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戰爭都存在很大的賭博性質，從沒有必輸或者必贏之戰，因為一些不起眼的偶然性因素可以嚴重影響最後的結局。
俄烏戰爭最終鹿死誰手，目前還未可知，但是總體上講，俄軍還佔有一定優勢，只不過贏得戰爭達成目的整體代價和作戰時間都可能遠遠超過普京最初的設想。
理由是，俄方掌握着制空權，而烏克蘭政府軍在美歐的支持之下則掌握着信息優勢和國際輿論優勢。有了制空權，普京可以大規模調動他的陸軍而不那麼擔心被突襲或者包抄。但是他又投鼠忌器，無法像在歐美軍隊在中東作戰時那樣大規模地火炮洗地拆城拆樓。因此，只能是慢工出細活，鈍刀子割肉了。
烏克蘭軍隊正在陸續獲得歐美資金、軍火乃至僱傭兵、志願兵的支持補給，近期組建的外籍軍團據稱已經達到1.6萬人。我對這個數字存疑，但是如果戰爭持續三個月以上，這個數字是可能實現的。所以，俄方有必要切斷烏克蘭西部邊境的外部補給通道，但是到目前為止外部補給通道仍然是通暢的。
俄方高層明確地發出了核威懾，目的是確保北約國家不敢直接下場助戰。從這兩天的信息來看，歐美政要也顯得有點冷靜了：美軍的戰略武器演習也有意推遲了，拜登政府在對策討論中擔憂是不是過度刺激俄羅斯了；歐洲社會也陷入了某種程度的恐慌，奧地利等國的藥店裏碘片脫銷了。這些現象說明戰略核威懾的確是他們聽得懂的語言。
俄方的戰爭目的，應該是通過戰場上的決定性勝利，比如殲滅其主力部隊，逼迫烏克蘭政府投降簽署炮口下的和平協議，確認烏東俄語地區或至少是盧甘斯克和頓涅茨克那兩個共和國的獨立，並讓烏克蘭承諾永不加入北約，保持對俄友好或者中立。然後普京就可以班師回朝，宣佈勝利了。如果是這種解決方案，那就相當於1939年蘇聯芬蘭戰爭的重現，慘勝也算勝利，對於普京而言也是可以接受的安排。
但是問題在於，即便俄軍用幾個月的時間殲滅了東部的烏克蘭軍隊主力，烏克蘭政府和忠於他們的一部分人民也未必願意投降，在西方的道義、物質和人員支持下，烏克蘭中西部將陷入某種形式的「游擊戰」或者「平叛」作戰狀態。
這就類似於1812年拿破崙出征沙俄，他以為通過戰略決戰擊敗沙俄軍隊主力之後，法俄之間再次簽訂共同對付英國的同盟條約，即可勝利班師回朝了，沒有料到俄方堅壁清野，不惜一把大火燒毀首都莫斯科城，也要把法軍凍死在冰天雪地中，導致拿破崙帶去的70萬大軍僅有三千人活着回國。
還有一層不確定性是，如果戰爭遷延日久，美歐對俄制裁帶來的經濟和社會痛苦累積下去，那麼普京政府的穩定性和普京總統本人的人身安全也是有可能出問題的。這種場景下，就可以出現烏克蘭軍隊反攻俄羅斯的奇觀。
據生活在莫斯科的華人所反饋的情況來看，俄羅斯人目前對普京出兵總體上是支持的，跑出來遊行反戰的僅僅是少數親西方的知識分子，而且小規模的反普京遊行在俄羅斯其實並不是新鮮事。但是對於制裁帶來的貨幣貶值、通脹上升（目前僅僅是開頭），民眾也是有一定情緒的。
近期的民意調查來看，這場戰爭的爆發，使得普京和澤連斯基兩人的支持率都有所上升。
但是，這場戰爭最終究竟是會延續和鞏固普京的政治生命，還是普京自己戳破自己的政治神話而將澤連斯基從一個政治小丑烘托成歐洲英雄？關鍵要看烏克蘭和俄羅斯國內的國民政治意志，誰更能忍受戰爭和制裁帶來的痛苦。
第五個問題：這場戰爭對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進程意味着什麼？我們應該如何處理對俄關係。
這場戰爭必將具有重大歷史意義，必須放在大體服從叢林規則的世界政治史的大背景中，才能準確而深刻地理解其含義。
具體來說，我認為應該從中美蘇（俄）三角關係的歷史演進來理解這場戰爭。
二戰結束以來，真正具有全球戰略玩家地位的，只有美蘇（俄）中三家。其它各方，要麼不具備參與全球大棋局的國力（比如印度、巴西等地區大國），要麼不具備參與的政治意志和主體性（比如德國、日本、歐盟）。
中國從這個大三角關係中的最弱者，如今已成長為綜合國力排行第二的玩家，到本世紀中葉，如果不犯顛覆性錯誤的話，中國完全有可能成為首要角色。
簡單回顧一下二戰後七十多年的三角關係演變史，有助於我們跳出樸素的善惡評價，而以現實主義的思維去理解中美俄之間的恩怨離合：
1950年代中國一邊倒，倒向蘇共，對美歐在亞洲的政治和軍事冒險實施了堅決的軍事鬥爭，通過韓戰和抗法援越等戰爭，為亞洲紅色事業的勝利立下了汗馬功勞。
但是「一五」計劃的巨大成功和對外征戰的接連勝利，讓我們自己頭腦難免發熱，內政外交都逐漸變得左傾激進，於是到了1960年代，中國「兩個拳頭打人」：左手打蘇修，右手打美帝。
