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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站得最高,看得最遠的中國人---郭嵩燾

—昏聵時代的獨醒者郭嵩燾故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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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他同時代那些所謂中興名臣相比,郭嵩燾的格局無疑要高出很多,與龔自珍、魏源等士林領袖相比,他的胸襟也要寬廣很多,郭嵩燾應該是他那個時代站得最高,看得最遠的中國人,他的思想高度就是那個時代中國的思想高度。郭嵩燾曾屢屢直言,「天下之大患,在士大夫之無識」,「天下之亂,由大臣之無識釀成之」

1848年初秋,同為湖南老鄉,深受郭嵩燾推崇的魏源平生第一次來到香港,香港的繁華讓這位《海國圖志》的出版人感受到強烈的震撼,他甚至誇張地把自己所看到的香港比作神話中的蓬萊仙境:山邪雲,城邪人,胡為兮可望不可親?豈蓬萊宮闕秦漢所不得見,而忽離立於海濱。豁然橫亘兮城門,市廛樓閣兮兼郊。中有化人中天之台千由旬,層層級級人蟻循。龍女綃客闌干捫,珊瑚萬貝填如雲,貿易技巧紛詐諼。商市罷,農市陳,農市散,軍市屯,漁樵耕饁春樹簾,畫本掩映千百皴。旗纛車騎畋狩闐,蠻君鬼伯甲冑紳。合圍列隊肅不喧,但有指麾無號令,招之不語揮不嗔。矗矗鱗鱗,隱隱濆濆,若非天風漸盪吞,不知逞奇角怪何時泯。俄頃樓台盡失陂陀存,但見殘山剩樹斷橋只獸一一漸入寥天痕。吁嗟乎!世間之事無不有,世間之物無不朽,影中之影夢中夢,造化丹青寫生手。王母雙成今老丑,蟻王蝸國爭蒼狗。若問此市有無與幻真,三世諸佛壁掛口。龍宮怒鼓風濤嗔,回頭已入虎門右。

在詩後的題記中魏源自注到:香港島在廣東香山縣南綠水洋中。諸嶼環峙,藏風宜泊,故英夷雄踞之。營廛舍樓觀如澳門,惟樹木郁蔥不及焉。予渡海往觀,次晨甫出港,而海中忽湧出數山,回顧香港各島,則銳者圓,卑者矗,盡失故形,若與新出諸山錯峙。未幾,山漸離水,橫於空際,交馳互鶩,漸失巘,良久化為雄城如大都會,而海市成矣。自寅至巳始滅。幻矣哉!擴我奇懷,醒我塵夢,生平未有也。其可以無歌?

筆者之所以全錄這首詩及題注,是因為魏源在當時被推為第一個睜眼看西方的中國人,他的《海國圖志》士林中幾乎家喻戶曉,書中那句「師夷長技以制夷」不僅被士人奉為自慰的精神鴉片,也被後世的統治者引為對付西洋的經典,他也因此贏得巨大的虛名。只可惜魏源杜撰《海國圖志》時,連西方是什麼樣子都不知道,完全是東拼西湊加上抄襲林則徐的《四洲志》而成。當他親眼目睹西方世界的真實面貌時,他引以為傲的「師夷制夷」的觀點顯然站不住腳了。而他心中那個中國是無所不有的「天朝上國」,荒蠻之地的「狄夷」只能向「天朝」進貢,而無權與位於「天下之中」的中國「互通有無」的「華夏中心」論的塵夢也在瞬間幻滅了。不過這種幻滅感或許只在魏源的心中存留了片刻,他又陶醉於幾千年形成的塵夢之中了。

但郭嵩燾顯然不會沉醉於魏源式的塵夢裏了,他已經從塵夢中徹底醒來。從上海回江西時,郭嵩燾特意給曾國藩帶了兩件東西:雙眼千里鏡和一個風雨表。郭嵩燾想把自己在上海的見識與曾國藩分享,然而令他深感遺憾的是,這位與他風雨同舟數十年的好友,在對待夷狄的問題上卻與他有不可逾越的分歧。沒過多久,郭嵩燾與曾國藩分手,告別了自己參與創建的湘軍,此後十多年,直至曾國藩離世,郭嵩燾再也沒有與曾國藩共事,哪怕期間他幾次解職回鄉,賦閒在家。

網絡時代來臨後,人們漸漸撥開了歷史的迷霧,了解到一些歷史真相,郭嵩燾也逐漸浮出水面並進入大眾視野。面對一個一百多年前的歷史人物,我們到底應該如何評價他?

