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河「三孩生育試驗」六年了有什麼改變？＊阿波羅新聞網

國家統計局1月17日公佈的數據顯示，2021年中國全年出生人口1062萬人，淨增長48萬；比2020年少生138萬，創60年來新低。

其實早在2021年5月31日，為促進人口均衡發展，三孩生育政策已全面放開。黑河是中國最早實行「三孩生育」政策試點的地區之一。鳳凰網《在人間》作者於2021年6月採訪了當地的公務員、村幹部、婦女主任、城市居民、農民、醫生、學生家長等各類人群，以及研究東北人口問題的專家，全面記錄了這一座邊境小城「生育觀」的變遷。

若不是新冠病毒，黑河到處可見俄羅斯人。黑河市與俄羅斯遠東第三大城市布拉戈維申斯克市（又稱海蘭泡）僅隔一條黑龍江。冬天結冰時，兩岸的人無需五分鐘，便可徒步抵達他國。正因如此，江邊長年掛着「非法越境坐牢，舉報偷渡有獎」的橫幅。

從「十一」到「五一」，這座北方小城都通着暖氣。一年之中，黑河的溫差接近80攝氏度。冬天最冷時，氣溫低至零下40攝氏度，小轎車停在室外都沒法點火。車主不是花錢租車庫便是請修理工扛着電瓶過來。雪皚皚的世界，沉重到難以突圍。黑河市孫吳縣河北村婦女主任孫貴彥就特別害怕這裏的冬天。

孫貴彥52歲，身材修長，穿着幹練，略施粉黛。在河北村，她屬於年齡最小的一批。「這個村子的特點是年輕人都走了。」比孫貴彥晚一代的人，全搬到了街上住。街，即城市；那地方不遠，指15分鐘車程外的縣城。

村里三百零幾戶人家，留下的不到200人，清一色六七十歲的老年人。他們年輕時是生產隊的主力，「歲數大了，用不上了。」

「他們的孩子基本上在街里伺候他們的孫子。」老年人不習慣城裏的生活，街里一般是步梯，上樓又不方便，加上孩子文化課太深，他們也輔導不了，「就在家待着，挺枯燥的」。

孫貴彥不願在村里久留。她是縣城裏最早一批學習育兒知識，並考取育嬰師資格證的人。去年她還在北京做了一年育兒嫂，後來因為疫情，女兒不讓往遠處走，才沒出去。但她是一個閒不下來的人。她自己買了樓，平常在街里，白天幫人看孩子，早晚給女兒做飯，有事才請假回村一趟。

「在這兒沒出路。」她一腔熱血想做點事，回來跟書記溝通，提議辦個敬老院，「咱們不是人口老齡化了嗎？」可是方方面面條件都不具備，「辦什麼都辦不起來」。

2021年5月31日，國家全面放開三孩生育，孫貴彥尋思着北京的育兒嫂要漲工資，迫切想要趕回去。女兒女婿兩人加起來，一個月工資六七千塊，「我在北京一個月趕上他倆了。」

女兒在哈爾濱念完大學後，覺得外面辛苦，不大想出去闖，在縣醫院當護士。結婚兩年，如今30歲，還沒要孩子，「她覺得壓力挺大。」孫貴彥這一代提倡獨生子女，等到開放二孩政策時，下一代也很少生，「更沒膽量生三『胎』。」

村里人越來越少，孫貴彥覺得一點生機也沒有。老公在村里開了一家食雜店。「老人去我家買東西，聽力、語言方面可費勁。」

地區人口流失，尤其是年輕人口流失更是一個關鍵性的問題。「年輕人流失得多，一個是數量上，一個是結構上，自然會導致地方出生人口的下降。」遼寧大學人口研究所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宋麗敏表示。

「人都是一茬一茬的，再過二十年，也該輪到我們。年輕人不願意回來，那點土地不夠生活。」以後村子還存不存在，孫貴彥也不知道。

2016年「全面二孩」時代來臨時，黑龍江省通過了地方性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明確了除少數民族和特殊家庭外，邊境18縣可生育三孩，其中包括黑河市北三縣。

黑河市總面積為68726平方公里，下轄一區二縣三市，分別為愛輝區、孫吳縣、遜克縣、五大連池市、嫩江市和北安市。三市為「南三縣」，不屬於邊境地區；一區二縣稱「北三縣」，人口少，屬於邊境，是全國率先開放三孩生育試點的區域。

