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知識不是權力的同盟，而是權力的死敵。"
知識分子的局限
知識與權力的較量並不是一個現代化的命題，知識分子自古就有驅逐權力黑暗的政治抱負。任何權力都明曉知識的潛在威脅，知識分子是專制權力的解構力量。因此，千百年來，老到的權術會盡一切所能來壓制知識，或者收買和分化知識分子。
知識的力量可能超越歷史長空，但很容易在當下迷失，因此，知識分子也常常興高采烈地被權力所左右。知識分子的局限在於有時候急於尋找光明，而忽視了腳下的黑暗，在奔向由權力提供的窗口之時，不但不能走出地獄，還會陷入更深的牢籠。這就是為什麼知識分子往往經得住黑暗的壓迫，但無法經得起一絲光明的誘惑。
即便連黃炎培這樣的教育大家也對窯洞中的毛式承諾激動不已。或者像吳晗這樣的明史專家，經不住烏托邦的天堂誘惑，竟然與恩師胡適分道揚鑣，最後自食其果。一個能穿透千年歷史的人，不一定就能看破信誓旦旦的當下，包括那種承諾抓着自己頭髮飛起來的某種方法論神話。
知識分子有着浪漫的自娛偏好，在權力的眼中稚如孩童。知識分子由於知識的薰染往往對於自己感覺的世界有着表達真知的欲望和強烈的感情，而且對於世界求變心切。尤其在文人型的知識分子身上，這種明顯的理想主義特徵致使現實的困難被矮化，甚至消除，羅馬仿佛一夜之間即可建成。這種浪漫的想像會刺中現實權力的敏感神經，往往遭到權力的反撲，而在與權力的現實對決中又空無一策。
知識分子天生的特點在於自己的獨立性，這在文學、藝術創造中是必需的，因為只有獨特生命經驗的表達才有知識的增量，但與現實權力的衝突中則暴露出明顯的缺陷。儘管有的人文知識分子有着極強的現實關懷，但在現實方法論方面的神話如同"批評與自我批評"，甚至由自己的熱情葬送了自己的理想。
問題的出現在於知識分子用想像簡化了現實權力的力量以及深刻的黑暗，甚至用知識邏輯化約為現實邏輯，對於現實權力結構的邪惡過於忽略。這就是為什麼文人型的知識分子總是在最後捶胸頓足表達自己的懷才不遇，或者空嘆"三十功名塵與土"，就是他們曾經把真正的黑暗當作了光明的通道。屈原、蘇軾、李白莫不如此，這種浪漫的對自己知識的想像化至多是一種自娛自樂而已。
如果說文人的想像是浪漫的，那麼權力則是非常現實的。如果說想像具有碎片化特徵，那麼，現實的權力則具有整體化的色彩。想像往往出自知識分子追求自由的善意，而現實權力則考慮自己的利益穩固。所以，碎片化的知識分子的浪漫行為可在藝術領域有效作為，面對鐵幕一樣的現實權力則無從下手。正如尼古拉斯·W·普納所說："由單個個體進行的公民不服從不太可能有多大效果。他會被看成是古怪的人，觀察他比鎮壓他更有趣。因此，有意義的公民不服從是由一群志同道合的人來實踐的。"
現實權力不僅天生壓抑知識分子，還有着與生俱來的對於知識的蔑視。雖然民粹主義的蒙昧時代已經過去，但現實權力結構並不是一種知識的文明承接，而是一種梁山衣缽的繼承，其蒙昧主義的病毒依然潛存在權力的血液中，它們有着驅逐知識與真理的本能。這是今天的浪漫派知識分子所估計不足的。
浪漫派知識分子大多時候也繼承了幼稚的酵母，以為自己面對的是一種共同的利益建構。即便是深刻如刀的魯迅，在人性的解剖方面可以入木三分，但是面對現實政治則稚若孩童。這種文人型知識分子的局限，明顯地在於對權力自省或權力向善的過度幻想。
邏輯型知識分子同樣有着致命的自負，這種自負甚至不亞於權力的自負。托克維爾發現，"支配法學家的東西，也和支配一般人的東西一樣，是他們的個人利益，尤其是眼前利益……。儘管法學家往往與人民聯合起來打擊行政權，但法學家與行政權之間的親和力，卻遠遠大於法學家與人民之間的這種親和力"。這種類型的知識分子在純粹邏輯快感中的濟世情懷，其實與浪漫型文人的理想抱負是一體兩面。
如果說，文人的浪漫來自對未來的想像，而邏輯的判斷也同樣來自對現實的想像。也就是在知識的邏輯中忽視了現實的反邏輯，並往往離不開自己的知識利益立場。邏輯判斷是絕對正確的，邏輯基於事理，但是歷史並不是邏輯，雖然歷史也不是非邏輯。現實權力同樣如此，有來自歷史的經驗，也就是長期的歷史背後形成的經驗，其中包含着一定的邏輯；但歷史的邏輯並不是純粹的知識邏輯，它常常在邏輯的推演中轟然斷裂，人類的歷史邏輯只是一種大致的邏輯。也就是歷史邏輯不等於邏輯。歷史邏輯只是一種經驗邏輯，如果誇大了這種邏輯判斷，則成為理性的自負。
