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老將！時間很晚了，說幾句堵在心頭的話。
今天朋友圈在刷屏一篇文章，來自傳媒特訓營公號，標題就叫《光明日報記者武勤英：對11名女研究生被拐騙案的沉重思考》。
這算是一篇小號爆款，是一篇關於新聞專業的分析文章，之所以會被瘋狂轉載，說白了，也就是沒有對比就沒有傷害，每一個流量都是民意呼喚。
這篇文章開頭也是在對比江蘇豐縣鎖鏈女事件。
眾所周知，這件事目前除了一些自媒體在提心弔膽挖掘真相，大多數權威媒體都處於普遍失語狀態，沒有去呈現除了官方公告之外的細節真相。
新聞專業自媒體把當年光明日報記者武勤英報道深挖女研究被騙拐的細節呈現出來，很多人愰如有隔世之感。
原來記者真的牛過，他們曾經如此勇敢逼近真相，如此不懼艱辛阻擋，如此極致追求專業規範。
那麼，下面我也簡單複述一下，當年這位武勤英記者是如何深入調查報道「女研究生被拐案」的。也想對新聞界朋友們說一句——學習光明日報以前好榜樣。
事實上，光明日報當年也曾以一篇《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引發一場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成為打開改革開放大門的一個重要開關。
不繞了，還是看看當年武勤英記者是如何對婦女被拐案進行追蹤的。
當年，武勤英是在翻閱《河南日報》的時候，看到該報下方有個不到300字的小豆腐塊短文，說到有個拐賣女研究生的騙子在鄭州落網。武記者認為，同行沒把事情來龍去脈交待清楚——女研究生為什麼被騙?騙子是何許人?
於是，她就給報社部門領導說想進行採訪追蹤，還原細節真實，領導立即表示很支持。
看看吧，真沒什麼複雜的原因。這也就跟我們現在在抖音視頻上看到豐縣那個八孩女人被鐵鏈子拴着一樣，大家也都在關心，她從哪裏來的？人怎麼瘋的？怎麼會生了8孩？牙是怎麼沒了的？為何被鐵鏈拴着？
只是沒想，天大地大，媒體林立，到今天，在這事上，竟然沒有第二個武勤英這樣的專業記者出現還原細節真相。
武記者當年寫這個新聞報道，就是基於同理心和共情感。她說自己身為女人，設身處理想，如果慘遭不測的是自己的姐妹或女兒，那該多撕心裂肺、痛不欲生呀。
為了讓更多的姐妹擦亮眼睛，避免再上壞人的當，武記者重走來到女研究生被騙之路，從河南到山東，千里迢迢一路跟蹤採訪，通過不懈努力感動了公檢法同志，接觸到關鍵人物，拿到關鍵信息，成功寫出了《沉重的思考——對11位女研究生被騙案的追蹤採訪》這樣的深度報道。
沒有什麼比真實還原細節場景的力量更大。
當武記者面對女研究生被鎖在屋中71天的那間破房子，看到屋裏的床沒有床板，只是用高粱稈當床鋪的，上面鋪了一床舊粗布單子，裏面只有一塊破水泥板下面墊上一摞土坯做成的桌子，而且滿是灰塵，其他沒有一件像樣的擺設……
然而，就是在這樣環境下，來自上海的女研究生被那個大字不識、滿臉萎瑣、窩窩囊囊的老農民給糟蹋了。
她了解當時細節是——那個女研究生是被幾個身強力壯的漢子揪住頭髮，扒掉鞋子，強行摁到床上，然後就……
不僅還原了這件事的所有細節真相，武記者還根據鄆城縣公安局1988年《關於打擊拐賣人口、解救婦女兒童的情況報告》記載，以數據說話，展示了如此觸目驚心的事實：
……
太觸目驚心了，我只能截屏給大家看，殘酷的現實要比電影《盲山》可怕多了吧！
這裏也強烈推薦各位閱讀這篇《「盲山倫理」製造「惡的場」》
30多年以後，當我重新面對光明日報當年採訪拿到這些鐵證，我甚至還有如錘重擊之感。各位，這只是山東一個縣當年呈現的數據和情景呀！
30多年以後，我因為這篇重新火爆的新聞專業回顧文章，不禁悵然思索：
江蘇豐縣離山東鄆城到底有多遠？今天我們的記者離當年武勤英的專業責任又有多遠？
光明日報當年這篇關於「女研究生被拐騙案」的報道，重新刷屏，其中包裹的民意也就在於此。
最令我動容的是，武勤英記者在回顧當年這起採訪時，講述的還不止是如何打撈沉默的真相，更多關於這種《沉重的思考》的思考。她說她欣慰地看到了這樣一種久違了的坦誠批評聲音，她說她喜歡這種富有生機的挑戰：
這樣的專業執着與持續反思，令我動容到近於淚目。
在今天，我們太容易被一個明顯誤解的概念，被一個看似不可碰觸的話題，就嚇得縮回本應是基於專業的正義見解剖析了。
還是那句話，不管什麼傳統媒體、新媒體、融媒體、自媒體，能說真話能挖掘真相能傳遞正義的媒體，就是好媒體，就會得到人們的認同喜歡。
那麼，光明日報當年的「女研究生被拐騙案」報道，今天為何又刷屏了，這是在敲打誰的良心和責任呢？
今夜，我不禁又想起偉大的戰地記者,羅伯特·卡帕那句名言：
如果你的照片拍得不夠好，那是因為你離炮火不夠近。
與拐賣婦女這種傷天害理的罪惡作鬥爭，我們都是站在人性的沙場上，在與魔鬼搏鬥呀（作者：將爺）
延伸閱讀：
女研究生如何被拐騙?
