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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東北女老闆年近五十齣國當保姆嫁老外

我叫勁草,出生於1956年,是一個純正瀋陽人。我下過崗,做過服裝裁剪,開過印刷材料廠,生意失敗後,孤身一人去荷蘭打拼,靠努力給兒子和自己都買了房子,收穫了幸福的晚年。我一直相信,女人要自強,不要靠家裏,也不要靠男人。

我大概一歲時拍的全家福,媽媽手裏抱着的是我,爸爸抱着我姐姐,前面站着哥哥。

我小時候,爸爸是鐵路印刷廠的工人,媽媽是建築工人,家裏孩子四個,我排行老三。

那個時代,中國的家庭都重男輕女,家產都是留給兒子,不會給女兒。媽媽經常告訴我,好女不穿娘家衣,好女不吃娘家飯。

我父母都挺能吃苦,挺要強,我性格就像他們,從小自尊心就強,總想闖出自己的一片天。

1975年,我初中畢業了,之後就下鄉,在農村待了四年。

1975年,我初中畢業時的畢業照。第一排左邊第二個,穿格子襯衣的那個就是我。

那個時候很單純,都不知道農村什麼樣。等到去了之後,老苦了。土坯炕剛砌完就讓我們睡,底下都是水珠子。剛開始炕沒修完,知識青年又太多,一個炕上睡十幾個人。發給我們的玉米面是受潮變質的,不能給牲口吃,但人吃不會死,玉米面煮出來的發糕顏色像水泥,一啃上去幾個牙印子。

別看我個子矮,一米五二,但我特別能幹。一般下鄉青年第一年不插秧,但我幹活快,第一年社員就讓我跟他們一起插秧。在泥里四腳着地,插完秧,腿都站不起來的。打麥子的時候,麥芒扎進脖子裏,老刺老癢了,戴上風帽也不行。那時候我就發誓,這輩子不想幹這樣的工作了。

後來我被選成了青年點一個小組的小組長,領着四十多個人幹事。什麼都幹過,做板報,掏廁所,跟着農業技術員做育種,人工授粉——就是把這條須剪下來,把須上的粉抖在另一個玉米須上。晚上蒙上被,大家都在盤算什麼時候能回城?回城是很難的。我那時經常做噩夢,夢見我人在城市裏,但戶口回不來。誰想留在農村啊?

2015年,我們一起下鄉的知青的合照,背後是我們當年住的房子。左起第三個,穿着紅色外套的是我。

那時候有人爸爸是當幹部的,就想辦法安排去青年點當幹部,能早回城。我是恢復高考後,自己考回城的。我們青年點一百七十多人,就考回來兩個人。1977年,國家恢復了高考,當時的知識分子家庭都讓孩子回家複習,準備高考,我父母都是工人,沒有那個遠見,於是我錯過了第一年的高考。

一到冬天,農村用不着人力了,就讓我們回家貓冬。1979年的冬天,當時我弟弟已經八年級了,可以考中專了。我媽媽說反正你待着也是待着,就跟你弟弟複習,一起去考中專吧。我二舅住樓下,是老牌大學生,我複習的時候請教他,問他什麼是化合價?他說,你要是連化合價是什麼都不知道的話,我真的沒法輔導你。沒人輔導,只能靠自學。

那時候書都沒有的。母親托人從上海給我帶了物理書,就只有上冊。我有個親戚,他家鄰居那時候有個黑白小電視,我們就經常上他鄰居家,看瀋陽一個中學老師講數學,就這樣聽幾課。早晨起來,咔咔背政治,背歷史,白天做題,累了就休息。

在家裏複習了一個月,就去考試了。

語文考試我印象很清楚,作文是寫「難忘的一件事」。我寫的是我們小隊在打稻子的時候如何節省,把剩餘的稻穗撿起來的故事。還有一科,我中途鼻子出血,老師領我去洗乾淨,然後繼續考。

