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混淆還出現在其它文章中。如將買賣婦女和買賣野生動物的量刑作為比較。雖然其動機和目的是對的，是對劫持婦女並轉讓對其控制的犯罪行為量刑過低的批判，但此「買賣」非彼買賣。後者符合買賣的定義，是用自己擁有的物品交換別人的物品（或貨幣），而前者根本不是。它的罪惡不是「買賣了婦女」，而是「根本就不是買賣」。更何況把這種犯罪視為一種「買賣」，已經出現在中國大陸現有的法律文本中，這說明法案起草者，他們應該是法學界的頂尖專家，也陷入了這個概念迷團。遑論人大投票人。這讓人感慨，這個「買賣」概念偷換得如此巧妙，以致法學界高人竟無人察覺，致使人們在無意中將劫持婦女並轉讓控制的重罪參照「真正的買賣」去理解，不時地生出一絲「諒解」或「同情」，不僅導致了過輕量刑，而且在執法過程中，也把這一重罪看成是「買賣婚姻」而手下留情，但卻造成了成千上萬被拐婦女的人間悲劇。
究竟有人看出了問題。例如「南洋富商」的文章題目，「拐賣婦女這個罪名的作用，就是為罪犯開脫」就點中了要害。作者指出，「所謂『拐賣』婦女案，其實就是人販子對婦女的綁架（也可能包括暴力傷害、強姦），以及買家對婦女的非法拘禁、強姦、暴力人身傷害。」（2022）在現實中，這種犯罪卻經常被與「婚姻介紹」如「買個越南老婆」混為一談。他認為，既然法律裏面有現成的罪名：非法拘禁罪，強姦罪，綁架罪，人身傷害罪，「拐賣婦女罪」就可以取消。因為這個罪名是用來混淆視聽的。我很贊成他的主張。我要補充的是，之所以造成這種結果，是法案起草者或人大投票人不能區別真正的買賣和所謂「拐賣」之「賣」。如果還要有針對這一罪行的罪名，我建議改成「劫持婦女並轉讓控制罪」。
把「買賣」一詞拿掉，我們就會看到，這是一項令人髮指的重罪。人販子和「受讓控制」者是同等的犯罪。僅就被視為「收買」的環節中，拆掉「買賣」的偽裝，我們看到的是人販子在「受讓控制」者的意志指引下，用暴力（或其它手段）將婦女劫持而來，而這時「受讓控制」者非常清楚，該婦女是被人販子暴力控制之下的，當他履行一個看似「買賣」的形式後，就將暴力控制權轉到了自己手裏。在這之間，對婦女的暴力控制是連續的，犯罪行為從一個人轉移到另一個。可以說他們就是同謀犯罪。在「受讓控制」者用暴力控制了被拐婦女以後，他要做的就是每天例行性地強姦，這是比一般強姦嚴重得多的犯罪行為。適用強姦罪，據《刑法》，這屬於「情節特別惡劣的」，包括「利用殘酷的暴力手段如捆綁、捂嘴、卡脖等強姦婦女的」，和「長期多次對某一婦女進行強姦的」，最高量刑是死刑。而要達到對被拐婦女的長期控制，需要一個村的共同犯罪。他們共同監視被拐婦女，在她們試圖逃跑時將其抓回。這是有組織犯罪，是比個人犯罪嚴重得多的重罪。
還有一種傷害似乎被普遍忽略，這就是對被拐婦女原家庭的傷害。女兒或妻子是家庭的重要成員，是在人倫感情上不可或缺的一員。當她們被劫持走以後，該家庭就受到了嚴重傷害。身為父母或丈夫，誰都能體會親人被拐走的撕心裂肺的悲痛。有的父母因尋找被拐女兒放棄了原有的工作，用盡餘生去尋找親人，尋找時間有的長達幾十年。如報道中有的尋找女兒19年，有的尋找兒子26年，還有終生尋找不到的。因為劫持婦女不僅傷害了該婦女本人，還劫持走的其親人的餘生大部分時間，造成了家庭悲劇。家庭的價值在於完整，人販子不僅毀掉了被劫婦女的一生，還摧毀了家庭價值。這應該算入這一犯罪帶來的傷害之中。