在本地人的稱謂中，黑河一般指市區，面積約11.4平方公里，用腿走一圈花不了一天。市政府、市衛健委等都集中於此，地處愛輝區臨江一岸。

「我們這裏一點代表性沒有。」黑河市衛健委人口監測與家庭發展科尹科長說，「放開三孩後，沒起到什麼作用。」生育率在下降，人口也在下降。「從2020年黑河市統計局對外公佈的數據看，黑河市總人口150多萬，但這次七普數據下來，我們才128萬。」

宋麗敏表示：「放開三孩，但效果不明顯，在預料之中。」像邊境地區，自然環境不是很好，生存條件相對差，人口自然要流動，「它是往外流，或者往城鎮流。人口遷移和流動導致生育意願的降低，這在人口學上已經得到了證實。」

1988年，黑河市人口達到164萬人；之後，人口增長開始放緩。根據國家統計局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反饋結果顯示，截至2020年11月1日零時，黑河市總人口約為128.6萬人，與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相比，黑河市總人口減少了38.7萬人，下降23.15%，年平均增長率為-2.6%。

整個黑龍江省人口外流現象非常嚴重，黑河也一樣。「東北經濟狀況不好，這是最主要的原因。」尹科長說，「老百姓的觀念也改變了，不像那些年非得多子多福。」

根據市衛健委統計的人口監測數據顯示，黑河市2021年第一季度總出生人數為901人（本省戶籍人數，下同），一孩544人，二孩321人，多孩（一般指三孩）36人。愛輝區第一季度三孩出生數1人，孫吳縣第一季度三孩出生數為零。

坐尹科長對面的一位女士表示，「不管是機關事業單位還是老百姓，都不願意生。」除非其他鼓勵政策跟上，比如延長產假等。「刺激生育也該有相應的獎勵，單單開放三孩，沒用。」

■ 江邊的雕塑，熊爸熊媽與三個小孩玩遊戲

二孩三孩的獎勵政策各地尚在醞釀，計生工作的方向卻已轉變。

2018年，國務院新設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撤銷了原來與計劃生育工作有關的三個機構——計劃生育基層指導司、計劃生育家庭發展管理司、流動人口計劃生育服務管理司，新成立了人口監測與家庭發展司。對應到黑河市，分管計生工作的部門便是黑河市衛健委人口監測與家庭發展科。

「我們的工作從原先的管理到後來的服務，主要是向老百姓宣講一些政策，給計劃生育家庭提供獨生子女費，還有獎勵特服人員等。」尹科長說。更官方的表達是：「負責計劃生育管理和服務工作，開展人口監測預警，研究提出人口與家庭發展相關政策建議，完善計劃生育政策。」

愛輝區衛健委趙文紅表示，2018年開始試點「三孩備案登記不審批制度」，將權力下放到社區。生三孩的家庭，只要夫妻雙方是邊境戶口，找街道填一個備案登記表，就可以給小孩上戶口。

趙文紅辦公的大房間內，坐着10來位女士，她們及身邊認識的人，大部分家庭只有一個小孩，二孩的很少，三孩的沒有。「一般是再婚家庭生三孩的比較多。」趙文紅說，「社會經濟條件擺在這兒，三個孩子怎麼養？」她記得，從2018年試點以來，愛輝區出生的三孩人數也就40多個。

黑河市第二人民醫院婦產科周主任沒聽說過三孩政策，「一年出生的孩子（數量）沒什麼變化」，大概1000來個，「三孩也就個位數，一兩例。」不過，她沒有認真統計過。

■ 周末的黑河市商業步行街上，一位小孩在玩坐火車

「三『胎』一直沒有，紅旗村沒有要的。」愛輝區罕達汽鎮紅旗村婦女主任李玉波說。48歲的她，做婦女工作四年。三孩試點政策出來時，她就知道，「但沒人響應，連二『胎』都不要。」

罕達汽鎮地處愛輝區西部，附近有十三個礦場，還曾有過金礦。鎮上戶籍人口4000多，常住人口1萬多，流動人口佔多數。紅旗村90多戶，全是老年人。村里2021年上半年只有一個生二孩的。「年輕人不要孩子，我讓他們生一個吧？不要，沒用。」李玉波說。

