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screenshot of the video shows the woman in the hut. Source: credit: Douyin via BBC
對於江蘇省委省政府關於徐州鐵鏈女的調查，學者何清漣認為迴避了兩個最關鍵的問題。
1月28日以來，徐州鐵鏈女事件不僅在中文圈傳得沸沸揚揚，英文的Xuzhou Chained Women信息也多達245,000條（截至2月23日），事件的焦點是中國異常嚴重的拐賣婦女問題與農村地區在這一問題上形成的小共同體犯罪現象。因為意識到不管什麼階層、不管受過什麼程度的教育的女性，只要被人販子盯上，就有淪入地獄的可能。國人盼望中國政府以此為契機，狠狠打擊拐賣婦女兒童的犯罪活動。但是，2月23日中共江蘇省委省政府關於徐州鐵鏈女的調查終於出爐，恰恰迴避了這兩個最關鍵的問題。
對官員的處理事由竟完全迴避拐賣人口
通過鐵鏈女事件，人們對徐州販賣婦女的黑歷史翻了個底朝天，不僅翻出1989年5月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版的《古老的罪惡：全國婦女大拐賣紀實》（作者謝致紅、賈魯生），該書揭露了全國拐賣人口的惡劣現狀，對徐州的描述如下：1986年以來，從全國各地被人販子拐賣到江蘇省徐州市所屬6個縣的婦女共有48,100名。該書還指出一個當時少有人關注到的現實：人販子從西南少數民族地區大量拐賣婦女，徐州銅山縣伊莊鄉牛樓村在1988年前幾年內增加人口200多名，幾乎全部是從雲南、貴州、四川等地拐賣來的婦女，佔全村已婚青年婦女的三分之二。「阜成門六號院」根據這條線索再翻查資料，寫了一篇《少數民族激增：人口普查數據揭徐州拐賣普遍性》（2022年2月20日），該文指出，徐州位於蘇魯交界地帶，本來絕大人口都是漢族，除了有些回族外，基本沒有什麼其他少數民族。根據1982年的第三次人口普查統計，徐州有18個少數民族，共9,000餘人。但是短短18年以後，到2000年的第五次人口普查，徐州少數民族增加到47個，其中包括來自雲南的哈尼族、布朗族、景頗族、佤族、怒族、拉祜族人。這期間徐州市人口僅僅增加了30%左右，但是少數民族人口卻增加了一倍多。
在1980年代後半期曾出現公開人口市場的宿遷是江蘇省農村少數民族人口最多的地級市，現出現不少民族村，據說是一些被拐賣女子因此地條件優於家鄉，轉相介紹來此的（當然要收取介紹費）。這種因拐賣女子而形成的民族遷徒，也算人口遷徙史上奇特的一頁。
上述文章只查到第五次人口普查，我現在再補充一條，根據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2021年），江蘇省常住人口中，漢族人口為84,126,802人，佔99.27%；各少數民族人口為621,214人，佔0.73%。與2010年該省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相比，漢族人口增加5,850,787人，增長7.47%；各少數民族人口增加236,288人，增長61.39%。這種增長速度不可能是人口自然增長，大都是西南各省遷入的女性人口。
江蘇省委省政府搶在兩會召開前頒佈關於鐵鏈女的調查結果，是想對這件轟傳世界的醜聞做個了斷。但這份調查迴避了一些最重要的問題，特別是對受處理的五位豐縣縣級官員（其中那位徐州市婦聯副主席是追查其擔任豐縣衛健委主任期間的失職）、十位豐縣歡口鎮村級基層官員的處理，主要事由是在計劃生育、宣傳不當、婚姻登記、對家庭虐待行為和嚴重超生放任不管，對精神障礙患者救治救助不力等，完全迴避了全世界都在關心的中國拐賣人口問題。調查報告中雖然提到拐賣婦女問題，但官員追責時卻無此過，這就意味着「依法嚴厲打擊拐賣婦女兒童和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等違法犯罪行為」是句空言。
