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七月，斯大林在聯共16大的閉幕詞中宣佈：「現在，我們的政策是消滅作為階級的富農，過去所有反對富農的非常措施和這個政策相比都只能算是小打小鬧。」
直到將近60年後，這場消滅富農的鬥爭的真相才被准許在蘇聯報刊上披露。這裏我們不妨照錄一些當事人或受害者多年後的回憶。
「早在1928年，佩也夫一家就被作為富農消滅和流放了。伏爾德馬·卡洛維奇，一家之長，被流放到烏拉爾，後來死在了那裏……三到四家貧農從鄰近的村子搬進了佩也夫家的房子，佔有了一切財產、家畜和土地。我不知道他們怎麼稱呼他們自己：集體農莊還是公社。一個狂熱的、幾乎一字不識的從拉脫維亞來的女人是他們的頭。在一年的集體『勞動』後，他們把所有的牛都宰吃了，在收穫的季節他們什麼都沒有得到，因為他們既不想干也不知道怎麼幹。……當實在找不到出路時，他們做出了這樣的決定：只有繼續剝奪其它『富農』的財產和家畜，他們才能過得舒舒服服……」
「在那個時候，很多事都由地方上掌權的『貧農』說了算。他們象強盜一樣在村子裏轉悠，拿走所有他們看得到的東西……很快，所有『富農』都搬進了『貧農』的屋子，而『貧農』住進了我們的房子。……我父親和他的兄弟所有的財產就是兩匹馬，兩頭奶牛和一些小牛，這些東西要屬于歸三個大家庭。我們的衣服都是自己家裏織的布做的。我們這算是什麼富農？」
「作為一個共青團員，我被命令去通知富農波克拉夫一家離開……我早上八點左右到他家時，他們一家已經起來了。我讓他們帶上所有必需的東西，到奇斯托波爾去。那個主人長得不怎麼樣，但他的老婆和女兒倒很中看。他說可以把女兒嫁給我，還答應給我大把金子。我告訴他一個共青團員不准和富農的女兒結婚。他央求我先和他女兒過一夜，我沒有答應。波克拉夫那晚上就把牛賣了，把農具都毀了，還把400個蜂巢都扔到農舍外的嚴寒里，蜜蜂立刻都死掉了。他把剩下來的東西裝了10輛馬車。當他一家到了叉路口時，武裝民兵正騎在馬上等在那裏。他問能不能把他們送到努萊迪，而不是命令中的奇斯托波爾。他們立刻被逮捕起來，送進了奇斯托波爾的監獄。我不知道接下來等待他們的是什麼……」
「在北哈薩克斯坦有很多大塊的土地。任何想要富起來的人都可以輕易地做到，當然那些喝得醉熏熏的徹夜打牌的人只能去喝西北風了。這些人數量並不多，但在村子裏召開的會議上他們是最吵吵嚷嚷的。人們很難在這裏發現階級鬥爭－－就這個詞的政治意義而言。明顯起作用的是另一個東西：嫉妒。他們嫉妒那些晚上也在地里忙碌因而過得舒舒服服的人。窮人把富人叫做骯髒的富人，富人則稱窮人為叫花子和玩牌迷。黨的活動分子和地方頭頭於是把這種不和當做階級鬥爭。
「我親身經歷了這麼一件事情：在一個叫克里溫卡的村子裏，村蘇維埃執委會晚上正在召開會議。共青團書記在會議剛開始時就離開了會場。在會議快結束、將要11點時，他衝進會場大喊道：」富農們朝我開槍了！『他的臉上在出血，但人們立刻看出這是一道割傷而不象是槍傷。然而，對發動民兵這已經夠了。到了早上，所有被認為是富農的人都被剝奪了權利，逮捕起來並被送走。大約五年以後，這個共產黨的青年組織家在喝醉酒的時候說那次是他自己鳴槍，然後把臉擦破的。「
上面這些故事，對中國人來說一點也不陌生。談起本世紀中葉中國農村所經歷的那場巨變，人們總會聯想起打先鋒的往往是痞子、無賴、光棍和流氓，而受害的則是那些靠辛勤勞動發家致富的莊稼漢。
然而，不要以為這是中共「革命」才有的特殊性。曾經被吹噓成蘇聯社會主義革命偉大成就的消滅富農，其真相在這些故事中暴露無遺。實際上，以摧毀傳統社會為目的、以挑動一部分人鬥另一部分人為手段的激進主義革命，不論在什麼地方都只能依靠這些一無所有、除了破壞現有秩序和吃大戶外沒有其它本事的人。在這個意義上，標榜消滅剝削的人往往倒是歷史上最大的不勞而獲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