一旦我們發現「劫持並轉讓控制婦女」犯罪是比所謂「買賣」嚴重得多的重罪，而在原來的法律中，因為誤用「收買」、「買主」概念而對這一罪行量刑過輕，合乎邏輯的結論就是提高量刑。羅翔教授認為，「拐賣與收買屬於刑法理論中的「對向犯」，是一種廣義上的共同犯罪。」而對拐賣婦女犯罪，「買方和賣方，三年和死刑，刑罰明顯不匹配——刑法對前者的打擊力度要弱得多。」（2022）對此車浩教授提出有「善意收買」的可能，如果入罪就排除了收買解救她的可能（2022）。桑本謙教授反駁說，這反而「應該受到嘉獎。」取證不難，「受害人的證詞就有足夠強的證明力」（2022）。車浩教授又說，「被拐女性的被強迫的意志自由，並不是在這個環節上面因交易行為而直接受損害的。」（2022）車浩教授真的被這一喬裝的「交易」所迷惑，沒有看出這一轉讓控制場景的猙獰的暴力性質？
看來問題不僅僅在於對「受讓控制婦女」者（「買主」）是否提高刑罰的問題，而要回過頭來再強調對「買賣」概念的誤用。這一概念用於法律文本之中，而被專業人士毫無戒備地用來討論相關問題，使得人們經常有意無意地將「買賣」所包含的正當性和合法性借用到「劫持並轉讓控制婦女」犯罪上，帶來對這種犯罪的寬容看法和憐憫之心。如賈平凹說，「如果他不買媳婦，就永遠沒有媳婦，如果這個村子永遠不買媳婦，這個村子就消亡了。」（《北京文藝網》，2016）他這裏說的「買媳婦」實際上是指「受讓控制婦女」。他擔心這個村子沒有女人生孩子，因此就認為婦女應該承受被暴力劫持和強姦的命運。他這種看來不能讓人接受的看法，實際上是混淆「買賣」和「劫持並轉讓控制」所至，似乎他把「買賣」一詞所包含的善意和合法性用於想像拐賣的情境。然而如果他們真的「買媳婦」，他們既不會犯罪，村子也不會消失。
車浩教授認為，「把收買行為在紙面上提升了重刑甚至掛了死刑，……當地執法者面對一個『居高不下』的起步刑，……立案就意味着把本地人往死里整，結下世仇，可能在當地都混不下去了。」（2022）這似乎說，刑罰越重，越難執行，為了好執行，就要定得輕一些。我猜這不是他的本意。合理的刑罰，是與罪行成比例的。歸根結底，還是因為認為「拐賣婦女」沒有那麼嚴重，才出此說。這仍是這種罪行喬裝的「買賣」形式在作祟。合理適宜的刑罰不僅要對罪行予以相稱的懲罰，更重要的是，要建立一個先例，讓所有潛在的罪犯覺得得不償失，從而阻止後來的犯罪，減少和消除眾多女性的可能的噩運。從社會的長期角度看，這是值得的。至於執行難則是一個技術問題。可用異地審判，異地服刑來解決。
話說回來，為什麼懲罰劫持並轉讓控制婦女的罪行會遭到當地農民的強烈對抗，恰是因為他們認為這種行為情有可原，他們是一些「面對有剛需性的買媳婦的農民」，並且還付了錢，有「買主」的權利，而不是犯了什麼重罪。而當地執法機關若也將這種罪行混同於「買媳婦」，他們自然也就沒有了執法的底氣。只有我們揭穿「買賣」的偽裝，這一罪行的殘暴和邪惡性質才暴露無遺。當人們知道一個人殺了人，誰還會幫助他對抗法律呢？如果有罪犯的抵抗，是值得用正義的暴力去打擊。當林肯總統宣佈要廢除奴隸制時，美國南方各蓄奴州公然武裝反叛，結果怎麼樣？美國人民認為值得一場戰爭。
將劫持並轉讓控制婦女說成是「買賣婦女」，還暗含着對婦女人格的否定。這一概念之所以能將婦女視為被賣物品套進「買賣」的框架中，是因為它意味着婦女沒有獨立的意志。這在這次「鐵鏈女」事件極為明顯。事件一曝出，豐縣政府急急忙忙發佈四個自相矛盾的公告，說她是某某某。實際上，最權威的說法是該婦女本人。儘管她精神不正常，然而仍會記得她的身世的片段，是證明她真身的重要線索。當地政府似乎無視她本人的存在，認為可以「替」她說話，就像證明一件物品是不是被偷的一樣。