很多人把他定義為他那個時代的先行者,對此我不敢苟同。毫無疑問郭嵩燾有很多先知般的預言,如1859年初,咸豐命郭嵩燾參贊主持天津海防的王爺僧格林沁,郭嵩燾認為「洋務一辦便了,必與言戰,終無了期」,所以他向僧格林沁建議與洋人議和,但被剛愎自用的僧格林沁斷然拒絕。志向受挫的郭嵩燾萌生去意,請求回籍,以身體為由反覆告假,回到湘陰僅一個月,咸豐十年八月初四,他就從朋友來信中得知天津塘沽失陷,然後是京城失陷,咸豐逃往熱河號稱「駕幸」。郭嵩燾「為廢寢食」「痛悼不已」,想不到自己「不幸而言中」,而且還是「昨歲之言」。再比如,他認為,眼前的「夷狄」已非「古之夷狄」可以比擬,「西洋之入中國,誠為天地一大變,其氣機甚遠」,而且,「夷人之於中國,要求通商而已」,「西洋以行商為國計,其勢必不能竟已也」,「得其道而順用之,亦足為中國之利」。因此,雖堯舜生於今日,「必急取西洋之法推而行之」。否則,就會是人家西洋「以其有道攻中國之無道」,那才是真正的災難。另外,還在英國時郭嵩燾就注意到,此時更全面地學習西方的日本必將勒逼中國,「諸公欲以無本之術,虛驕之氣,以求勝於日本,於人於己兩失之」。1894年的中日甲午戰爭中國必敗,1877就在郭嵩燾的預料之中了。就連自己死後的名聲,郭嵩燾也有準確的預測:傲慢疏慵不失真,惟余老態托傳神。流傳百代千齡後,定識人間有此人。其實根本用不了一百代,現在的郭嵩燾已經廣為人知,而且再也掩蓋不了了。

在筆者看來,郭嵩燾最有分量的預言應該是他那篇中國要想融入世界主流文明,必先經過二、三百年的漫長轉型的論述。與郭嵩燾差不多同時的王韜曾說:中國不及百年,必且盡用泰西之法而駕乎其上。郭嵩燾的預期沒有那麼樂觀,他感覺朝廷行政用人「顛倒失次」,「而人心詭變,連讀書人都無禮無信,不仁不義」,「上有釀亂之有司,下有應劫之百姓,亂至無日矣」,「回首人間憂患長」,苦難或許才剛剛開始。所以,他認為中國需要差不多三百年才可能走出秦漢以來累積深厚、流極敗壞的政教,非這樣漫長不能指望振興。他說,武器、製造,有賢者擔當,也許三五十年勉強能「望見其涯略」,百年樹人,以百年之力或許可以「滌盪舊染」,磨礪出合適的人與人才,再以百年之力方可以累積成人心風俗,真正的改變在於人心風俗。

與他同時代那些所謂中興名臣相比,郭嵩燾的格局無疑要高出很多,與龔自珍、魏源等士林領袖相比,他的胸襟也要寬廣很多,郭嵩燾應該是他那個時代站得最高,看得最遠的中國人,他的思想高度就是那個時代中國的思想高度。郭嵩燾曾屢屢直言,「天下之大患,在士大夫之無識」,「天下之亂,由大臣之無識釀成之」,「國家致弊之由,在以例文相塗飾,而事皆內潰;非寬之失,顢頇之失也。」他也非常認同劉蓉「非英夷之能病中國,而中國之自為病也」的論點。即使在他死後歷經甲午戰敗之痛的張之洞,面對危局也只有「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醫國之方。但在郭嵩燾看來,要想趕上西洋,首先應該學習西方的政治制度,制度的改變才會有國家改變的可能。「惟天子以天下之政公之天下,而人能自效其誠」,這是西洋正在遵循的政教,也是西洋崛起的秘密,他引用《詩經》的話說,王者之政,「俾民不迷」,但是,秦以後的中國,「懸法律以束縛天下」,「民之受其迷者兩千餘年」。他認為靠君主個人道德維持的政治其實是不能持久的,可以持久的是「公之眾庶」的政治,這就是西洋立國之本。