而到了1969年，中蘇在珍寶島爆發邊境衝突，蘇軍遭遇伏擊吃了虧，於是蘇聯照會美國說，「八年前你們曾經有過一個非常有意思的提議，美蘇雙方共同出擊用核彈摧毀中國戰略武器基地，我們當年曾經拒絕，現在願意考慮合作。」而有趣的是，這次輪到美方拒絕蘇聯了。
關於這段歷史的細節，有興趣的讀者可以看看郝雨凡教授二十年前根據美蘇解密檔案寫的學術論文。
從1968年開始，毛澤東同志親自策劃了中國對外戰略的轉向，最終帶來中美之間的和解與戰略協作。基辛格、尼克遜先後訪華，美軍得以撤出越南戰爭的泥淖。小平同志於1979年農曆春節訪問美國白宮，之後不久便有了第三次越南戰爭，也就是中國的對越自衛反擊戰，打退了蘇聯陣營擴張主義的囂張氣焰。
到蘇聯末期，中蘇關係緩和，但是中國同西方的關係開始出問題。1989年戈爾巴喬夫訪華，1990年代中俄戰略接近，劃清領土爭議，雙方在許多戰略和全局性問題上達成共識。
到了最近的十年，中俄關係成為背靠背、肩並肩的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達到了歷史最好水平。
當然，如果熟悉現代國際關係史，人們不難意識到今天的中俄關係其實是無法跟1950年代初的中蘇關係比的，畢竟那時的中蘇之間是「同志加兄弟」的關係，那時的中國人憧憬着「蘇聯老大哥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
從戰略與安全的角度看，今天的中美俄三角關係，其實仍然是當年的中美蘇三角關係的延續。
我們仿佛回到了1950年代，北京和莫斯科背靠背肩並肩地面對西方同盟體系，但是與當年不同的是，這次是北京而不是莫斯科居於強勢地位。
在這個三角關係中，誰被孤立，誰就會遭遇大戰略困境和國運的崩塌；誰能讓其它兩方處於敵對關係，而自己居中調停，那麼誰就能處於左右逢源的主動地位。
毛澤東同志和其他中共領導人們曾經反覆研討大三角關係，華盛頓、莫斯科和北京搞戰略研究的人都明白這個道理，許多人都曾在文章和著作中明確寫出來上述定論，但是，後冷戰時代的美國執政者被勝利和自由主義意識形態沖昏了頭，（也有觀點認為美國是被其軍工複合體的特殊利益給綁架了外交政策），他們以歷時三十年的傲慢與擴張，親手把中俄再次捏到一起。
所以從大三角的維度來看，今天的俄烏戰爭與70年前的朝鮮戰爭具有很大的相似性。當年蘇聯需要自己的盟友中國幫忙出面打一場戰爭，以便為自己爭取埋頭發展的時間與空間。中國付出巨大的生命和財務代價捍衛了同盟的戰略緩衝區。
但是美國戰略圈意識到，在朝鮮半島與中國糾纏，其實是「在錯誤的時間與錯誤的地點與錯誤的敵人進行的一場錯誤的戰爭」。
同樣，今天的美國決策者和戰略圈也明確地強調，美國絕不能直接捲入俄烏戰爭，當今美國的真正戰略對手是中國。
從現實主義的三角博弈邏輯來看，如果甲乙丙三方實力由大到小排序的話，實力居中的玩家乙的生存概率是最低的，因為它被鎖定在甲乙之間安全兩難（security dilemma）之中無法脫身，而甲總是有足夠的資源和機會去誘惑丙與之結盟去對付乙。反過來，國力居於第三的玩家丙卻享有一個巨大的結構性優勢，那就是無論他挑釁誰，都不會受到真正的懲罰，因為另外兩家都把對方視為首要威脅。
老三丙在甲乙眼中的「較小威脅」特徵賦予丙以行動自由和安全，從而使得它的生存概率不僅大於老二乙，甚至大於實力最強者甲。
中國在冷戰期間能囂張地在兩大陣營之間縱橫捭闔而未遭敗績，便是得益於這樣一種結構性優勢；俄羅斯今天便具備了這個結構性特徵的庇護，普京前年曾經公開說出「坐山觀虎鬥」一語，說明他對自身的結構性地位有清晰的覺察。我曾經有一期視頻節目介紹三角決鬥的多主體認知邏輯及其戰略含義，感興趣者可以上網搜索。
當年的蘇共由於種種原因而未能將中國留在自己陣營或者保持中立，因而在小平同志訪問白宮的短短12年之後，蘇聯崩盤瓦解。
今天的中國如果要擺脫實力地位和權力結構所註定的不利地位，就必須在對俄關係中展現出當年的蘇共決策者所不具備的那種智慧和肚量。
2019年10月中旬，美國進攻性現實主義代表人物，芝加哥大學的米爾斯海默教授，來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做了一次學術講座，我是主持人。
講座結束之後，我送他出門路過明德廣場時，與他在共和國七十周年紀念的大花壇前合影留念。他一邊握着我的手對着鏡頭微笑，一邊跟我說，「你信不信，十幾二十年之後，美俄會聯合起來對付中國？」我告訴他：「我也算是現實主義者，我認為你說的這種場景確有可能出現，但是我更相信事在人為，因為社會科學的所謂規律並非註定的，別忘了，我們人是有認識能力和選擇空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