——採訪《沉重的思考——對11位女研究生被騙案的追蹤採訪》的回憶
光明日報記者 武勤英
一
對於記者來說，一般都不愛重複自己。
前面總會有層出不窮的新聞，去召喚着他們去面對流動着的色彩斑斕的世界。這種職業習慣，恰如一首歌中所唱的那樣：每一次發現都出乎意料，每一個腳步都令人驕傲，每一次微笑都是新感覺，每一次流淚也都是頭一遭……。要不是出版社的同志督促得緊，也許，連自己也懶得回過頭來看看自己所走過的路了。
掐指算來，自己對女研究生被拐賣一事的採訪，已過去了10年，有很多細節，確實已漸漸淡忘了。但不知怎麼搞的，也許因為寫過這麼一篇在全國曾經引起過轟動的報道，每當自己滄桑感上來的時候，每當自己感到江郎才盡的時候，或者乾脆想自甘平庸——把 自己比做街上的大白菜論堆撮的時候，都因在時過境遷之時，這件事的重新被人提及而覺得渾身一激靈。
來實習的大學生小高曾問過我：老師，女研究生被拐賣的事件是你寫的吧?這是他在主動幫我抱着那厚厚的一摞從資料室借來的報紙時邊走邊問的。我想，我寫這篇文章時他也就10來歲啊。
在一次河南省文史專家來京開會、大家在餐桌上議論起當前的騙術時，又舉出《光明日報》曾發表過的這篇文章。一位老專家說那是位女大學生，另一位立即糾正道，不，是女研究生。他們記得清楚得很哩。
山東的一位青年同志來電說，老師講課的教材，就收進去這篇文章。他告訴老師，認識這位作者，老師遂寫下了「直言勤奮英才」幾個字。
前不久，報社的一位後起之秀、畢業於復旦大學哲學系的張傳亞同志更是興沖沖地告訴我，他買了一本茅于軾的書《中國人的道德前景》，其中有三、四頁是引用的1988年9月3日本報發表的《沉重的思考》那篇文章。當然，這位著名學者的分析比起10年前的我的那篇「急就章」更深刻得多了，對於「曾經引起過不小的社會反響」的這件事，他提出了新的獨到見解。我欣慰地看到，這是一種久違了的坦誠批評。茅文中說：「『為什麼她不依靠法律來解救自己呢?』對問題的這種分析等於說『劉少奇之所以被迫害致死，是因為他不懂得運用憲法所賦予的權力』一樣地不着邊際。
所有的輿論中，竟沒有一篇是從基本人權的角度來分析的，當然更談不上從這個典型案例中進一步發掘中國普遍存在的漠視人權的現象了。在中國似乎存在着一種普遍的誤解，即以為人權問題就是政治犯的待遇問題，從不認為基本人權涉及到每一個人的處境。」我喜歡這種富有生機的挑戰。
時隔10年，還有人記得《光明日報》刊登的這篇文章，並且對文中的觀點提出了更深一層的哲學思考。他給我的震撼和啟示超過我自己寫的任何一篇文章所帶來的收穫。
二
有一位日本記者說：如果一生中能採到三個獨家新聞，就是大記者，不叫獨家新聞叫它「大新聞」也可以。一條消息轟動輿論，舉世注目，這樣的消息即使寫上一條，也遂了記者的平生之願。
新聞記者都有一種共同的感覺，似乎體內有一種衝動，記者是獵手，他像獵人一樣，隨時準備瞄準獵物。
我採訪女研究生被拐賣一事，其實很偶然。
1988年，我在機動記者部當記者。當時，我有機會跟着老主任張天來同志多次下去採訪，老一代新聞工作者那種不放過任何一個新聞採訪線索的敬業精神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天來同志並不是什麼名牌大學的畢業生，卻是公認的名記者。我覺得人只要肯下功夫，就會有成績。慢慢地，我受天來同志的感染，對寫人物發生了濃厚的興趣。報道任務不重的時候，我總愛到閱覽室翻閱一些報紙雜誌，想從中找一些自己比較感興趣的題材。
有一天，在翻閱1988年6月7日《河南日報》的時候，該報右下方一塊比豆腐乾大不了多少的短文引起了我的注意。說的是拐賣女研究生的騙子李敏已經於6月6日在鄭州落網。當我做為一名普通讀者看完這篇不到300字的文章以後，覺得很不過癮。我甚至有些責怪自己的同行，為什麼不把事情的來龍去脈交待得更清楚一些呢?比如說女研究生為什麼被騙?這個小騙子又是何許人也?