當時中專的體檢線是245分,我考了250分,分數夠體檢線,不夠錄取線,國家有政策照顧知識青年,我沒考上中專,但可以上技校,學的機械專業。畢業以後,我被分配在一家國企做製圖,哪個機械壞了,我就拿着設計圖去修。

26歲時,我到了結婚的年齡,那個年代挑對象挑高個兒,我那時又瘦又小,一米五兒,八十多斤,很難找對象。後來我為了結婚而結婚,很匆忙就結婚了。婚後有了一個兒子,六年後,因為感情不合,我離婚了,兒子判給了前夫。我現在經常告誡別人,不要因為年齡到了就結婚。

我二十多歲時的照片。

1988年是我人生的最低谷。我離婚了,也下崗了。我在單位是全民職工,在以前是很了不得的,所以下崗那段時間特別失落沮喪。我記得有次,家裏沒有人,我就站在煤氣灶邊上,想把煤氣打開,但想到自己還有孩子,唉......

在我下崗前的幾年,爸爸就下海開印刷廠了,家裏條件變得蠻好的。下崗之後,爸爸給了我二百塊錢。那個時候重工業職工月工資是三十八塊六,輕工業三十五塊,二百塊是一筆巨款。

爸爸當老闆,但我這輩子這麼花他的錢,可能就那二百塊。家裏不缺我吃喝,但我就是不想靠家裏。

下崗第二天,我看到《遼寧廣播電視報》有瀋陽工人大學招服裝裁剪學員的信息,第二天我就去報名了。我從小對製作服裝就有興趣。我本身有製圖技術,學這個很快。別人一天學一樣技術,我一天學兩樣,白天學做,晚上學裁,一個月後,我租了別人一個小店,就開了服裝店。爸爸給的二百塊,五六十交了裁剪班的學費,一百多交了房租。

我住的離市場挺近的,有時候父母早上給我送一點吃的。白天裁活,每天到半夜十二點才睡覺。那時候幹個體少,我一個月掙一千塊錢,家裏也不用我花錢,就這樣,我很快就成了萬元戶。但房東也是干服裝的,我們之間有競爭,一年多後,房東就不租房子給我了。

在學裁剪的時候,我還做了第一筆買賣。當時毛線挺緊俏,我就進毛線,把親朋好友錢借了一圈,大概一萬多。這個客戶也說要訂,那個也說要訂,但都沒交定金,之後又都不要了,這一萬多塊錢貨就砸手裏了。那時候一萬多塊錢貨可了不得,別人也着急找我要錢。我折騰了將近兩年,才把這筆錢給倒騰回來了。

干生意那段時間太忙,都沒留下什麼照片。這是我2004年到荷蘭後,周末去擺攤賣首飾,又做了點小生意。

關了服裝店之後三四年裏,我還密集地幹過很多其他生意。

1990年,百褶裙很流行,滿大街都是女孩穿百褶裙。我跟一個朋友合夥,他出設計圖,我找人加工,做了一個壓褶機。壓裙褶一條五塊錢,加上給裙子上腰頭,一條收十五塊左右,一天能接上十條八條,挺掙錢的。

我們管那個機器叫「造幣機」,把裙子片放進去,「乓乓乓」,一分鐘,出來就有褶了,就像印錢一樣,來錢快。這生意我做了一個夏天加秋天,到了冬天,這就不時興了,我就把機器賣了出去,賣了兩千塊錢。

大概1993年,我跟朋友合夥做生意。他在瀋陽五愛批發市場有個店鋪,那是全國第二大市場,僅次於義烏。當時市面上女孩童裝比較多,我偏個冷門,做男童裝。春節前夕,我設計的童裝非常搶手,一個小時,全部搶光。買我們貨物的大多是「精品屋」,他們買回去都能再賣個高價。我們那時一天能賣六十多套,一天一千多塊錢到手不費勁。但後來因為大家有矛盾,這個事就黃了。