邏輯判斷往往輕視現實權力的反邏輯能力，也忽略現實權力格局中的非邏輯因素，致使邏輯型的濟世情懷還是一廂情願。這並不是說邏輯判斷對於消解現實權力沒有意義，而是說不能在理性的自負中放大這種作用，因為作用一旦放大，也同樣是一種浪漫的想像。別說權力在許多情況下反邏輯，就是個體的人在許多情況下也是依靠自己的感覺和生存本能。
正如霍布斯所說，感覺和記憶是關於事實的知識，這是木已成舟、不可改變的東西。邏輯則是關於結果以及一個事實與另一個事實之間的依存關係的知識。尤其在後極權社會，由於利益中心製造的強大吸附作用，現實會綁架邏輯，甚至改變歷史邏輯。歷史邏輯也會突然中斷，同樣的是，也可能讓邏輯的不可思議得以延長。所以說，如果邏輯與理性要介入現實政治或者權力格局的話，一定要走出純粹的知識判斷，否則會出現布里丹驢效應。
經濟學中所講的布里丹驢效應即是，一頭理性的驢看見兩堆一模一樣的草料，但不知道是先吃左邊的還是先吃右邊的，因為放棄一邊的損失和收益同樣大小，於是這頭驢在糾結中餓死。假若這頭驢不是過於理性，僅憑本能就能先吃飽再說，可惜在極度的理性中死於它的機會成本核算。
知識分子的邏輯在現實中同樣有如此糾結，既願保守歷史，又願用邏輯推演出制度的未來，結果現實還是現實，甚至現實在向歷史回落。理性的過度自信，肯定會忽視了生命的本能要求，甚至對感覺和本能形成壓抑，要知道，生存和自由是天賦本能。
知識分子之所以有着浪漫和理性的雙重局限，是因為他們在介入政治關懷中政治經驗的缺失，只是一種舊理想的繼承而已。如果不在現實關懷中埋葬舊理想，知識分子則始終無法走出這種歷史循環。
別爾嘉耶夫曾經批評俄羅斯的知識分子，在意識和感覺中，那種分配和均等的利益總是凌駕於生產和創造的利益之上。而中國的知識分子則總是難以割斷舊理想，也就是無法割斷與極權主義的臍帶，總有一種想像和邏輯中的幻想。尤其是那種揮之不去的明君情結在一次次遭到重創之後仍不悔改，這種對明君自清的九死不悔的願望正是知識分子致命的局限。在現代背景下，任何對於明君的期待都是不義的，也是違背歷史正義的，這種情結是千年奴性之菌在現代知識之中的發酵，如此，頑固地阻止了現代化的歷史進程。
眾所周知，那位著名的偷雞賊的承諾（編註：典出《孟子》，說有一個人，每天偷鄰居家一隻雞。有人勸告他說："這種事情，不是有道德的人該有的行為。"那個偷雞的人說："（好吧），請允許（我）減少一點兒，每月偷一隻雞，等到了明年再停止。"）很可能只是一種低級策略，但這種策略很容易使知識分子歡欣鼓舞，甚至為其歌功頌德。知識分子對於黑暗的抵抗有着頑強的意志，但往往見不得一絲光明，其頑強的鬥志很容易在一絲虛光鬼火中萎縮或死亡。不僅偷雞賊的承諾被稱為偉大的歷史進步，還會因為洞口的打開而放大了自己遊說的作用。
要知道，非民主狀態中的權力結構深不可測，本身就是黑暗的同盟，黑暗是它的背景和全部支撐，而知識分子所感激的承諾並未脫離這一背景。也就是那種承諾並未放棄自己偷雞的權力，也未改變自己的身份，這種承諾頂多是一種"自我批評"，它隨時可以收回。由權力體系進行的自我承諾本來就是權力在劇場狀態下的一種常規動作，但往往讓一些知識分子欣喜若狂，甚至興高采烈地走入這個鏈條。這方面的歷史並未走遠，不但窯洞中的民主承諾激動了一代知識分子，當代背景中的市場話語同樣軟化了知識的對抗。
知識分子的局限一方面容易為一片綠葉可能帶來整個春天的過度想像，一方面混淆了知識與權力在本質上的永遠分野。知識的使命在於追求真理，而權力的手段在於掩蓋真相。在非民主條件下的權力，其生存條件離不開謊言，謊言是這種權力結構的強大支柱。因此，真正的知識不是權力的同盟，而是權力的死敵。
別爾嘉耶夫："真理總是危險的。由於目的為手段所代替，謊言便積累而成。如此，手段便搖身一變為目的，目的便不可能被達到。"何況，權力的目的也會隨着歷史的演變而修改，它在初始之時的目的並不等於它在沒落之時的目的，雖然它在承諾上沒有目的變化。
相對於知識體系的穩定結構來說，現實權力是一種動態的結構，它因自身所壟斷的資源而具有知識分子難以預料的應變能力，在知識分子自娛自樂的幻覺中，常常面臨來自權力的措手不及的打擊。