迴避了中國農村在拐賣人口上淪為共同犯罪體
鐵鏈女事件引發不少討論，由被拐女子為何逃不出，引出的事實真相是血緣、親緣與地緣利益，使農村成了一個個犯罪共同體。許多農村基層組織和鄉鎮派出所不但沒有發揮保護婦女兒童權益的積極作用，反而扮演了助紂為虐的角色。
中國農村村落基本是自然村，不管是獨姓村還是雜姓村，彼此之間早就成了一個個利益共同體。光棍扎堆的貧困村落，花錢買媳婦習以為常。為了保護「買來的財產」，會形成一種不宣之於紙面的「鄉規民約」，以及一種保護這種「特殊私有財產」的「群防群治」體系。比如一旦發現被拐賣婦女企圖逃跑的行為，要給買家通風報信，讓他們採取措施提防；對於警察來解救剛被拐賣婦女的意圖與行動，村民會預警，會拒絕配合，讓警察找不到人。萬一被發現，村民會聚集起來阻撓警察把人帶走。
再回到徐州，據知情者透露，「在徐州，解救婦女是一件非常困難並且危險的事情。每個村口，往往有老人提着銅鑼把守，見到誰家媳婦逃跑或者外地公安進村辦案，立馬就敲響銅鑼，每個家有收買媳婦的惡人行動，被拐的女性插翅難飛，而辦案的民警在解救婦女時，被數十上百，甚至數百的村民圍攻也是常事」。不過，這現象並非只在徐州出現。事實上，在拐賣婦女兒童問題上，中國農村成了一個個犯罪共同體，從村、鄉鎮乃至縣一級政權都捲入其中。
更有意思的是，就在2月20日，出現一篇網文《豐縣董志民家族的前世今生及其關係網》，作者是京都靜源教授\文學博士。該文稱，「豐縣歡口鎮董集村董氏宗族，是一個在當地生存繁衍了近六百餘年，有宗祠、祖陵的大宗族。考察豐縣董家並非欺男霸女之家；也非土匪刁民之輩。為何會誕生作奸犯科的董二瘸子和惡名滿世界的董志民？實在不好解釋。」文章還特別提到該家族對董志民的冷落，族中的婚喪喜慶都不帶他玩，聽起來，董的作惡完全與家族庇護無關，是他個人行為。
作者對董氏家族的正面敘述非常詳實，許多資料除董氏家族主動提供，很難在網上搜索獲得。但在看了這篇文章之後，我有一個疑問：該族難道不知道董志民家那個女的被鐵鏈鎖住囚禁飽受虐待的事情麼？如果知道，為什麼不能出來制止？上述文章想證明，董氏家族一直講究體面，但董志民虐待鐵鏈女的慘無人道，卻讓這個聚族而居的家族努力裝點的體面盡失。
結合起來看，我只有一個解釋，中國政府想掩蓋新農村建設失敗這一事實。自從中共中央在2005年十六屆五中全會上提出新農村建設20字方針——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將此作為對農村工作的總體要求，並在2006年將其細化為「優化農業生產佈局、推進產業化經營，加強農田水利建設、搞好土地整理，提高農業機械化水平、加快農業標準化」，「穩定與完善家庭承包責任制，推行流轉土地」，從這些方針不難看出，除了「鄉風文明」這四個難以界定內涵的要求之外，具體措施主要着重於物質層面的硬件建設。2021年8月，習近平在河北省承德市考察調研時強調「把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得更加美麗宜居」，重心也在物質層面。
但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不意味着文明的同步推進。常見說法是拐賣人口現象嚴重是因為貧窮落後江蘇省自改革開放以來，按GDP總量排名，一直居中國經濟發展前五之列，近幾年躍升到第二或者第三。徐州市的排名也一直未出前十，2020年躍升至第六，居全國50強城市的第27位。但鐵鏈女事件，卻讓世界對徐州的印象難脫「野蠻」二字，更讓中國政府長達18年的新農村建設光環盡褪，經濟發達，一直自以人文鼎盛自居的江蘇尚且如此，其他農村地區可想而知。
可以說，徐州鐵鏈女事件帶出的人口拐賣與農村成為犯罪共同體真實面目，標識中共建政以來的農村治理基本失敗。這就是江蘇省委省政府相關調查報告努力迴避這兩個問題的原因所在。
作者：何清漣，中國經濟學者，現居美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