這之後,我在瀋陽鐵西商業大廈做櫃枱,對外裁活。其他櫃枱都願意裁西服,因為西服好裁不好做,但我啥都敢裁,他們都叫我「花樣專業戶」,所有別人不敢接的活都到我那兒去。我白天就接一大旅行袋的活,回家一裁裁到半夜,配完料,我專門僱人給我送活取活,送到給我加工的人家裏,我第二天再把做好的服裝帶回櫃枱。

就這樣做了一段時間。後來商業大廈不租了,我就整了個「倒騎驢」(人力倒三輪車),在一個馬路邊上收貨,我姑姑幫我看攤。後來我家動遷房子,那個「倒騎驢」在外邊被人偷跑了。

生意失敗一個,我就立馬去尋找下一個商機,沒有時間去懊悔,我只想靠自己努力改變命運,不想靠家裏。

我爸爸是開印刷廠的,我因此知道做印刷製版挺掙錢的。印刷需要製版,比如一本雜誌,正反面封皮要製版,才能上機器彩色膠本印刷。我沒幹過這個,但我的領悟力特別強。那時候有個大姐,在瀋陽國營的大印刷廠製版室工作,她邊走路邊跟我聊怎麼製版,我就學會了。

1996年,我就做起了印刷製版生意,這是我人生中最掙錢的一筆生意。整個硬塑料板,長一米五,寬一米,五六毫米厚,刻上細槽,上面擱個薄片,像相片的底板,板下是一個真空泵,一抽真空,再用紅燈白燈一曝光,顯影定影,就完事。一個雜誌的版正反面八百塊,一天做兩套,很輕鬆。好多外地的不能製版,就上我們家製版。在這一年多里,我掙了六萬多。

但很快,製版就上電腦了,社會發展很快嘛,就不用我們了。

1998年左右,我牽頭辦了印刷材料廠,我投了十多萬,把以前做裁剪、製版攢下的錢幾乎都投進去了,我爸爸也投了十幾萬,我負責經營,每個月給他兩千塊的分紅。但外行真的不能做內行。我們買設備的時候被人騙了,設備十來萬買的,卻是別人淘汰的。在這種情況下,我就發揮了自己的技術專業,自行改造了機器,這台機器之後維持了四年,廠家說我們是唯一一個自己改造的商家。

我們當時的一百多個客戶,分佈遼寧各地。差不多每一個月左右,我都要跟車去回訪客戶。有一次回訪客戶的路上,下雪,金杯麵包車打橫,差一點就撞到旁邊欄杆上。後來我覺得這個行業越走越窄,如果我們沒有更多的資金投入,更新設備的話,我們終將被淘汰。我就想把廠子兌出去,我爸不同意。我就背着我爸,把廠子兌出去了,好歹沒賠錢。

2002年,工廠兌出去的時候,我已經46、47歲了。那時候生意不好做了,還要四處籌錢給工人開工資,也挺愁的;投入這麼大,產出也沒多少,很累,感覺一團麻繩捆在身上,這下一下子掙脫出去了。我那會就跟朋友說,我再也不想當老闆了。

北方以前全民單位多,瀋陽好多大工廠紛紛倒閉。下崗的人多,就有點興出國了。我爸爸一個老同事的女兒就出國了,聽說她在外面干汽車修理,很掙錢。我和我朋友還去他家裏,問了一些出國的情況。

2003年,我外甥女到荷蘭看我,這是我出國的第一年。

就算不出國,家裏也不會短了我吃穿。可作為女兒,我還是想自己出去闖一闖。我覺得我有能力改變自身的命運。

兒子初中時,我就把他接過來跟我一起生活了,到2002年,他學校畢業,也二十歲了,看見逐漸長大的兒子,我還是想拼一把,想多賺點錢,給兒子買房子娶媳婦。以前我干製版掙的錢,本來可以買房子,可那個年代,人都缺心眼,沒那個思維。要是當時買了房子,我可能就不出國了。

