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則名為《一名紅衛兵的懺悔：永不饒恕自己「弒母」》的新聞刺痛了諸多人心。但當隱隱作疼的人心再次不約而同地集體指向「文革」時，反思本身已不完整。
一、這類告密已不同於傳統告密模式
《紅衛兵懺悔「弒母」》這則新聞呈現給世人的是一種醜陋的告密之惡。這類告密，已突破了傳統告密模式「親親相隱」的底線，有完全不同的發生邏輯。
1、傳統告密模式雖然殘酷，但仍強調「親親相隱」
因當權者的需要和鼓勵，中國告密傳統源遠流長。遠者，如公元前114年，漢武帝出台「告緡令」，即是鼓勵百姓舉報一切相識者的資產。武帝為從民間撈錢，此前曾頒佈過「算緡令」，對百姓財產中來自非農業收入的部分徵收「財產稅」，但百姓有抵抗情緒，政府又缺乏統計手段，實施效果很差。武帝遂想出鼓勵百姓互相舉報資產這般損招。「告緡令」規定：凡被人告發隱匿資產、呈報資產不實之人，其資產將被全部沒收，沒收資產的一半將被獎勵給告密人。此令一出，民間告密之風大盛，司馬遷總結其巨大的破壞作用時說：民間「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各郡國「得民財物以億計」，「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產業」，終於發展到中產之家全部破產，百姓花光吃光不思儲蓄的境地。
近者，如台灣50年代到80年代的「白色恐怖」。學人王鼎鈞覺得自己身邊當年遍佈告密者：「那時偌大的辦公室只有一具電話，我接電話的時候，總有工友在旁逗留不去，他們讓我看見『豎起耳朵來聽『是個什麼樣子。他們好像無所用心，低着頭擦不必再擦的桌子，但眼珠滾動，耳輪的肌肉形狀異乎尋常。如我會客，總有一個工友殷勤送茶換茶，垂着眼皮，豎着耳朵。……那時，工友是他們得力的耳目，管理工友的人必定是『組織『的一員。」那時候，台灣在蔣經國的主持下，有10萬餘名警察及5萬餘名各類特工，更不知發展了多少「工友」做眼線，台灣民眾無一不在監視之中，無一不在被告密的恐懼之中。
無論古今，這些傳統告密模式，或是群眾運動，或是當局撒網，雖然殘酷，但「親親相隱」總是最後的一道底線。即便是尊奉商鞅之學的秦國，《商君書》裏雖有規定「民人不能相為隱」，否則必受株連，但云夢秦簡里仍有「子告父母，臣妾告主，非公室告，勿聽」的規定。張家山漢簡里的規定更嚴厲：「子告父母，……勿聽而棄告者市」。
2、階級鬥爭新思維下，血緣感情須服從於階級感情，大義滅親式告密遂層出不窮
但在文革中，「大義滅親」事跡——子女檢舉父母，妻子檢舉丈夫，哥哥檢舉弟弟者層出不窮，紅衛兵告密「弒母」這類案例，亦非鮮見，「親親相隱」的底線已全線崩潰。何以會如此？階級鬥爭新思維是個中關鍵。如1943年延安整風期間，陳伯達在《解放日報》上發表《人性•黨性•個性》一文，認為「任何種人性並不是先天帶來的東西，而是某一種社會生產關係的產物。所以，在階級社會中，人性的問題就是階級性的問題」；再如1957年，針對社會上「不近人情」、「六親不認」的批評，《學習》雜誌刊文指出：「『人情『是階級意識形態的表現，『六親』也各有自己的階級地位，都是有階級性的。問題在於『近『什麼人的『情『，『認『什麼人的『親』。其中有一個顯明的界限，這就是階級立場。」文章公開支持以「階級立場」為標準「大義滅親」：
「當一個良好的公民或革命的幹部檢舉自己親屬中的反革命分子，或是提出與自己的反動階級家庭從政治上、思想上劃清界限時，右派分子認為這是『大逆不道『、『六親不認『。這又是什麼意思呢？一個好公民、好幹部為了社會主義事業這樣做是完全正確的。否則，就要成為反革命分子或反動階級的俘虜。」
1958年第22期的《中國青年》雜誌還刊登有姚文元的一篇對巴金小說《家》的批評文章，在文章中，姚毫不留情地批評巴金的小說「把血緣的感情放在階級感情之上」，削弱了「青年『大義滅親』的鬥爭性」。文章說：
「（小說中的）高老太爺是這個黑暗王國的國王，所謂『一家之主『。這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反動人物，殘酷毒辣，死硬地維護封建道德，殺人不見血。……到他臨死的時候，作者不是用充滿仇恨的筆調去引導讀者無情地憎恨這條毒蛇的死亡，卻用十分哀痛的筆調叫覺慧、覺民去扮演『和解者』的角色，叫那個被有些人目為『英雄『的覺慧『把身子靠在祖父的膝前』，『用悲慘的聲音叫着爺爺『，好象過去做了多少對不起祖父的事，現在在這最後的—剎那加以挽回，要請他『原諒』。這不是向地主階級妥協，為地主階級減輕罪惡，把血緣的感情放在階級感情之上，又是什麼呢？而那位高老太爺竟也的確『原諒『了他們，小說中把他的臨死的痛苦衰弱的形象寫得那樣令人同情：他的嘴唇又動了，瘦臉上的筋肉弛緩地動着，他好象要做一個笑容，可是兩三滴眼淚開始落下來。他伸手在覺慧頭上摩了一下，又把手拿開，然後低聲說：『……你回來了……馮家的親事不提了……你們要好好讀書……唉！』一聲長嘆，表現了高老太爺內心的懺悔，他在為覺民的婚事而難過。讀者看到這裏，不是會對他引起一種默然的同情和憐惜，覺得他『也是為了兒孫好『嗎？而這種和地主階級妥協的感情，會嚴重地削弱青年『大義滅親』的鬥爭性。」（《論巴金小說<家>在歷史上的積極作用和它的消極作用——並談怎樣認識覺慧這個人物》）
二、這類告密也不僅僅只是「文革」之惡
文革期間的「大義滅親」式告密，既以「階級情感」為準繩，自不可能僅僅發生在文革期間。「文革」前歷次政治運動中所發生的「大義滅親」式告密的數量，絕不會比「文革」期間更少。所以，若僅僅局限在文革範疇內反思「大義滅親」式告密，僅僅將其視作「文革之惡」，這樣的反思就難免有失偏頗。
1、「大義滅親」式告密不是「文革」特產，自50年代起即已泛濫
事實上，對「大義滅親」式告密的鼓勵和宣傳，早在文革之前即已開始。以1952年「三反運動」中的《人民日報》為例，1月24日報道了《北京市第五中學青年團員王世桓檢舉他父親貪污行為》；2月4日報道了《北京大學學生展開坦白檢舉運動不少學生檢舉了自己親屬的違法行為》；2月6日，報道了《許東才站穩人民立場檢舉奸商父親》；3月8日，又報道了《門頭溝機電廠職工家屬大膽檢舉和規勸丈夫坦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