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為體驗店於2020年9月24日在澳大利亞悉尼開業。（大紀元）
調查人員訪問了受感染的系統，但只是在自毀機制開始自我刪除後才進入的。
彭博社報導：「對這些系統的數字取證只顯示了惡意代碼存在的片段，調查人員利用各種敏感來源，包括線人和秘密截獲的對話，重構了這次攻擊。」
在惡意軟件運行過程中，竊取了流經華為設備的所有數據。
彭博社的消息人士稱：「這些數據讓他們能夠獲取私人通訊內容和信息，這些信息可以在未來的攻擊中，用於針對特定的人或設備。」
彭博社提到了兩家在澳大利亞運營的電信公司，據報它們使用了華為的設備。Optus是新加坡電信有限公司旗下的一個公司，從2005年開始使用華為的數字和無線網絡。
據彭博社報導，Optus不僅是澳大利亞第二大移動運營商，「還運營着澳大利亞最大的衛星群，並與澳軍方密切合作。」
不清楚為什麼澳大利亞會信任與新加坡這樣的專制政府有關聯的公司，把最敏感的衛星和軍事數據交給它們，尤其它們與華為密切合作。
澳大利亞第三大移動運營商沃達豐和記澳大利亞公司（Vodafone Hutchison Australia），在2011年選擇華為對其整個2G和3G基礎設施進行全面整改，隨後還將對其部分4G網絡進行整改。」
據彭博社採訪的兩位官員稱，被入侵的網絡是Optus公司，該公司聲稱「對指控的事件一無所知」。
2012年，美國情報官員在澳大利亞的引導下，在同一年發現了一起類似的中共攻擊，該攻擊使用了華為在美國的設備。
中共間諜需要管理權限才能成功
彭博社援引羅傑斯的話稱：「他們所有的情報機構都採用同樣的手法。」「所有這些工作都得出了同樣的結論：這一切都與管理權限有關，來自北京的管理補丁不值得信任。」
就連華為的全球網絡安全官約翰‧薩福克（John Suffolk）也承認，「華為認為其員工被收買的可能性看做是一種『有效威脅』。」然而，華為所聲稱的應對措施，包括每年的「合規培訓」，卻少得令人發笑。
華為於1987年由前中共軍官任正非創立，該公司聲稱對間諜活動並不知情。
這幾乎不可能。但任正非貌似恰當的否認，表明問題不僅僅是華為，而有更深層次的問題。如果華為的領導層聲稱不知道間諜活動，那他們可能是故意視而不見。中共的間諜機構可以滲透到任何國家的任何一家公司，而這些國家的官員們同樣也會為了短期市場利益而忽視（中共的）間諜活動。如果擁有公司網絡管理權限的低級技術人員受中共間諜機構的滲透，獲得了個人權限，他或她就可以插入必要的惡意代碼。
華為的問題其實是中共的問題
包括華為在內的國際電信公司從與中共的業務中賺取了數十億美元，並有許多短期的經濟激勵措施來忽視這種危險，並鼓勵其本國政府也這樣做。
這個問題是國際性的。據報導，華為曾幫助兩個非洲政府利用間諜活動對付政治對手，並為巴布亞新幾內亞的政府建立了數據存儲，其中包括明顯的安全漏洞，使敏感文件很容易被盜。華為公佈的文件顯示，該公司是如何幫助中共追蹤人口的。
近年來，隨着中共的經濟和科技實力的增長，這個問題只會越來越嚴重。例如，中共對澳大利亞的網絡攻擊今天仍在持續。據彭博社報導，「自從澳大利亞去年呼籲對COVID-19的起源進行獨立調查以來，中共黑客一直無情地攻擊澳洲各機構。」
問題的根源不是華為，而是各國企業對中共的聯繫和依賴，以及他們願意讓中共繼續以咄咄逼人和不道德的方式來促進其國際商業和反自由的影響力。
中共的網絡黑客問題——在全球範圍內增強其工業間諜、政治影響力和侵犯私隱的能力，除非中共極權政治體制民主化，從而擺脫對權力極度渴望的中共，否則這一問題將無法解決。
作者簡介：
安德斯‧科爾（Anders Corr）擁有耶魯大學政治學學士和碩士學位（2001年）、哈佛大學政府學博士學位（2008年），也是科爾分析公司（Corr Analytics Inc.）的負責人與《政治風險雜誌》（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Risk）的出版商。他曾對北美、歐洲和亞洲進行廣泛的研究，著有《權力的集中》（The Concentration of Power，即將於2021年出版）和《禁止闖入》（No Trespassing），編輯過《大國，大戰略》（Great Powers, Grand Strategies）等。
原文：Chinese Tech Giant Huawei Attacked Aussie and US Networks in2012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並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