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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暁康:光棍、梟雄、混世魔王

作者:

【按:細看(放大)這本書的封面,果然印着「助編——石文安 Anne F. Thurston」,這後面有一段故事,讓我知道在英文世界,文字版權煞是一樁大事。2017年夏天我們請 Anne來波多馬克文化沙龍談這本《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蘭登書屋出版此書的署名很複雜,稱「本書原稿是中文,由底特律大學政治學教授戴鴻超英譯、黎安友撰前言,Anne為助理編輯」,但是在英文版封面上又突出作者李醫生和 Anne兩人。

演講中 Anne敘述了這段經歷頗為不快,我記得她用了一個詞 devastating,非常傷心。據說李醫生最早將書稿送到普林斯頓大學卻未被接受,轉而再找哥倫比亞大學 Andrew Nation(黎安友)教授,於是黎成為這本書的靈魂,他招募 Anne前去採訪,Anne跟我說,她帶來一個助手,在芝加哥採訪李醫師,錄了幾十盤磁帶,再回來紀錄磁帶,頗費功夫,但那卻是李所不樂意的方式,想出書又無奈,便是這個結局。以我閱讀的感覺,這本書的思路和寫法,顯然出自西人而非中國人,而這本書的價值,恰是有一種非中國的價值觀,貫穿其中,那一定來自Anne,但故事是李醫生的。

這本書的意義,在於它啟動了一場「非毛化」——不是在中國,而是在海外,因為它提供了「評毛」的最佳資料,而「評毛」在中國至今停止、曖昧,甚至已經出現毛的繼承者身居大位,整個世界對此毫無覺察——有點像當年希特拉上台,而歐洲很麻木。我在波多馬克文化沙龍介紹過「評毛」的文字。】

"評毛"至今還是一種文化評論,沒有進入學術層次。

"評毛"資源可分兩種:西學的參照和中國史觀的看法。

談三個人的觀點。

一、余英時

"評毛"僅偶一為之,但他是中國人文界當代第一人,所以看法珍貴且重要,余引中西兩法說毛,有一句話最經典:"在中國史上,毛澤東具有秦始皇、明太祖的一切負面;在二十世紀世界史上,他則和希特拉、斯大林是一丘之貉。"

1、傳統秩序崩解下的"光棍"

余英時1993年10月23日在台北《中國時報》人間副刊發表《打天下的光棍——毛澤東一生的三部曲》,是非常重要的一篇評論,至今沒有評毛文字超過它。

余提出一種"邊緣人"的觀點,指出:毛澤東的真本領是在他對於中國下層社會的傳統心理的深刻認識,這個"下層社會"是指那些三教九流、痞子光棍之類,即"社會邊緣的人物"。中國歷史反覆演出的,就是王朝崩潰之後,主流社會解體,大量的能人流落在底層,嘯聚山林,扛旗造反,劉邦曹操朱元璋都是這類人物。

余指出:毛澤東在黨內逐步取得主宰,可視為"農村邊緣人"戰勝"城市邊緣人",因為中共早期領袖都是上等文化人;毛可以說是集多種"邊緣"之大成的一個人:"他出身於農村,但早年也沾到城市的邊緣;他沒有受過完整的學校教育,但也沾到了知識界的邊緣;他最熟悉的東西是中國的舊文史、舊小說,但又沾到了西方新思潮的邊緣;他在政治上最獨到的是傳統的權謀,但又沾到了"共產國際"的邊緣……。歷史的狡詐把他送回了邊緣人的世界,特別是他最熟悉的中國農村的邊緣世界,他的生命本質終於能發揚得淋漓盡致,這恐怕是連他自己也是始料所不及的。"

2、"反常規化"的梟雄

余早就引入韋伯"奇理斯瑪"式權力的論說來詮釋毛。這種理論認為,魅力型權威一般需要經過一番"常規化"的轉換,放棄"奇理斯瑪",才能換取長期穩定的統治。余指出,毛在這方面是居然是"史無前例"的,既不追隨中國的漢高祖劉邦等,也不跟外國的希特拉、斯大林學習,因為後者最終都走向"常規化"而維持獨裁,毛卻是徹底地拒絕"常規化"直到死亡。李志綏回憶錄出版後,余又做了一篇大文《在榻上亂天下的毛澤東》,依照韋伯理論再次一一列舉毛的"反常規":

——"談笑風生榻上居",毛27年統治與無數陽謀陰謀,都是躺在一張特製大床上想出來的,一個絕妙的"反常規"隱喻;

——不當國家主席,可以為所欲為,他跟一切常規禮儀都格格不入,寧願"退居二線",更方便搞陰謀;

——繼續以"農村包圍城市",他反對"常規化"的辦法,還是農村"打土豪"的階級鬥爭那一套;

——信手操弄"群眾運動";

——反現代化的"否定意志",毛對現代世界的驚人無知,如烏托邦空想等等。

再引一段余拿毛與曹操比較的文字。毛自己很認同曹操,然而漢末的曹操,雖然"不信天命",但是仍然相信有周公這樣的偉大人格,所以還不是一個肆無忌憚之人。毛雖然熟讀歷史,卻完全不相信歷史上有什麼光明磊落的一面,他留心的全都是權謀機詐的東西,所謂滿眼看去都是"髒唐臭漢",那麼他便不可能對人性有任何信心。在從能力上來比較,曹操是所謂"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而毛只是一個亂世奸雄。