東北地區人們的生育意願一直不高。「在沒有實行計劃生育之前，它在全國就處於較低水平。」宋麗敏說。

這裏比較特殊。宋麗敏表示：第一，東北是多民族混居，沒有太強的傳統生育觀念，「比如不生男孩就不讓進祠堂」。第二，東北在建國初期，快速實現了城鎮化，「不管是城鎮還是農村，當時東北地區普遍的經濟形勢還是很不錯的。」第三，東北地區人口文化素質比較高，「工業基地派來了大批高素質的人才，高校資源也比較豐富。」第四，計劃生育政策執行效果好。「東北地區體質內的人口比較多，加上農村地區懲罰力度大，人口控制得比較成功。」

像李玉波這個年紀的，男的一般在礦上打工，當輔助工一個月6000多塊工資，井下作業每月1萬多塊；六十到六十五歲的人，照樣在礦場幹活，平均工資三四千塊。女的在家打零工。「這幾年還好，種參的在我們這塊，打工一天130元，別的也沒什麼活。」李玉波說。「要說養，還是養得起，富有富養，窮有窮養。」

以前，婦女主任的工作是要人家「不搶生（領結婚證前生孩子）」、「不早生（未滿法定年齡生孩子）」，現在則是鼓勵多生。李玉波有一個獨生子，還有一個5歲的孫子。她跟兒子說，再要一個二孩，「媳婦都不吭聲。別說鼓勵人家，咱自己家都不生。一個還不想要，年輕人的態度。」

罕達汽鎮政府工作人員、李玉波的「上級」小武就表示，自己一個人過得挺好，「沒準結婚或生孩子還得降低我的生活質量」。三十歲的她，尚未考慮結婚，生孩子更是遙遠的事。

談到為什麼要回來？小武表示，在外地念完書後，與她關係不錯的幾個朋友都回到了爸媽身邊。她也不想離自己的父母太遠，「等他們老了之後，互相有個照顧。」考上事業編後，她便回到了家鄉。

罕達汽鎮離市區遠，大約125公里。每周一到周五，小武住單位宿舍、在食堂吃飯，周末才回市區。礦場工人報酬高，帶動了周邊消費。一個月3000多塊的工資，按照當地的物價水平，小武自嘲說：「我自己生活都困難，還得靠爸媽養着。」與小武同齡的朋友，買車買房全靠父母資助。

「我家是女孩還好點，要是男孩，以後結婚還得準備百八十萬，最起碼買個樓。」聊到生孩子的事，安師傅毫不猶豫地說「從未想過要二『胎』。」

44歲的安師傅，20歲退伍後回到黑河，種過地、賣過早點、當過搬運工……吃過不少苦頭。早兩年在青島開快車，同樣的工時，那邊掙錢多。有時開到哪兒，他也不回家，就睡車裏，睡醒了接着拉活。長年開車令他腰椎出現問題，加上疫情生意有所回落，他索性回到黑河休養，順便重操舊業。

安師傅唯一的女兒在黑龍江大學讀俄語，這個專業還是他選的，為的是將來好就業。女兒本來有機會公派到俄羅斯留學，但安師傅嫌俄羅斯太遠，捨不得女兒，又擔心她一去不回（嫁過去）。哈爾濱離家近，他比較放心。女兒畢業後在哪裏定居，還是未知。

「國家挺扶持黑河的，但人太少，也沒什麼大企業。2019年變成自貿區，經濟還是不行。」

黑河是資源型城市，以前礦場多，礦挖得差不多了，但勝在土地多，還可以種大豆、玉米和小麥為生。原本人們的生活過得並不差。「孩子多了，條件受影響。」性格開朗的彭為玲說。

從1991年起，彭為玲便是孫吳縣清溪村婦女主任，一直干到2008年；後來還當了七年村書記，作為先進代表上北京開過表彰會。對生孩子這件事，她認為「少生已經形成了思想意識。」

中國經歷了幾次生育政策的調整，直到1981年計劃生育指標與領導政績掛鈎、1982年計劃生育政策被確定為基本國策後，「一對夫婦只生育一個小孩」的觀念隨着嚴厲的政策執行而愈發地深入人心。

早在1986年，黑河便在「北三縣」和「南三縣」分別實施了二孩加間隔的生育政策和1.5孩生育政策，即：小孩年滿四歲，可再生一個孩子；第一胎為女孩，可再要一個。但彭為玲表示：「生一個女孩，都不要二『胎』了。農村也不多要孩子，爺爺奶奶想開了，什麼孫子孫女，都當寶。」