出國要花錢,我是商人嘛,肯定會想,什麼時候能回本?聽說在歐洲做保姆,一個月六百多歐,那個時候匯率很高的,有時候一歐元能兌換十塊人民幣,一年就能回本。

我原本想去西班牙,但是簽證辦了一年,都辦不下來。那時候我們這些想出國的人,整天跑中介,互相透露消息。有個人去過幾次國外,跟我說,你就去荷蘭,荷蘭漂亮。然後我就改道了。

我折騰辦簽證的時候,我爸說,家裏的印刷廠那麼大車間,也沒人管,你去那做管理吧。我就去給他管車間了。管了一兩個月,簽證就下來了。我爸媽不想讓我走,但我一咬牙一跺腳,還是去了。

2003年,我帶了兩千多美元,去往歐洲。

我出發那天,還有二十多天過春節。簽證好不容易下來了,機票也訂好了,必須得走,我就沒在家過春節。我先坐八個小時火車到北京,再轉飛機。我帶了一個小行李箱,一個耐克背包,家人送我去火車站。臨上車的時候,看到兒子和家人的背影,我心裏特別心酸。我沒有同伴,在荷蘭也一個人不認識,不知道自己將要面對什麼,前途太渺茫了。

剛開始學荷蘭語的時候,我都不會讀,全都用中文標註發音。

我在法國入境,途中經過比利時,車在中轉站停靠一分鐘。我的背包放在旁邊的座位上。有一個人在外面敲玻璃,我一回頭的功夫,結果上來另一個人把包搶走了。我不會英語,車停靠時間那麼短,又不能下車去追。

幸好我以前經常出差,有經驗,錢和護照都不會放在包里,都放在了身上。

我在荷蘭最開始是做保姆的,在中國人家裏。我心理素質好,從老闆到保姆,心裏也沒什麼落差。為了生存,可以當老闆,也可以當保姆。

我當保姆,先是從護理癌症病人開始,這是份沒人願意做的工作,但我單槍匹馬,不認識人,不會荷蘭語,找工作只能靠中介,沒辦法。我護理得很好,他臨走之前送我一本學荷蘭語的書。

之後我又給他們家帶孩子。孩子三歲多,不會說中文,老闆娘要求我要跟孩子說中文,不允許我說荷蘭語。他們家全天不讓看電視,其他娛樂也沒有,這反倒成全了我。

每天晚上八點之後,老闆娘下班回家,孩子不用我管,我就拿着書偷着學,一個單詞一個單詞地翻譯。有一次,老闆娘親戚來了,我問了一句話用荷蘭語怎麼讀?事後,老闆娘知道了,跟我說,你不可以問別人荷蘭語。

他們不讓我學荷蘭語,但我覺得不行,我到這個國家,要改變自己命運,就必須要過語言關,不能變成啞巴。而且一旦會荷蘭語,我就可以去找更好的工作了。

在荷蘭做了一年後,我把本掙了回來,還在國內付了一套房子的首付。

我跟現在的丈夫尼克就是那段時間認識的。

我離婚後,也有人給我介紹過對象。我大概40歲的時候,有人給我介紹了一個,個挺高,那人工資一百一,花一百給他女兒買個表,一個月沒錢了,就找我要錢。

他家冬天沒有暖氣,很冷,孩子衣服沒人洗,我就抱個大盆,給他的孩子洗衣服。後來面臨我們在一起的事情,我就把兒子領過來了。可這個人從進屋到走,眼皮都沒抬一下,沒跟我兒子說一句話,我立刻就跟他分了。

