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制性災難有三個共性：一是，對災難的第一反應不是負責和應對，而是一致封鎖消息，維護體制的光輝形象；二是，當體制發現不能解決問題，就先解決提出問題的人；三是，災難過後，必須全力修復受損的體制形象。
世間所有的災難原本都是意外，但若災難發生之初由於體制性的原因而未能合理應對，那么小災難就會變成大災難。
切爾諾貝爾核事故現場
1986年4月26日凌晨，位於蘇聯加盟共和國烏克蘭普里皮亞季市的切爾諾貝爾核電站發生爆炸，一線人員第一時間發現並上報。在威力相當於400顆廣島原子彈的爆炸面前，副總工程師竟一口咬定沒有爆炸，並以開除威脅一線人員閉嘴。
數百公里內，居民聽到爆炸出來觀望，在致死的輻射中驚疑不定。核電站管理層則忙着甩鍋，副總工推給總工，總工又推給副總工。地方長官的最終指示，將曠世災難在報告中變成了一場小火災，無視常識和百萬人的生命。
切爾諾貝爾核事故現場
既然災難出現了，為什麼要上下一致地封鎖消息呢？因為他們出於慣性思維，必須要維護他們身在其中的體制不受懷疑。上級領導都是從政治角度考慮問題的，在這個時間節點上，五一國際勞動節將至，各地都在準備遊行慶祝，此時公佈那個災難消息就會演變成一個政治事件。
為了掩蓋真相，只有撒謊別無他法。
當輻射雲飄出俄羅斯，飄到歐洲，瑞典能源部第一時間打電話給國際原子能機構，聲稱檢測到異常輻射，懷疑本國發生核泄漏。專家和媒體驚疑不定，民眾大罵瑞典，國際原子能機構迅速聯繫各國，各國紛紛展開排查，只有蘇聯不予回應。4月29日，美聯社最先披露，蘇聯切爾諾貝爾核電站發生事故。
事故中出現了三位「吹哨人」：
一是現場值班長阿基莫夫，遭到當場訓誡，上級命令他閉嘴；
二是核能研究所所長瓦西里，他第一個將災情上報，他接到威脅電話，遭到蘇聯科學院警告；
第三位是國家科學院院士勒加索夫，他從簡報中發現端倪，堅持認為不是火災，而是核泄露。而且他發出了能打動上級的警告——其他三座反應堆也可能爆炸，莫斯科乃至半個歐洲都將陷入毀滅。終於揭了蓋子，開啟了一場大救援。
災區在政府組織下舉行了人數創歷史記錄的「五一勞動節大遊行」，一切都被當做沒有發生。結果，謠言滿天飛，官方媒體假裝不知道。
在三萬倍致死量的輻射下，第一批逆行者，趕來撲滅「火災」的69名消防員幾乎全部喪生。
由於體制內部需要層層報告、層層審批，蘇聯官方反應遲緩，在事故後48小時，一些距離核電站很近的村莊才開始疏散，政府也派出軍隊強制人們撤離。
當時在現場附近村莊測出了致命量的核輻射，而且輻射值還在不停地升高。但這還是沒有引起重視。專家寧願相信是測量輻射的機器故障也不相信會有那麼高的輻射。
可是居民並沒有被告知事情的全部真相，這是因為官方擔心會引起人民恐慌，甚至在普里皮亞季還在舉行有烏克蘭第一書記參加的五一節慶祝。許多人在撤離前就已經吸收了致命量的輻射（若能立即撤離，則可大幅減少受害者數量及程度）。
堵住污染源頭是一項艱巨的任務，而清除核輻射塵埃則是另一項艱巨的任務。一年之後，切爾諾貝爾核泄漏事故中最先遇難的核電站工作人員和消防員被轉移在莫斯科一處公墓內，安葬他們用的是特製的鉛棺材！因為他們的遺體成為了足以污染正常人的放射源。
核塵埃幾乎無孔不入。核放射對烏克蘭地區數萬平方公里的肥沃良田都造成了污染。
蘇聯在舉國體制下開展了聲勢浩大的救援，在此過程中有24萬名消防人員、軍人和醫務人員勇敢地進入輻射區，他們的平均壽命減少了10年。當時投入了大量的直升機搶險救災，有數量不詳的飛行員獻出了寶貴的生命，參與救援行動的飛行員很多都在若干年後因疾病痛苦地死去。
最終在事故階段性處理完成後，有526250名清盤人和至少48萬平民曾經暴露於過量輻射，他們的癌症發病率是正常人的4倍。1994年烏克蘭方面統計，僅事故發生當年就有2.5萬清盤人死亡，至今間接死亡人數已無法統計。
事後，蘇聯官方宣佈，救援工作取得了偉大成績，這是「用實際行動積極對抗資本主義宣傳的欺騙和抹黑」，大救援充滿了「勇氣和英雄主義」，是「社會主義的一次偉大勝利」。
切爾諾貝爾核事故受害者
多年以後，一些專業機構指出，烏克蘭共有250多萬人因切爾諾貝爾災難而身患各種疾病，其中包括47.3多萬名兒童。
據專家估計，完全消除這場浩劫對自然環境的影響至少需要800年，而持續的核輻射危險將持續10萬年。
在經濟上，前蘇聯損失了約90億盧布：善後處理費用40多億盧布，農業和電力生產損失40多億盧布。專家估計，除核電站本身的損失外，僅清理一項就得花幾十億美元，如果全部加起來，可能達數百億美元。
很多體制性災難的情節都是似曾相識的，並且可以反覆發生，只是發生的時間地點不同，但發生的原因都一樣，是因為多數人的無知和少數人的無恥，沒有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