二、林毓生

余英時和林毓生,是治學中國近現代思想史的兩位大家,而在他們兩位所建築起來的基礎上,這種研究至今沒有什麼進展。也可以說,涉及中國現代思想史,就避不開毛澤東,所以林毓生的評毛,也是很重要的一家之言。

余林兩位,都判定中國近現代是一個激進化思潮泛濫的時代,原因當然是中國儒家傳統的衰微,又面對西學東漸,自晚清以來的幾代中國士大夫,或者也叫知識分子,他們焦慮、性急、束手無策、飢不擇食,率先領導一場否定自身傳統、全盤接受外來價值系統的思想文化革命,到"五四"運動達到高潮,將中國推入從經濟、制度、社會、文化直到價值體系的無底線的一個崩解過程,至今沒有停止。當然,這是一個比毛澤東大得多的課題,然而毛正是這個解體過程中出現的魔鬼。

林對近現代激進化的定義,比余更徹底,稱之為"整體性的、全盤否定的反傳統主義";而且他進一步指出,這種思潮的根源,正好來自儒家思想模式"道德優先"的特徵,也叫着"借思想、文化以解決問題的方法",因為中國傳統社會的結構,是靠儒家意識形態,來統合三塊:上層官僚、中層鄉紳、下層宗法家族,形成大一統社會;這種社會一旦解體,只有從道德上重新整合。

林是指出中國傳統"意識形態"至上而且封閉、導致巨大災難的第一人,他也進一步在這個思路下,分析了毛澤東以烏托邦思潮帶給中國人的巨大災難。

林毓生對毛澤東及其所代表的意識形態的描述﹕"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國共產黨具有強悍(自行其是)、千禧年式、「比你較為神聖」的道德優越感而政治性又極強的烏托邦主義性格",這種「烏托邦性格」,顛覆傳統與受制於傳統,他分析了幾個特點:

——毛式烏托邦一反「烏托邦主義」不知如何在當下落實的基本性格,強悍地認定確知如何當下落實其崇高理想;

——它的現世宗教性(人的宗教)愈強(愈想把人間變成天堂),便愈無所不用其極地運用政治手段;而愈是不擇手段,便愈需要從現世宗教性那裏獲得正當性,其結果是,從自認乃是「全知全能」的上帝,變成一個無知、反知、無能、亂管的「上帝」;

——「五四」真空使中國知識分子相信,愈是摧毀傳統才愈有可能進行徹底的建設,而中共的破壞愈徹底,便愈摧毀了知識分子不依賴強勢意識形態(全盤化解決的導向及其答案)的能力,即﹕使得往相反方向多元思考的能力變得愈弱;

——最後,以全盤化反傳統而取得極為強大正當性的中式馬列主義,因其自我聲稱的一整套全盤化解決辦法災難性地落空,從而恰好完成了從馬克思列寧到毛澤東的共產主義邏輯的解體過程。

林的這個分析範式,可以對「大躍進」、「文革」、「改革」直到「六四」這一連串的災難,獲得一個邏輯的歷史解釋。「大躍進」與「文革」之間的因果聯繫,是毛澤東以一個更大的災難去補救前一個災難的強悍行為;那麼,鄧小平的「改革」,何嘗不是以另一種形式的災難,去補救毛澤東的災難?特別驚人的相似之處,是「改革」與「六四」的因果關係,正好是「大躍進」與「文革」關係的重演,前後兩次以錯糾錯的非常手段,在理直氣壯、封閉和排斥任何不同意見的強悍性上,如出一轍。不同之處只在於,鄧小平的無所不用其極,已經沒有毛澤東那種強烈的現世宗教性可以用來彼此加強,反而更加赤裸裸的殘酷,說明這個封閉系統的解構本身,可能還是會以災難形式發生。

三、康正果

康是我們同齡人,其著作《還原毛共》,繼承前輩遺緒,且拓深並細化,在今日中文話語中,堪稱空谷足音。

我認為這本書最精彩的部分,是第一章對青少年毛澤東自稱"我是極高之人,又是極卑之人"的分裂人格的詮釋,頗系統地解構一個底層少年在末世掙扎,從小就具有的反社會草莽傾向,以及厭學、反智、理直氣壯作惡等等性格成長的脈絡。很少有人做過這方面的系統研究。

這本書的基本思路。清廷崩潰後,中國向"現代國家"轉型的最大難點,是建立憲政的途徑,西方稱為"建制議程"(constitutional agenda),而中國則是皇帝之後是強人、強人之後是軍閥、軍閥之後是黨棍,分崩離析,共識難成;毛澤東和共產黨正是乘此天下大亂之際,先在邊區夾縫地帶,靠地痞搞"農運"、靠土匪搞"割據";接着又在日軍侵華、國軍主力浴血抗日期間,躲在陝北發展壯大;最終借美國的幼稚調停、靠蘇聯的武器裝備,以血腥內戰,徹底斷送這個"建制議程",暴力奪取政權。

康也指出,毛澤東在黨內的崛起,同樣不擇手段,從江西到延安,他是靠抗拒共產國際和斯大林的控制,而取得黨內主宰。所以康著的副標題是:"從寄生倖存,到詭變成精"。

最後,我想借劉曉波批毛的"六點"來結束,這齣自於他的那篇著名的《混世魔王毛澤東》。

1、毛澤東令歷代帝王黯然失色;

2、毛澤東並未影響世界歷史進程;

3、毛澤東把中國人降格為奴隸;

4、不能只反昏君不反專制;

5、中國人要敢於自我否定;

6、否定毛是全民族的一次脫胎換骨。

責任編輯: 李廣松  來源:作者臉書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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