知識分子有着現實關懷的強烈欲望，這是知識良知的作用，也是知識得以洗涮犬儒化的現實入口，但是，知識分子在享受邏輯快感的濟世情懷中必須與舊理想做一了斷。否則，知識分子始終沒有自己的使命，甚至會再一次成為利益中心的盤旋者。
從歷史經驗來看，知識分子對於歷史改變的作用是有限的，僅靠知識邏輯，別說改變一個國家，就是改變一個家庭，或者一個村莊也是難於上青天。這就需要知識在現實關懷中必須介入現實命運，知識分子必須在現實生活中像自己說的那樣去做，任何人不是你可以隨便號召的使徒。只有自己承擔使徒的命運，這就是知識分子的現實擔當。
知識分子的浪漫很容易用熱情把現實的褶皺燙平，知識分子的邏輯理性又容易美化權力的目的鏈條，致使知識在歷史的權力邏輯中一再扮演權力的使徒。在後極權時代，雖然權力的總發條已經鬆動，但並不意味着權力體系在放棄自身的歷史邏輯，也不意味着知識具有中斷這種邏輯的能力。知識分子的思維有着極強的路徑依賴，因此，很容易陷入舊理想的歷史循環，這就是知識分子極難與歷史做個了斷。如果不能徹底絕望，也就沒有新的希望。
舊理想會形成經濟學中的錨定效應，就是在不確定情境下，判斷與決策的估計值會受到初始值影響並向其方向接近的一種偏差現象。初始的舊理想會像"錨"一樣牽引着當下的知識判斷和理想路徑。雖然歷史不是虛無，但是歷史並不一定提供全部的今天經驗，由於歷史的勢利，波普爾說，歷史主義本身就是一種貧困。
如果今天的知識分子有真正的濟世理想，恰恰應該繼承的是M的遺產，因為M對中國的社會了如指掌。這種遺產不是"批評與自我批評"，而是"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因此，在成功學的角度，毛式思維給知識分子的當下使命提供了借鑑。雖然近年來，一些自由派知識分子大力鼓吹保守主義以及甘地和昂山素姬，但脫離了具體背景的主義至多是一種知識推演，純粹的邏輯判斷不是現實當中的事實判斷。
在延續的時空維度中考察，人類歷史常常有着不可思議的坍塌，有時候，文明根本不是野蠻的對手。雖然知識與真理能夠最終戰勝邪惡，但往往屬於樂觀主義的歷史慰藉。正義往往不在當下，許多時候我們並不能等得到。知識真理是知識分子的絕對信仰，但在與權力的對抗中需要一種策略，技術理性也許會對權力的專制有致命的作用，但又很難為真正的知識分子所掌握，因此，知識分子並不能拯救世界。
當代以來，知識同樣有着難以言盡的屈辱，這本不是權力專制的錯誤，而是知識在自我膨脹中自取其辱。可以說，在沒有拋棄舊理想的情況下，知識的每一次屈辱都是因為對於權力的熱切邀請。與中國的舊式文人一樣，當代自由主義同樣的缺陷在於對舊制度沒有徹底了斷，對於明君與清官的次優選擇造成了精神獨立的短路，也因此，知識難以靠自身的力量逃出權力與利益構織的羅網。
知識體系具有一定的解釋世界的能力，權力體系具有強大的利益修復功能，還有着無與倫比的膨脹邏輯。知識往往蔑視權力在現實中的作惡能力，權力則對知識的長久效力毫不在乎。
知識關懷歷史，權力關注當下。知識真理在歷史中獲得榮耀，權力的邪惡在當下獲得利益，其價值追求的本質分野決定了各自的方法論。以普遍真理見長的知識體系在當下的權力局限中肯定不是權力的對手。因為權力之邪惡被知識所忽視。何況現實世界是眼花繚亂的利益之豐饒，真理永遠潛藏在繁華的背後。
在這個時代，蘇格拉底說，困難的不是逃避死亡，而是逃避不義。最大的悲劇不是蘇格拉底之死，而是蘇格拉底死後雅典繼續走它的路，好像什麼也沒有發生一樣。知識分子的悲劇不在於對於理想和邏輯的熱愛，而在於沒有從舊理想的失敗中逃脫出來，一味陷入這種理想主義的浪漫，知識真理並不能有效介入世界。
雖然傑弗遜說，"每當我想到，上帝是正義的，我就會為我的國家憂慮萬分；他的正義不會永遠沉默"。但是，歷史的正義也決不會坐等而來，不會存在於自由主義的幻想里，更不會在保守主義的忍耐中。歷史的發展邏輯不單是知識的力量，也不單是權力的結果，而是各種力量的共同作用。如果一種內在的力量失去了均衡，歷史的天平肯定會發生傾斜，這時候，知識的使命不應該繼續提供虛幻的心理慰藉，而應該義無反顧地為時代重新命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