對在400多起案件中，「絕大部分案件僅判決構成收買被拐賣的婦女罪，刑罰輕緩，為一年左右」的情況，王錫鋅教授解釋說，「在實踐中，對犯罪者的強姦罪和拘禁罪追究難度相對更大；尤其是這些行為如果發生在婚內」（2022）。這種解釋似有問題。最重要的證詞應出自被害婦女之口。這當然要將被害婦女與加害人在時間上和空間上隔離開來。比如回到父母家或兄弟姐妹家中，有一定的時間長度讓其精神調整過來。由於一些婦女長期受到毒打、虐待，精神上已經完全扭曲，甚至為了心理上適應該環境，表現出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產生某些對加害者的認同或「感情」，並且因為生了孩子而處於兩難境地。這更需要加以考慮的，而不能因此忽視她們的證言。至於已經被迫「結婚」的，也並不妨礙她們揭露強姦、虐待和限制自由的罪行。
總之，解決並消除拐賣婦女犯罪的關鍵一環，是在社會觀念上和法律上澄清這一犯罪與「買賣」之間的區別，去除這一罪行上面的「買賣」偽裝。王錫鋅教授強調，「拐賣和買受婦女兒童的本質都是對人的核心價值的侵犯，都是對人的奴役。」因而主張嚴懲（2022）。而車浩教授則有不同看法，他說，「人作為目的尊嚴？人身的商品化？女性的物化？恕我直言，如果完全脫離開收買之後對女性的身心傷害，僅僅是一個金錢交易行為本身，難以體現出對這些價值的蔑視。」（2022）也似乎有道理。關鍵在於，這並不「僅僅是一個金錢交易行為」，對被拐婦女人格尊嚴的污辱不是因為買賣，而是因為不是「買賣」。即不是合法所有者出售自己的東西，包括身體。符合定義的合法的公平的買賣是當今社會的普遍現象，人們用自己的勞動（一定時間內的自由和身體）交換工資，甚至妓女用身體換取金錢，沒有人說污辱了人格。
所以我的建議是，取消對拐賣婦女罪行的所有有關「買賣」的說法，用「劫持並轉讓控制婦女罪」替代「拐賣婦女罪」，用「受讓控制婦女罪」替代「收買被拐賣婦女罪」。這種說法現在看來很繞口，卻去除了「買賣」的字樣，使人們不再有幻象，把這種行為與真正的買賣行為混為一談。使罪行的性質更為赤裸裸地顯現在法律條文中。或者我也同意「南洋富商」的建議，乾脆將「拐賣婦女罪」取消，直接還原成「非法拘禁罪，強姦罪，綁架罪，人身傷害罪。」我承認，後者更為簡潔。無論如何，當把本不存在的「買賣」假象去掉以後，人們就不會將這種重罪與「買賣婚姻」混為一談，也不會對「拐賣」與「收買」的量刑不同而費心思，這兩者的性質和程度一目了然：
甲乙兩人合謀綁架婦女，只不過做了分工，甲去綁架，乙付他錢，這錢不是被拐婦女的價值，而是甲的「辛苦費」，甲綁架了婦女以後，用暴力脅持到乙處，將對該婦女的暴力控制轉交給乙，乙隨後對該婦女進行了「情節特別惡劣的」強姦。這焉能不是令人髮指的嚴重犯罪呢？
參考文獻：
《北京文藝網》，「賈平凹：『如果不買媳婦，這個村子就消亡了！』」，2016年5月8日。
車浩，「收買被拐婦女罪的刑罰需要提高嗎？」《中國法律評論》，2022年2月7日。
南洋富商，「拐賣婦女這個罪名的作用，就是為罪犯開脫」，《人間wz》，2022年2月8日。
桑本謙，「為什麼要立法嚴懲收買被拐婦女罪？」，《中國法律評論》，2022年2月8日。
王錫鋅，「收買婦女兒童罪量刑引熱議，專家：侵害社會核心價值理應重罰」，《:南方都市報》，2022年2月9日。
武勤英，「女研究生如何被拐騙?——採訪《沉重的思考——對11位女研究生被騙案的追蹤採訪》的回憶」，《光明日報》，2007年12月8日。
2022年2月11日於五木書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