但是,我們不得不承認,與他同時代的日本思想大家福澤諭吉相比,郭嵩燾的認知局限一目了然。郭嵩燾與福澤諭吉可以說是他們那個時代中日兩國對西方文明認識最深刻的人。1872年,福澤諭吉發表了他的代表作《勸學篇》,文章的開篇就寫道: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這就是說天生的人一律平等,不是生來就有貴賤上下之別的。人類作為萬物之靈,本應依憑身心的活動,取得天地間一切物資,以滿足衣食住的需要,大家自由自在,互不妨害安樂度日。提倡人人生而平等、自由,是現代文明世界的核心價值觀念,而憲政民主的國家制度都是為捍衛人的自由、平等而設立。所以人權是第一位的,國家制度則是從屬的。福澤諭吉一開始就倡導人的自由、平等權利,無疑抓住了現代文明的核心價值所在。而即使是郭嵩燾也無法突破中國儒家上下尊卑的桎梏,在他的文章里,是看不到自由、平等等字眼的,他也無法看到經歷憲章運動後的英國,人權觀念的興起和個人權利得到保障才是國家繁榮富強的根本所在。

另外郭嵩燾與福澤諭吉更大的差距在於,為了踐行自己的價值觀,福澤諭吉一直身體力行,在日本從事教育事業,即使面對反對者發出的死亡威脅,他也沒有停止宣傳自己價值觀的腳步,幾十年後,他不但桃李滿天下,也把自己倡導的自由、平等觀念傳入了千家萬戶,並讓它們在日本生根開花,所以即使在一百多年後,日本人民還深深懷念他,把他的肖像一直印在日元最大面額紙幣上。而郭嵩燾僅僅把自己在英國的所見所聞和對西洋政治體制的一些看法寫在日記里,就遭到舉國的攻擊謾罵,而面對這些攻擊郭嵩燾無疑是懼怕退縮的,他沒有勇氣站出來公開捍衛自己的理念,更沒有勇氣身體力行宣傳自己的理念。從1879年到他去世的1891年,其間有12年時間,郭嵩燾過着幾乎是隱士般的生活,他唯一的一次反抗,就是在死後不讓任何人參加他的葬禮。

對於中國人的文化惡習,郭嵩燾是體念至深的,所以他才會提出中國社會的現代化轉型非得歷經二三百年才能成功,而僅僅是「滌盪舊染」,就需要百年之力。也或許是對這種舊文化的深惡痛絕,郭嵩燾死後,他把自己埋葬在一個叫蜈蚣開鉗的地方,他似乎是想借蜈蚣的兩隻巨鉗,以毒攻毒,把中國積重難返的惡習統統蕩滌掉。

2018年7月5日下午,我們從湘陰縣城驅車來到汨羅市沙溪鎮劃江村郭嵩燾墓前祭奠這位十九世紀的思想偉人,郭的原墓已在文革中被毀,現在的墓是2011年重修的,而且已無法恢復原來的舊貌。我們開車離開來到墓葬對面的公路上再回望郭嵩燾墓時,能看到一條巨大的蜈蚣盤踞在田園中間,但那兩隻巨鉗卻再也見不到了。而車行十幾分鐘,就來到了長沙縣一個叫開慧鎮的地方,那裏有規模龐大的開慧紀念館,我們沒有停留直接上了回長沙的高速。從郭嵩燾舊居到楊開慧紀念館,兩相比較,心理落差讓人無法承受。

回程的路上,突然來了一場暴雨,但即使雨量再大,時間再長,似乎也無法驚醒中國人新的塵夢。

責任編輯: 李廣松  來源:民主中國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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