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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生陳伯達與晉綏土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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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年底,中共中央決定撤離延安向晉西北轉移。不久,以康生、陳伯達為首的中央土改考察團來到晉綏以後,當地土改再次掀起高潮。

楊尚昆回憶,從1947年2月到1948年3月,他領導的中共中央後方工作委員會(簡稱中央後委)在山西臨縣三交鎮住了一年多。他的妻子李伯釗到康生「蹲點」的臨縣郝家坡搞土改,「《土地還家》、《兄妹開荒》等小戲,就是她那時在農村拍演的。」(《楊尚昆回憶錄》第243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出版)

楊還說:撤退到臨縣三交鎮以後,他就到後甘泉去看望法律委員會的幾位老人和中央工作團的康生。他對康生說:「過些日子我準備過河去向中央匯報工作,你有什麼話要我捎給毛主席?」

康生說:「晉綏是老區,要按過去的標準去找地主富農,你找不到。他們在人民政權下,早已化了形,成了『化形地主』」。

康還說:由於我們對經營工商業的地主富農在政治上按工商業者對待,所以「老區的地主富農,把財產轉到工商業上去了,凡是這樣的人都應該是鬥爭的對象,要挖浮財,把他們掃地出門,只給他們一雙筷子一個碗。」

此外,康生還把許多基層幹部當作土改運動的障礙,說他們是擋道的「石頭」,土改要「搬石頭」,要「踢開支部鬧革命」(同上,第249-250頁)。

對於當時的情況,曾經參加過郝家坡土改的張稼夫感受很深。他說:「大約是在春初,康生由陝北來到晉西,到臨縣的郝家坡蹲點搞土改。分局派我也到郝家坡,公開說是協助康生工作,實則是所謂的『帶上』。『帶上』二字是康生的發明,他來到晉綏以後,對於當地的幹部分為三類,採取三種辦法。第一類是好的,叫做『依靠』;第二類是差的,叫做『帶上』;第三類是壞的,叫做『超過』。看來,我是被劃為二類,『帶上』了。從此以後,整個土改運動,我只能在郝家坡被康生『帶上』,對於全區的工作,分局的工作,完全脫離。分局的會議不能參加,文件也不能及時看到,我這個分局的副書記,名義尚在,實際上無形中免掉了。……有一次,王震同志問我:『你怎麼把小學都取消了?』我說:『我怎麼知道呢?我在郝家坡,什麼都不告訴我,我不清楚。』」(《庚申憶逝》,第107頁,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

為了搞土改,一是要踢開黨委,二是連小學都要取消,可見當年的土改與後來那十年極其相似。

張稼夫在這本簡短的回憶錄中說,晉綏土改是在「我黨從上而下全面掌握領導權已達七年之久的情況下進行的。基層黨組織和農村黨員,絕大部分是好的和比較好的,蛻化變質或是被地主富農篡奪了領導權的是極少數。土地改革運動應當主要地依靠這些基層黨組織和廣大黨員幹部,而不應一腳踢開。」

他認為,自從「四大動員」以來,許多貧農變成了中農,「相當一部分的地主佔有的土地和資財已經不多了。例如,晉綏邊區的第一流的地主牛友蘭,已經下降到免徵公糧戶。」又如「郝家坡有個地主叫劉佑銘,一九三六年初,紅軍東流時,被打了土豪,四大動員,減租減息,以及各項負擔,他都是重要對象;到土改的時候,已經破產,地賣光了,老婆孩子沒有了,一個人住在一眼破窯洞裏。」

張稼夫還說:「我向康生反映這個人的情況,他說這是『化形地主』。他的地是賣光的,不是分配的,不能算作土地革命,沒有土地,應當挖他的浮財和底財。」中央土改工作團到達臨縣以後,「郝家坡附近出現了打人的情況,不僅打地主、富農,也打幹部、黨員。情況反映到康生那裏,他不僅不制止,反而說什麼,群眾發動起來了,有義憤嘛,打幾下也可以嘛。」(同上,第108-111頁)

據張稼夫回憶,與康生一同去郝家坡的除了李伯釗外,還有楊之華、穀雨、毛岸英、魏懷禮等人,中國古代有護衛太子親征的傳統,意思是讓他在戰爭中建功立業繼承大統。在這方面,彭德懷顯然不能與精於此道的康生相比。

1947年5月初,康生召開土改經驗座談會,在會上大談識別「化形地主」、挖地主「底財」和把地主「掃地出門」的經驗。據說康生在在郝家坡重點清算了7戶地主。有的槍斃,有的掃地出門,其中既有已經一無所有的劉佑銘,又有抗日軍人的家屬。在康生的指揮下,捆綁吊打成風,動不動就要殺人。此外,康生還提出「貧農團要代替黨支部」,「貧僱農坐天下,說啥就是啥」等口號。(《中共晉綏分局會議土改情況記錄》,轉引自《晉綏革命根據地研究》,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4年出版)。

康生召開的這個會議張稼夫也參加了。張回憶說:「一九四七年初夏,康生在郝家坡召開土改經驗交流會,各地土改代表團都派人參加。正在靜樂縣領導土改的陳伯達也來了。陳伯達去靜樂搞土改比我們郝家坡晚一些,但他很快就搞完了。陳伯達在會上發言,介紹他在靜樂縣槍斃了一個民兵英雄,說是惡霸,是『狗熊』。接着又抓了一個『五虎弟兄』,晉綏日報又加以宣傳,這可就不得了了,這裏也有『勞動狗熊』,那裏也有『五虎弟兄』,鬧的不可收拾。在這個經驗交流會上,康生大談其挖底財的經驗(實際沒有挖出多少),陳伯達聽了大叫起來:『唉呀,我犯了個大錯誤,忘了挖底財啦,我要補課!』。本來,他在靜樂搞的那個點的土改結束了,卻又匆忙趕回靜樂去挖底財,『左』的勁頭真可以呢!」(《庚申憶逝》第112頁)

需要注意的是,《庚申憶逝》是上世紀80年代出版的,所以該書在回憶土改時只能把罪責歸咎於康生、陳伯達。在這方面,直到今天也看不到什麼長進。

2020-12-07

責任編輯: 東方白  來源:老智有話說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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