我去荷蘭的時候,除了掙錢,也逐漸想找個伴,一個人,多孤單啊。

尼克年輕時在美國的照片。

2003年底到2004年年初的時候,我和尼克經人介紹認識了。

尼克是個中國迷,對中國的歷史比我都懂。他愛看中國電視劇,看中國書,連《紅樓夢》都看過。他最喜歡的城市是西安。我們現在家裏的擺設都是中國元素,全都是他擺的。

家裏桌布是中國紅緞子。中國結,中國扇子,他全都往牆上掛。他剛回荷蘭的時候,在超市一遇到中國人,一定會給人家留電話號碼,讓別人給他介紹對象。

尼克非常喜歡中國的紅綢。沙發墊,桌布都是我從國內給他帶回來,他自己擺的。

他年輕時候在美國工作,做過希爾頓酒店的大堂經理,每個月收入六七千美元,但覺得家不在那裏,也沒買房子。在美國三四十年後,他才回到荷蘭。

最開始荷蘭使用荷蘭盾,後來換了歐元,荷蘭盾兌歐元縮水了一半。他也不是那種願意受委屈的人,租了個好房子,挺貴,一個月七八百歐。他帶回來幾萬美金,一折騰,幾年就沒了。

有人說我嫁給老外是圖他的錢和房子,其實認識我的時候,尼克的存款已經花得差不多了。

我們第一次見面是在尼克家,他當時租的公寓裏。那棟公寓一進大廳,有假山假水,真的桔子樹,桌椅,還有一些老年人。

介紹人跟我一起去的,進去五分鐘就走了,剩下我跟尼克聊。我當時荷蘭語不好,會看會寫,但聽和說不行。我就拿字典跟尼克聊。尼克跟我說了個單詞,「cultuur」(文化),他想問我,我們倆有文化差異可以嗎?我說可以。我們聊得很短,很快我就走了。

我每星期休息一次,我們約在火車站見面。現在有些人在我的西瓜視頻下留言說他帥,但我第一次見他也沒覺得什麼,就一個小老頭子,穿着夾克。第二次見面的時候,我都忘了他長啥樣了。他沖我跑過來,我才知道是這個人。

在我跟尼克認識兩三個月後,有段時間我血壓升高,頭疼。親戚有孩子得腦瘤,我媽媽本來就不願意我出國,一聽這個,就把我叫回國了,花了八百做磁共振,什麼事也沒有。已經在國內買了房,我離開荷蘭的時候,其實不打算再回去了,行李全帶走了。

2004年回國前,我在尼克當時租的房子裏拍的照片。

我回國後,尼克天天給我打電話。我用最磕巴的荷蘭語跟他通話,實在不行,家裏還有侄女,下一輩的英語都很好。就聊今天幹嘛了,吃什麼呀,無非就是這些。我在國內待了五個多月,他天天給我電話,電話卡都攢了厚厚一沓。

他真的很誠心,我很感動,是他把我追回荷蘭的。當時我的簽證已經失效了,他就給我辦身份。尼克跟前妻是在美國離婚的,但荷蘭戶籍上還是已婚。他讓前妻辦離婚公證,來回郵寄,辦了好幾次。尼克說,到了第三次,他拆郵件的手都哆嗦了,就怕不行。

2004年底,我回荷蘭半年後,我們註冊結婚了。

這是2005年,我跟尼克一起參加朋友的婚禮拍的照片。

自從工卡下來之後,我就開始工作。正好當時有個中國朋友在荷蘭的蔬菜工廠工作,就介紹我去。我做工非常快,貼商標,一秒一個。往機器上續包裝西紅柿的盒,我可以左右手一起續,不會讓它斷掉。

在蔬菜工廠工作三年後,合同到期,我又找了花廠的工作。那是全世界第二大花廠,那兒的蘭花都有一人多高,中國很多花苗都從這進口。我在那邊插苗。我們用手術刀切,之後插苗,花苗還不能折。插完了,機器推進花圃,花圃是無菌的,不能進人。機器插苗的人說我插得比機器還快。

其實在蔬菜工廠不幹了之後,按規定,我是可以拿一年失業金的,但我沒有拿完,就趕緊又找工作。我一回去上班,別人都說我傻,有失業金不拿。我們中國人勤奮,做工快,他們外國人都靠邊站。尼克也說,這裏有外國人在街上賣藝要錢,但哪有中國人?沒有中國人。