「十家裏能有兩家要二『胎』就不錯」，除非意外懷孕。在生活上，人們仿佛品到了只有一個孩子的好處。「生孩子少自由。現在孩子都是專人接送，沒有爺爺奶奶、姥姥姥爺就生不了二『胎』。要麼辭職在家裏專職伺候孩子，但沒有收入，一個人養不了一家四口人。」

「當寶媽在家，和社會隔層，女人在家的地位越來越低。在孩子心目中，媽媽就是個做飯的。很矛盾，一方面想解放婦女，讓她們參加工作、自主自立；一方面又要多生孩子，真沒精力帶。」彭為玲說。

宋麗敏發現，女性的生育意願相對要低一些。「在不平等的社會體系下，女性在生養孩子的過程中付出更多，受職業發展影響也特別大。」針對生育女性未來的職業走向，政府能夠提供什麼樣的職業幫助、就業指導，甚至崗位安排？

在黑河邊境地區人們的心中，河北、山東等地已算南方。彭為玲是山東人，但在東北長大，「以我自己為例，覺得生啥啥好。我家婆婆想再要一個孩子，她有那種渴望，我沒有。南方生兩個的太多了，計劃生育的時候就生三個了。」她就一個兒子，一個孫女。

彭為玲有自己的生活，業餘時間還推廣孫吳縣的大豆，日子過得緊湊，「我把一個孩子伺候完，願意伺候孫子就伺候，不願意我就自由了，沒有後顧之憂。孩子對父母來說是一個很大的負擔，我有點自私，不想做那個貢獻的人。」

不過，也有集全家族之力供孩子的家庭。安師傅的朋友於龍生，在黑河市最大的一家貨運公司當司機。他屬兔，34歲，但已是三個孩子的父親。

剛有大姑娘時，於龍生覺得「一個孩子太孤單」，便有了生二孩的想法。大姑娘三歲時，夫妻倆要了二孩，也是個姑娘。「兩個孩子已經夠了，第三個屬於意外。」二姑娘兩歲時，妻子又懷上了。當時也沒想着要，打算做流產。「我媳婦一去檢查，說是個小子，想着兒女雙全比較好，一咬牙就留下來了。」

結婚時買的房，合一平米3300元，總體下來不到41萬。三室一廳一廚一衛的房子，按於龍生的話來說一家五口「剛剛好」。

生二姑娘時（2012年），二孩還未完全放開，於龍生不滿足二孩間隔四年的要求，被罰款5000元。2014年，三兒子出生，又趕在了三孩試點政策前，被罰了6萬塊。「我們哪一步（政策）都沒趕上。」於龍生倒不覺得冤枉，沒想過找相關單位退錢，「孩子都長大了，也挺可愛的。」

公立幼兒園入學名額有限，於龍生的孩子進不去，只得花高價上私立幼兒園。一個月2000元左右的費用，是一筆不小的開支。好在孩子們都已升入小學，一個在黑河市第五小學，兩個在黑河市直屬小學讀書。老大已上六年級。

於龍生奉行「快樂教育」，周末三個孩子在家看看書、看看電視，天氣好時去公園玩玩；除非孩子自己有興趣，一般不勉強去上課外班。有段時間，大女兒想要滑板，於龍生給她買了一個。女兒玩了不到一個月就不玩了。二女兒想學跳舞，於龍生給她報了舞蹈班，上了一年也不願跳了。「小孩子的興趣轉移快，能花不少錢。」

「如果錢夠花的話，兩個人可以一個去上班，另一個專門輔導孩子。」但目前的情況是必須兩個人出去掙錢才勉強夠用。於龍生一個月收入6000多塊，妻子在西餐廳做糕點，收入比他低。岳母遠在江蘇，孩子靠於龍生71歲的母親幫忙帶。

於家有五姐弟妹，於龍生是老四。三個姐姐十分孝順，不跟弟弟分地，一年土地租金4萬多塊，全孝敬老人家。三個孩子的吃飯穿衣都歸奶奶管。於龍生只需交些學雜費、飯費之類的。「沒姐姐幫忙的話，我們兩口子很費勁。」

於龍生覺得，養孩子最大的困難還不是花錢多，而是教育跟不上。他和妻子從農村出來，兩個人文化水平不高。孩子學業重，作業也多，夫妻倆輔導不了。「周末補課也許有好處，能學得多一些、快一點，但補課的費用是一方面，再一個我感覺不利於孩子的成長。」

