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1日，華盛頓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和史丹福大學聯合進行的「中國大數據」項目發佈第一份報告—《中國的公共輿論：沉默的大多數？》。
報告由史丹福大學副教授潘婕(Jennifer Pan)和政治學助理教授徐軼青共同撰寫。CSIS在推出這份報告時指出，華盛頓的主流觀點認為，在習近平高度壟斷權力的今天，雖然中國公民仍持有自己的獨立看法，但因為恐懼而不敢表達。但報告發現，中國民眾、特別是精英階層對當局政策其實持有不同看法，並不總是支持中國政府的選擇。
報告指出，當今中國存在堅信市場濟和政治自由化的「沉默大多數」，這些人的輿論力量對習近平構成政治挑戰。
這樣的結論與過去許多就中國公眾對中國和習近平看法所進行的調查結果不符。比方說，2020年哈佛大學出版《理解中國共產黨韌性：中國民意長期調查》，認為中國民眾對中共政府滿意度高達93.1%，到2016年，中國政府比過去20年中的任何時候都更受歡迎。
如果這份民意調查報告所描述的「沉默大多數」為真，它對當下中國的政治意義是什麼？如何看待這份最新報告與美國官學兩翼主流中國看法之間的差異？該報告對改變美國當下中國政治主流觀點和將來的美中關係決策能夠帶來多大影響？
中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主席王軍濤認為，大家都知道由於中國民眾無法自由表達意見，因此在中國很難進行民意調查，但除此之外，由於中國人的政治認知和政治價值極度不成熟，因此每有公共事件出來，馬上能戲劇性地改變中國人對黨、政府和習近平的看法，這又增加了在中國做民調的困難度。
他說：「我們回到關於政治文化的概念。從阿爾蒙德就提出政治文化有三個東西，一個是政治意見、政治認知；第二是政治情感；第三是政治價值。在中國，我們還要考慮到做調查比較難就在於，中國人對於很多政治概念並沒有很明確的認知。因為中國政治教育嚴重缺位的時候，其實一個概念兩個概念之間在做這種調查的時候很難理解，這是一個。政治情感比較容易，他喜歡什麼不喜歡什麼。比如他喜歡自由經濟，不喜歡獨裁、計劃經濟，這個比較明顯。政治價值就更不要說了，在中國是禁止進行自由民主的價值討論。這份報告我覺得從政治情感上比較容易得出結論，但是政治情感的問題，我在做政治學研究的時候就知道政治認知它可以高度不一致。比如一個人，假如他喜歡自由經濟，討厭民族主義，那他會不會又會對習近平有好感呢？這個我從接觸中國留學生來看有這個問題，這就是他們政治認知中的嚴重不足。所以我跟黎安友先生說，在中國做民調很扯的另一個原因就在於，中國人包括受過教育那些人，每一個公共事件出來都馬上能戲劇性地改變人們的看法。它不像美國，美國是在長期的爭論中形成的比較穩定的民意。不管出現什麼事件，共和黨、民主黨都會往架構中去找解釋。它有意見領袖、學者幫它解釋。中國是一個事件出來，他對黨、對政府、對習近平的感覺馬上就出現戲劇性的變化。所以可以看到一個極權政府在它垮台之前，民調還好像還是高度的一致，好像支持它。但是一個事件出來，馬上民情洶洶，幾天之內大規模政治風潮，就改變了一切。所以這種調查，我覺得在中國還有一個難度就是，實際上中國人的政治認知和政治價值極度不成熟。也就是在沒有自由討論的時候，老百姓也不知道他的意見是什麼。因為一旦有了自由討論接觸到更多信息，或者有一個新的事件產生，都使得他的意見會出現非常大的改變。」
CSIS和史丹福大學的這份聯合報告顯示，中國民眾、特別是精英階層對當局政策其實持有不同看法，並不總是支持中國政府。而哈佛大學此前發佈的一份調查報告結果顯示，中國民眾對中央政府滿意度高達93.1%。
法律學者、獨立時評人虞平分析認為，哈佛調查關注對政府滿意度或表面現象，斯坦福報告調查關注價值。哈佛調查證明北京洗腦起了作用，而哈佛報告中未被注意的細節證明北京治理並不成功。
他說：「我覺得兩個調查的重點不一樣，一個是價值觀的調查；還有一個調查更多的是政府的滿意度或者比較表面的現象。哈佛大學的調查報告實際上還有很多沒有被注意的細節，跟美國的調查正好相反。關於對政府的信任度方面，有個很有趣的現象，對中央政府的滿意度提高，對地方政府的滿意度遞減，甚至越到基層越不行。而美國這種聯邦國家對中央的滿意度是最低，反過來對基層是最高。這意味着什麼呢？民眾對政治的體感跟認知是有很大落差的。反過來講，中國現在面臨一個什麼情況呢？中央政府在提高它的滿意度的同時，代價是它的地方政府滿意度是非常低的，甚至低於50%。如果你看哈佛大學的滿意度(調查)，在這十幾年的過程中，甚至低於50%以下都有的。這意味着什麼呢？意味着老百姓的體感的政府是差的，而他幻覺中的政府體感是高的。意味着可能宣傳效應或洗腦效應是起了作用的。反過來講，如果你讓中央政府這些人都下來管理地方政府，他的滿意度也不高。可是中國的宣傳工具或它的一整套體系讓民眾感到幸福，但同時它又不接觸民眾。所以就這點來講，可能專制國家在對社會質疑中採取了機動的方法，包括在納粹的時候也碰到過這種情況。因為大家對最高元首是非常有至高崇敬的，但這是靠宣傳手段建立的，並不是靠民眾對他政績的來建立的。所以這一點上要區分兩個調查的重點是不一樣的。而且哈佛大學的調查很顯然是有很多漏洞的。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老百姓心中的信任度是遞減的，而且遞減的很快，(百分之)九十幾到50%以下。這說明中國在治理過程是不成功的。」
CSIS與史丹福大學的這份報告的結論認為，中國公民的觀點複雜前後連貫，往往與官方意識形態框架和政策大相逕庭。總之，習近平面臨着真正的來自大眾的國內政治挑戰。
對此，虞平表示，中國精英階層的意見是否能對中共最高決策層構成影響要取決於他們能否更多地參與到決策過程中，從目前的狀況來看這是不樂觀的。
他說：「這種輿論的變化，對它(中國)本身現在這個領導階層有沒有大的影響，其實取決於中國對他意見大的階層在政治決策、參與過程中的作用有很大關係。換句話說，其實這個很明顯在習上台後，中國的政治精英、經濟精英、知識精英，實際上從整體上是被邊緣化的。所以他不滿的情緒、持自由派的觀點也許是有事實依據的。可是他們在政治決策、政治參與過程中，越來越被邊緣化，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所以我們很難去說，現在這個階段，不滿習近平在這個人群比較多了以後，會不會對他的統治構成很大的威脅？這還是要看現在他的決策過程中所影響的中國的絕大多數對他是不是有很大影響。」
這份報告最後也提出，美國在制定對華政策時應考慮到這部分中國民眾的意見。但中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主席王軍濤認為，美國政府的對華戰略方向已定，不大可能再做調整。
他說：「我覺得對一些智庫討論會有意義，但是華盛頓的決策至少拜登政府說得很清楚，『不謀求改變中國』，他們可能在這上不抱希望。所以我覺得其實中國是什麼樣、習近平是什麼樣，他們已經在地緣政治上界定了中國是美國下一個最大對手。但是美國沒有這個計劃現在去改變它，所以我覺得沒有影響。」
（美國之音記者尹暄對本文亦有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