我去上班,尼克就專門為我服務。

尼克送我上下班,我在車上學荷蘭語,這是我當時的筆記。

結婚前,我說對我來說,早上十點見面都算挺晚的了,他當時一愣。現在我才知道,上午要他出門,簡直要他命了。可我上班那會,他每天早上四點多就起來給我做早餐,我去洗漱。他幫我在麵包抹上果醬,把豆奶倒在玻璃瓶里,開車送我上下班,我在車上吃早餐,學荷蘭語。他說什麼我不懂的詞,我都讓他把字母寫下來告訴我。我必須會寫才會說。我就記下來,回家再查字典。

我那時還要接受荷蘭的義務教育,晚上上夜校,一個星期兩次。尼克就會把吃的帶在車裏,直接開車送我去學校,下課再接我回來。

工作兩年後,我們一起出錢買了現在住的房子。因為我一直在工作,視為有長期合同,否則單憑尼克自己,他是貸款不了的。

2011年,我和花廠實驗室同事們的合照。右排第一個穿着黑色衣服的是我。

2012年,我發現身體異常,就去做檢查。最開始做的乳腺鉬靶,後來做病理,醫生說,不怎麼好,乳腺癌。我很害怕,跟尼克說了,他也很害怕,一直拽着我的手。

我有親戚在國內的大醫院,家裏人就讓我趕緊回國治療。但回去之後我就後悔了。兒子兒媳孝順,但畢竟他們有自己的家庭,家裏其他人也不可能專門照顧你,醫院裏跑上跑下都是我自己。在荷蘭,這些都是尼克來做,我啥都不用管。

2014年,我做完手術,跟尼克在奧地利度假。我的頭髮之前因為化療剃掉了,所以這時候頭髮很短。

做完手術後,我的癌症就好了。而當初沒拿完失業金反而變成了一件好事。荷蘭的病金不是特別好拿,但我拿了九年多了。病金是因為喪失了勞動力,國家按照以前工資一定比例發錢,用於生活開支的錢。

他們就看你記錄,你以前一直在工作,失業金也不拿完,不是偷懶的人,你一定是真的不能工作了,才不工作了;但如果你以前三天打魚兩天曬網,斷斷續續的,病金就不一定會給你了。

2012年前後,我與尼克兄弟姐妹四人的照片。這是他們唯一一次聚齊過的照片。

尼克今年87歲,大我二十一歲,這是我後來才發現的。我們結婚時,在中國大使館辦認證材料,他填出生年月日,一下就露餡了。我說你填錯了,他說沒錯。我問了幾遍,他都說沒錯。我也就接受了。好多人說,他年齡大先走了,你怎麼辦?我不考慮這個事情,我就要活在當下。誰知道明天和意外哪個先到?考慮那麼多累不累啊?

我最近看一些老年人徵婚頻道,一侃,全都在問有房,有車,有幾險沒?我覺得人生都活到這個程度了,都不是第一次婚姻了,為什麼沒有一個更高的認識?有錢就一定幸福嗎?錢財不重要,每天有笑聲才重要。

我現在跟尼克在一起生活,每天都是充滿笑聲的。他是個很幽默,非常尊重女性的男人。我剛開始在廚房做飯,尼克覺得不好意思,總跑過來問要不要幫忙。我說,我做的是中餐,你幫不上忙。後來就我做飯,他刷碗。飯做好了,他一定不會先吃,總是讓我嘗第一口。家裏倒垃圾,吸地,洗衣服,都是他做。

我有時候熬姜水,忘了,水都煮幹了。他從來不會指責我,而是先笑着問我,你是不是什麼事情忘了?我一下想起來。他才接着說已經處理好了。我去廚房一看,他已經用醋泡乾淨了。

以前我有時候給兒子匯錢,也都是讓尼克去匯,他從來不說個「不」字。我有次問尼克,如果沒有遇到我,他會過什麼生活?他說,沒有房,沒有車,租個單間,了卻一生。他成全了我,我也成全了他。

責任編輯: 劉詩雨  來源:自PAI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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