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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三人團盲目撤退 紅軍湘江折損過半

"三人團"的內部分工是:政治上由博古作主,軍事上由李德作主,周恩來負責督促軍事計劃的執行。湘江之戰,以紅軍慘敗告終。8萬6千紅軍官兵,死亡和失蹤約3萬1千人,被俘約6千人。殿後的紅八軍團不復存在。湘江東岸的紅三軍團六師18團和紅五軍團34師全軍覆滅。其餘各部編制在湘江之戰均只剩不足半數。官多兵少。紅軍大量縮編。

一九三三年一月,周恩來還在前方指揮第四次反圍剿作戰時,以博古為首的中共臨時中央由於在上海的處境日益艱難,也不得小遷入江西。博古等人一到根據地,便以臨時中央負責人的身份把黨務大權抓到手裏,成立了以他為書記的新的中共中央局,取代了周原有的地位,成為中央根據地的最高領導人。由於當時壓倒一切的是軍事作戰問題,而博古本人對此一竅不通,於是他又從上海搬來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作為他的靠山,授予全權指揮紅軍的作戰。此後,博古和李德抱成一團,博古在政治上為李德捧場,李德則在軍事上為博古撐腰,兩人聯手在中央蘇區主宰了一切。

應該說,當時最有條件阻止由博古一人獨攬大權的便是周恩來,如果他敢於站出來一爭的話。周是當時在江西中央根據地中唯一的一個由中共六屆四中全會選出來的中央政治局常委,黨內資歷和個人才幹都遠在博古之上。博古在六屆四中全會前連普通的中央委員都不是。

博古當時之所以能夠一躍而成為當時中共中央的負責人,除了有着共產國際有意扶植王明教條宗派把持中央的大背景外,更直接的原因是在顧順章和向忠發相繼被捕後,王明和周恩來這兩名常委在上海已經無法存身,不得不離開的緣故。在這種情況下,王明推薦博古作為臨時中央的負責人,獲得共產國際遠東局批准。不過當時有言在先,指明這只是臨時中央,不僅要上報共產國際批准,而且待日後多數中央委員在一起時,須開會補辦手續。對此,周恩來是當時少數知情人之一。

然而,當博古到江西後想當然地接管並獨攬大權時,周恩來卻沒有當面捅穿這一點,提議召開中央會議進行確認,而是在一旁默不做聲,聽之任之。這是因為他不敢得罪有共產國際撐腰的黨內留蘇派。既然博古他們絕口不提這件事,周也就不願意出來唱黑臉,自討沒趣,採取了默認的態度。

周恩來的退讓,並沒有使一心抓權的博古善罷甘休,相反更得寸進尺,繼集黨務大權於一身後,博古又一步步地把軍權抓到自己手裏。他先是將隨軍行動的中央軍委移至後方,增補他本人為委員,由後方對前方發號施令,剝奪了前方對軍事行動方針的決定權;進而又根據李德的提議,以"統一前後方指揮"為名,乾脆撤銷前方總部,把周調回後方,由李德一人把持整個紅軍的作戰指揮權。以後,周本人雖仍作為中革軍委的副主席參與軍機,但已淪為一個跑腿辦事的角色,凡事都要聽命於李德。

在博古、李德當政時期,周恩來之所以沒有被排擠出局,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他在政治上的隱忍和屈從,以及他所具有的組織能力確為中共所需。周氏的這兩個特點,特別是前一個,既是他能夠屢次在黨內鬥爭中涉險過關,成為政治上不倒翁的原因。對此,周本人在延安整風期間是這樣檢討自己的:"這時期(指博古、李德當政時期),我的看人標準比以前有個改變,以前多從小節着眼,但還聯繫到品質。這時,以為只要他政治對,小節不拘可也,於是也就不注意品質了。這從王明、博古及以後稼祥、李德都如此看了,而他們也就利用我的弱點,以政治唬我,.......,在形式上又拉我,於是我從此一步步陷入了。"

周恩來的在政治上的隱忍和屈從,在他以後的政治生涯中一再地顯露出來,每次檢討過關之後,依然如故。與其說是江山易改,本性難移,不如說是周恩來在中共異常殘酷的黨內鬥爭中為了自保而有意識地選擇的一種生存之道,而且經過多年磨練之後,已經完全化為一種下意識的生存本能,兩者水乳交融,很難分清何者為先了。

