生離還是死別，我說不準，誰也斷定不了，我只好木然無聲，上車而去。
在三年的勞動教養中，我先後去洞庭湖西湖農場墾荒，到株洲修鐵路，下斗笠山煤礦洞井挖煤、煉焦、上獅子山副業大隊搞農活。在「萬馬戰欲酣」、「戰天鬥地大放衛星」的年代裏，我儘管食不果腹，仍然積極地參與了經常性的「夜打登州」的繁重勞動。有好幾次在勞動中死裏逃生，得以苟活。
在那勞動教養的場合里，接觸的人和事，光怪陸離，什麼反動軍官、特務間諜、大盜小偷等等，應有盡有，下三濫地不分界線。睹物生情，令人經常鼻子發酸。在那夢魘般的日子裏，冷月淒風，度過多少無眠的漫漫長夜。戀群戀窩是人的天性。那時，我挺想家，想到結髮的愛妻，想到幾個聰明可愛的孩子，他們因我的不幸而受苦遭罪，而我的不幸又不知由何而來？這正是：愚昧控制了人心，真理和正義皆無光彩可言了。
1961年解除勞教歸來，我是什麼都沒有了，只留下頭上的金箍——一頂無形的右派帽子。
我瘦骨嶙峋，臉色慘白，鬢髮聳立，一身破破爛爛的打扮，一幅囚徒模樣，確實連自己都覺得嚇人。走到街上，處處受人白眼，有些認識我的人，避之唯恐不及，把我當作傳染病患者似的表示厭惡。
回到家中，迎接我的不是喜悅，不是歡慶，卻是嚴峻慘澹的現實。在與愛妻牛衣對泣中，她滔滔地申訴着切膚之痛。由於我的牽連，她被編入了另冊，處處受到歧視與鉗制，評先進、加工資，全沒她的份。為了維持一家數口人的最低生活，為了教育好幾個孩子，她任勞任怨，含辛茹苦地支撐着。她較前衰老許多，頭上已出現絲絲白髮，兩頰已留下深深的黃褐斑紋。幾個孩子也由於我的影響，升學參軍都不准沾邊，被看作是「黑五類」的子女，連找個賣苦力的工作，也比「魁星點元」還難。據妻子告訴我，連老家當農民的大哥的幾個孩子，也大抵如此。我不禁哀嘆道：「三合堂」好厲害啊，連這幾個侄兒也牽連進去了。
馬斯洛的行為層次論說得很有道理，人和動物一樣，當最低層次的生存需要不能解決時，活命就成了唯一的奮鬥目標。我回家後，不能束手待斃，為了養家，便到處尋找工作。經人介紹，去到城南區辦雁峰中學任教。斯時，我以為情況將會慢慢好起來。詎料好景不長，「四清」運動一展開，把我「三合堂」一案舊事重提，在清理階級隊伍中，我順理成章地又被趕下了講台。
我不得已，只好又投入賣苦力的勞動隊列。挑土方、拖板車、燒紅磚，只要能掙點錢養家餬口，樣樣勞動我都干。誰知禍不單行，在磚廠出賣勞力時，一次搭車返家，由於疲勞過度，不幸跌倒在汽車車輪之下，被路過的好心人抬回家中，幸虧沒折斷筋骨，只壓破皮肉，臥床數月，每天低吟着伏爾加船夫曲，呻喚着「噯——喲、噯——喲」。
緊接着文革風暴接踵而至，又清算我「三合堂」的舊帳。這次，連留城居住的權利也被剝奪了，儘管家裏窮得徒有四壁，但一些抄家的勇士們不放心，還是來光顧了好幾次，最後把我遣送到衡南縣咸塘公社，去接受再教育。生活象是不間斷的酷刑，我感到我的靈與肉在政治愚昧的重壓下被碾碎了。
直至1979年我的右派問題被改正，我才重新回到教師的隊伍，才算是恢復了做人的資格。
「三合堂」的二堂主，我的二弟何侯，原在衡陽市道南中學(即今市十一中)任教，工作上一貫表現不錯，在被保送去湖南師院進修期間，他的妻子被一個部隊轉業的某書記誘騙逃走了。何侯為此受到很大的打擊，在整風中指責了那個書記的醜惡行徑，再加上我這個「堂主」哥哥的牽連，也被劃為「右派」。他的小女兒被送回老家，靠在鄉的大伯照顧，零丁孤苦，沒有進過校門。他本人先是留用察看，不久，被送去市郊勝利大隊勞動，摘掉帽子後被安排在四中任教。「四清」中又因「三合堂」的問題，突然被調到江東區茅坪小學(即今東風路小學)，接着被清洗出教育界，安置在江東運輸社拉板車。在「文革」惡風狂浪中，又被押送到衡山白果農村勞動。他吃盡了苦頭，現在市五中退休，已是病魔纏身，衰老得不像樣了。
「三合堂」的三堂主，我的滿弟何仰，原是衡陽建設局的幹部。他一貫踏實肯干，奉公守法，很得局領導的信任，被保送去華中農學院植保系深造，享受着調干學習的優待。他在農學院學習期間，也是很得院領導和同學們的器重，被選為學生會的主席。整風中要他帶頭鳴放，他沒說些什麼，卻在領到畢業證書時與幾個教授一同被劃為右派，被分配去邊遠的湘西麻陽縣農業局，長期蹲在農村搞勞動。他雖摘帽較早，但「四清」中又不明不白地被換上「三反分子」的新帽子，並被勒令回到汝城老家。他這個50年代初期的大學生，由於這個「三合堂」的牽連，一生坎坎坷坷，嘗盡了人間的辛酸，直到40來歲，才找到一個沒文化的農家女為妻。
綜上所述，數十年來，「三合堂」給我，給我們一家帶來的苦難，實在是難以言表。我們兄弟三人，一個個被整得顛沛流離，備嘗憂患。今天能夠留下一條命來，實屬不易。
(作者系市二中退休教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