如果中國也像俄羅斯似的，「從小孩出生、買保險、上學到就業，都不用家長管」，於龍生覺得大家還是願意生孩子的。

生育是一對夫妻核算成本和收益後的決策。宋麗敏指出：「目前來看，養孩子給家庭、個人帶來的預期收益在不斷下降，但生養孩子負擔的成本又是顯而易見的。隨着孩子數量的增長，成本越來越高，擠佔了一個家庭或夫妻個人的資源和時間，這導致人們不願意生孩子。」

宋麗敏建議：完善生育津貼和稅收制度，構造一種生育友好型的社會支持體系。「像國外，生下來一次性補給多少獎勵，以後每個月根據生養孩子的開支給一定的補貼，可以緩解家庭養育孩子的經濟壓力。」減稅的力度也遠遠不夠。目前，一個家庭只有夫妻一方享受稅收減免，沒體現多孩的差異。宋麗敏提議借鑑德法的模式，採取累進稅制，以家庭為單位徵收，「隨着孩子數量的增加，均攤到每個人身上，納稅的基點很低。」

「家庭內部調劑，我們這地方不行，姑娘出嫁照樣回來種地。她要生存，也有孩子。」孫吳縣腰屯村村醫霍占春說。

腰屯村戶籍113戶，戶籍人數234人，常駐的只有30多戶。霍占春在村里負責健康管理，往上申報村民健康信息，將他們納入國家健康網，免費打疫苗、給點藥。「多少人口、多少兒童、多少老年，我始終管理這事兒。」霍占春說。

八幾年的時候，村里每年也就二三十個二孩，現在越來越少，「2018年沒有，2019年有一個，2020年沒有，2021年有兩個二『胎』七月份生的。這幾年就是這麼蹦躂的。」

「這一茬年輕人是真想得開。」霍占春講，村里80後還有生二孩的，90再往後，都不願意要第二個。「過去那年代盼兒子，現在沒這回事兒。」三『胎』的，更是沒有。「婦幼給我們下任務，問報表哪兒去了？她不生，我上哪兒報去？新結婚的又少。小姑娘都出去打工，外邊二十七八歲的小伙子有的是。」

再一個，土地也是大問題。就拿腰屯村來講，「25歲以下的一分地沒有，怎麼整？」霍占春憂心忡忡地反問。他家小兒子25歲左右，一家三口連地都沒有。「農村逐漸出現這種情況，死人地不出，活人生了孩子不給地，讓他們怎麼生存？他怎麼生啊？」

2003年3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土地承包法》正式施行。按照《土地承包法》的規定，只有當集體有機動地、新開墾的地等未發包的土地時，無地農民才能分到土地。

中國第一輪土地承包期為15年（1982-1997年）。第二輪土地承包期為30年（1997-2027年），並引入「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的原則。在十九大提出的「鄉村振興」戰略下，第二輪土地承包期又順延了30年，到2058年。

因農村土地分配30年不變，很多在1997年後出生的年輕人面臨無地可分的境遇。

「農村的孩子一進城，真負擔不起。有了媳婦，有了孩子，給他地，起碼解決溫飽。他出去打點工、搞點副業，將來還真能生。」霍占春說。

「一個月打工3000元，咱就往多的算，兩人6000塊，老的給買樓，自己還房貸，供孩子讀書……老的啃不動了，他還剩什麼？」坐在一旁，起初不發一語的霍占春妻子說。

「他吃不飽，只能出去拼。時間長了，這屯子空了，將來東北也就完了。」霍占春很着急，「他們這一茬孩子，挺難。」

「土地有一些影響，但不大。」宋麗敏卻這麼認為，因為土地對人的保障功能不如過去那麼強。

「多數農村人到城裏來了。在遷移流動的過程中，他接受了現代城鎮比較先進的生育觀念和生活方式。少生孩子提升生活質量，個人努力減少撫養孩子的成本，使家庭躍遷到更好的社會階層，享受更好的生活條件，或擁有更好的發展機會。他覺得少生孩子是划算的。」宋麗敏強調，「生育意願一旦降下來，就很難再升上去。」

從腰屯村往東北方向驅車半小時，便是緊鄰江邊的東霍爾莫津村。當地村民稱它叫「沿江鄉東屯村」，是一個達斡爾族村。附近山上工事多，遺留着侵華日軍修建的山洞、哨所等，「孫吳勝山要塞遺址」也在這裏。雖然經歷了半個多世紀，破壞了一些，但清理修補一下，還是很有教育意義的。可惜當地旅遊業並未發展起來，村民仍以種地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