當時，我只想到我們《光明日報》是知識分子的報紙，應該為女研究生遭受的不幸站出來說幾句話，至少應該把同行沒說清楚的事情了解清楚。於是，我向當時的部門負責人李樹喜同志表達了這一意願，他很支持我前去採訪。當時，我心裏也沒譜，兩眼一摸黑，到那該找誰去?根據《河南日報》僅有的一點線索，我打了多個電話詢問，才知道小騙子李敏是被鄭州市火車站公安局抓獲的，現正在那裏關押。事不宜遲，我立即到火車站買了張沒有對號的車票直赴鄭州。
儘管我緊趕慢趕，到了那裏時，還是沒趕上，小騙子已迅速被最終案發地——山東鄆城公安局的同志押解走了。
我當時思想鬥爭也很激烈，是否為一個素不相識人繼續下工夫追究下去?就地採訪一下公安局的同志也不是不行，況且人家也認真作了介紹。但是，我覺得聽介紹是一回事，自己採訪又是一回事。於是，我提出派一女同志陪同一塊去山東採訪的要求，人家是一點也不感興趣。一方面，抽不出人手來陪着我問這問那；另一方面，這種事人家見的多了，比起殺人的來，確實覺得沒啥大不了的。
鄭州火車站附近的運青樓旅社，是女研究生被拐賣的發生地，我決定不放過任何線索，去實地考察一番。到那裏以後，旅社的領導和服務員談起此事還心有餘悸。因為此案的犯罪嫌疑人還沒有徹底抓完，他們怕打擊報復。況且服務員都是年紀輕輕沒見過什麼世面的小姑娘，一提起拐賣人口的壞人就渾身打哆嗦。我讓她們不要怕，把自己所看到的情況一五一十全講出來，我記下來是為了寫文章，是為了讓更多的姐妹擦亮眼睛，避免再上壞人的當。
資料圖：鄭州火車站
就這樣，我在她們的帶領下，親自來到女研究生和小騙子當初共同住過的房間，那間房子曾接納過截然不同的兩個人：一個是純真、善良、毫無識別能力的高級知識分子；一個是邪惡、貪婪、鋌而走險的文盲不法分子。他們二人後來演繹出的那段難以想像的事，連我這個局外人聽了都激憤不已。自己作為女人，設身處地想一想，如果慘遭不測的是自己的姐妹或女兒，那該是怎樣撕心裂肺、痛不欲生的場景。我站在那間暫時無人敢住的空蕩蕩的房子裏，思緒萬千。
我深知，憑自己一個人的力量，針對社會的醜惡現象來說，也許根本不是對手，但我手中有一支筆，只要筆尖流淌的是心血真情，照樣能發揮匕首投槍般的作用。記者，是一個崇高的職業，從某種意義上說，她應該是社會良知的代表。遇到這樣典型的事件如果再不寫不揭還更待何時啊，也就是從那時起，我不再猶豫，就是有再大的困難，也要下定跟蹤採訪下去的決心。
三
我在鄭州火車站紛亂的長途客車站，買了張開往山東鄆城的長途汽車票就出發了。省與省之間，有一段路完全是土路。沿途綠色的泡桐葉盪上了一層厚厚的灰土，路面因為雨後的泥濘和車輪的碾壓更加顛簸。因為修路，來往的車輛要分別放行，無形中延長了路途的時間，到達鄆城長途汽車站時，天已傍黑。
因為有了警惕性，我找到車站派出所，將電話打到了鄆城縣公安局。公安局一位辦公室主任見到我，連問了好幾遍：「你自己來的?」他在驚詫之餘告訴我，貴州省一個婦聯主任來此解救當地一位被拐賣的婦女，走在街上，被幾個當地人綁架了，在倒賣她的途中，這位婦聯主任謊稱自己也是倒賣人口的販子，已把「貨」帶來了並答應共同取「貨」才乘機逃脫。
我一點也不奇怪。一個晚上，花2480元就能買到一個水靈靈的大姑娘，而且其優秀程度全國也找不出多少個：地區高考的前幾名，全國重點大學的研究生班長、響噹噹的共產黨員尚且受到這種非人的折磨，還有什麼人不能交由這裏的地下「人口轉運站」的呢!