軍隊對中共中央蘇區發動的第五次圍剿,從某種意義上說,是兩個德國軍事顧問之間的較量。鑑於前四次圍剿失敗的教訓,這次蔣介石根據德國軍事顧問賽克特的建議,改弦更張,施行"戰略攻勢,戰術守勢"。"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圍剿力略,集中絕對優勢兵力,採取穩紮穩打,步步為營的堡壘戰術,邊推進邊修路築碉,一點點地進攻中共中央蘇區。

而作為賽克特的對手,同為德國人的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卻在戰略上犯了絕大的錯誤。在雙方兵力懸殊的情況下,他擬定了"禦敵於國門之外"的作戰方針,分兵把口,處處設防,寸土必爭,並且生搬硬套歐洲街壘戰的教條,命令紅軍構築要塞式防禦陣地,採取"以碉堡對碉堡"和"短促突擊"的戰術,同佔優勢的國民黨軍隊打陣地戰,拼消耗。結果紅軍東堵西截,窮於應付,並且傷亡慘重,最後不得不放棄中央蘇區,突圍西征,前往湖南西部,同在那裏的紅二、六軍團會合。

然而,這次轉移十分倉促,連在中共政治局內部也沒有討論過,只是在當時中央"三人團"的核心圈內進行了籌劃。"三人團"是在中共中央蘇區大門廣昌失守後,為了突圍西征而設立的黨內最高權力核心,由博占、李德和周恩來組成。按照周氏本人後來在延安整風中的說法,"三人團"的內部分工是:政治上由博古作主,軍事上由李德作主,周恩來負責督促軍事計劃的執行。

由於行動的倉促,這次突圍轉移實際上變成了一次搬家式的大撤退,隨軍攜帶的甚至包括笨重的造幣機,致使軍隊背上了沉重的包袱,行動遲緩,一路被動挨打,最後在湘江一役遭致慘敗,軍力折損過半,由剛出發的八萬五千人驟減為三萬餘人。

當時蔣介石已判明中共紅軍南進突圍的目的,是要經桂東北去湘西北與賀龍、蕭克的紅二、六軍團會合。在紅軍還未完全突破第三道封鎖線時,蔣介石就任命何鍵為"追剿"軍總司令,中央軍嫡系薛岳為"前敵總指揮",統領湘、粵、桂軍和中央軍,共26個整師、30餘萬兵力,全力"圍殲"紅軍。

湘江之戰,以紅軍慘敗告終。8萬6千紅軍官兵,死亡和失蹤約3萬1千人,被俘約6千人。殿後的紅八軍團不復存在。湘江東岸的紅三軍團六師18團和紅五軍團34師全軍覆滅。其餘各部編制在湘江之戰均只剩不足半數。官多兵少。紅軍大量縮編。

自離開中共蘇區,突破歷次封鎖線,紅軍損失如下:第一道封鎖線,損失3700餘人;第二道封鎖線,損失9700餘人;第三道封鎖線,損失8600餘人;第四道封鎖線,也就是湘江之戰,共損失近38000人,而且主要是骨幹作戰部隊。加上沿途紅軍徵召的新兵,此時紅軍已不足30000人。(蘇區出來的民夫和新兵大量逃亡)在告別腳山鋪戰場時,林彪,聶榮臻,左權,朱瑞等一軍團將領為死亡官兵安葬。據後人回憶平生極少流淚的林彪當時望着滿山遍野的灰色屍體淚如泉湧。

12月1日這天,對於中共中央紅軍生死攸關。因為三分之二的部隊還未過江,而國民黨軍逼進,與紅軍搶奪渡口。凌晨一時半,中共中革軍委向全軍下達緊急作戰命令。兩小時後,中共中央、中革軍委、紅軍總政治部又聯署保證執行軍委命令的政治指令說"要動員全體指戰員認識今日作戰的意義。我們不為勝利者,即為戰敗者。勝負關全局"。

湘江之戰,從11月25日中共中革軍委下達作戰命令,到12月3日中共中央紅軍後衛部隊被殲,共經歷了九天。湘江戰役後,在全州旁邊的湘江轉彎處,叫岳王塘。此處江水流速很緩,上游漂下的屍體幾乎全都匯到這裏。在水彎處,紅軍屍體密密麻麻,一眼望去,湘江就是灰色的。幾十年後,當林彪位於中共高級領導職務時,也曾去過一些當年戰鬥過的地方懷舊,但他再也沒有回過界首。在中共的軍史上,湘江戰役是慘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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