實際發生的事，比想像的還觸目驚心。有一份公開發行的簡報，是鄆城縣公安局發給有關部門的《關於打擊拐賣人口、解救婦女兒童的情況報告》。這份報告上記載着這樣的數字：自1978年至今(1988年)，共有2700餘名外地婦女流入該縣。其中14歲以下16名，14—18歲75名，18歲以上1900餘名。其中未婚婦女佔70%，已婚的佔30%。
這份報告上還有如下記載：
「……在我縣被拐賣的婦女中，有9名因抗拒成婚，不堪受辱而自殺。在大人鄉徐莊村、王井鄉王皮村，兩名少女都是在賣身的5天之內自殺的。至今尚未查明死者的身份和地址。」
「一位懷孕7個月的外地婦女來菏澤看牡丹花會，被犯罪分子騙賣。因不同意與買主同居，而被買主兄弟數人扒光衣服按在床上，當眾讓買主強姦。」
「郭屯鎮傅宦屯村傅東良，男30歲，以800元錢買一11歲的幼女(四川人)同宿姦淫半年之久。」
「由於拐賣人口的犯罪活動，殺人、傷害、強姦等刑事案件不斷發生。楊莊集鄉程屯村一男青年將買來不從逼婚的『媳婦』連砍7刀，造成重傷。」
「被拐賣女方不從逼婚而被轉手倒賣的案件也時有發生。湖北省紅安縣一38歲婦女被拐賣到鄆城後，半年時間被倒賣8次，每次轉賣都抬高價格，由最初的700元抬到1700元。」
透過這文字上的數據，沿着女研究生一步一個腳印的泣血歷程去尋找，我仿佛從《天方夜譚》中的故事裏走進又走出。
要揭露一個地方拐賣人口的真實情況並不是件容易事。
首先，這案子還沒有最後了結，報送到有關部門的案卷，人家誰都怕擔責任，委婉謝絕，就是不讓看。我從公安局找到法院，又從法院找到公安局。回答是保存案卷的同志回家種責任田去了，信還是不信?縱然再不信也要拿出信的誠懇，我告訴他們，你們把我送到村口，我會找到這位同志的。他們說道路太差，汽車根本走不了。
我知道自己要寫的是一篇新聞報道，來不得一點虛假，捕風捉影地瞎編是萬萬來不得的。特別是三個主要當事人，構成了文章的主線，而人物通訊絕不可以有任何虛構，因為讀者一旦知道有一點不符合實際，就會對整個通訊持懷疑態度。況且，這件事，本身就是一個涉及到法律的嚴肅性問題，每一句話都要本着對法律和當事人負責的精神去查證核實，而法律文書才是付諸文字的最重要的依據。
採訪遇到這樣的不順，我能想得通，因為僅憑一個記者證，既沒有上級機關的介紹，又沒有一個熟人接應，硬磕硬撞，當然會有阻力。然而，我並不恢心，因為我畢竟是黨報的記者，不論幹什麼，也不論處於什麼境遇，都應表現出良好的風範。於是，我找到縣公安局局長，找到負責辦案的法院的法官，說了很多曉之以理，動之以情的心裏話。
我想，既然千里迢迢地來了，就不能一無所獲地空手而返。在我堅持不懈的努力下，當然更重要的是離不開上級部門的支持，當我把電話打到菏澤地區公安局，力陳自己對這一震驚全國的拐賣案的看法，當說到動情處，自己的聲音都不由得發顫時，公檢法的同志最終被感動了。後來他們終於對我開了綠燈，包括親自帶我到監獄中，提審2個在押的犯人，這在我的報道中都能看的出來。
採訪中有幾件事對我觸動最大，一個是到買女研究生的農民宮長恩家裏去的途中，我站在村邊的黃河大堤上，聽村幹部給我指點着公安局幹警突襲行動的現場，講那一夜解救女研究生的經過，望着這片古老的土地和滾滾東去的黃河水，我思緒連翩。這裏是宋代農民起義領袖宋江揭竿擎旗的地方，梁山好漢替天行道的故事代代相傳；這裏的縣誌上還記載着清末民初，一批有識之士痛感當地百姓的貧困而興修水利、開辦實業的義舉；民族解放戰爭中，這裏是八路軍115師駐紮的抗日根據地，劉鄧大軍渡黃河的渡口就離這裏不遠，可以說，反封建的鬥爭在這塊土地上延續了千百年，但如今，封建主義的沉疴還像幽靈般在這裏徘徊，我們民族的負載實在是太重了!太重了!!
另一件事是晚上從監獄中出來，幾乎所有監號里的人都起來了，我們說話很輕，不知怎麼消息傳得那麼快。只見窗戶上從上到下擠滿了人頭，目送我們走遠。當時天很熱，男犯只穿着一條短褲，監獄中人滿為患，他們那一雙雙悔恨交加的、渴望自由的特殊眼神，對我的印象太深了。農民群眾的狹隘、愚昧、法制觀念的淡薄和封建思想的根深蒂固，導致了多少不該發生的悲劇在這裏重演，難道這些就不能改變嗎?
然而，最使我感到痛心的是看到女研究生被鎖在屋中71天的那間一貧如洗的破房子。屋裏的床沒有床板，是用高粱稈當床鋪，上面鋪了一床舊粗布單子。屋裏沒有一張桌子，一塊破水泥板下面墊上一摞土坯就是一張桌子了，桌子上盪滿了灰塵，沒有一件像樣的擺設……
就在這樣的環境下，來自上海的女研究生怎麼可能與一個大字不識的、滿臉萎瑣的、窩窩囊囊的老農民同床共枕呢?她當然要拼死相爭，但是，她遭到了一群不明真相人的粗暴干涉，幾個身強力壯的漢子揪住她的頭髮，扒掉她的鞋子，把她強行摁到床上……
「在古老的婚姻中，沒有戀愛。法律和習俗把兩個互相陌生的男女衣服脫光，讓他們的身和心，同時赤裸裸相見，並且還要過一輩子那種生活。簡直不像是真的，而像一部傳奇小說。在洋大人之國，古時候的兒女婚姻，也多由父母包辦，但程度上卻大大的不同，父母即令再專橫，也總會安排一個機緣，或舞會焉，或宴會焉，使年輕男女能夠單獨交談。只有中國不然……素不相識的男女，被納入一個籠中，說它有趣則可，說它戲劇化則可，說它慘無人道亦可也。」柏楊在批判中國封建的婚姻習俗時用了「慘無人道」四個字。
採訪女研究生被拐賣的過程中，我時而氣憤，時而驚詫，時而痛惜，時而無奈……好像從來沒有經受過那樣複雜的，起伏跌宕的感情經歷。回來以後，恨不得把自己的所見所聞立刻寫出來，告訴大家，否則，一顆心總像在被什麼衝撞着纏繞着……
四
文章發表後的第二年，我看到著名文學評論家馮立三在一篇評論中這樣寫道：「《沉重的思考》有開闊的思考視野，它將一種不容於人類的罪行，將農民由物質和精神的雙重貧困所造成的愚昧，將一位女研究生因不能在金錢的誘惑下莊重自處，在危難關頭又因虛榮不能進行有效的鬥爭而釀成的悲劇，作了全面的、深入的剖析，提供了有關經濟、文化、道德、法制等諸多方面的啟示。這篇跟蹤採訪而來的作品，很能體現那類被稱作深度報道的通訊的特點，例如以全方位的視角對事件進行綜合性考察以代替過去習慣的單向性考察，以追求報道深度。
例如將道德批判深化為社會批判。法律不允許買賣婚姻是無條件的，記者在此並無異議，但記者在調查中發現買賣婚姻在一定環境下是不可避免的，因而對被迫作出這種選擇的農民抱有某種同情。甚至對那位一手導致這場悲劇的女青年犯罪者，在追述其被戕害的經歷時，也流露出一絲悲憫。而對於造成這種現象的社會歷史條件則痛加針砭。我們的記者忠於生活，忠於實際調查的結果是真正記者的品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