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夢麟：好的教育就是要讓學生發展到極致
蔣夢麟（1886-1964）是浙江餘姚人。他小時候因為痛恨私塾死板的教育方式，曾經常逃學，並發誓要燒毀私塾，殺死先生。
1909年，蔣夢麟赴美國留學，入加利福尼亞大學深造。剛到美國，他看到學校門口和圖書館閱覽室有許多栩栩如生的裸體塑像，心裏充滿疑惑。心想，學校是智慧的源泉，為什麼要把裸體男女擺在這麼明顯的位置？後來他聽到一位倫理學教授說：讓女生多看一些男人的裸體像，可以糾正她們忸怩作態的習慣。同理，讓男生多看一些女人的裸體像，也可以減少他們的邪念。
1917年蔣夢麟學成回國後，在商務印書館的《教育雜誌》擔任主編。他在一篇文章中說：好的教育，就是要使學生的思想、身體、審美和愛發展到極致。為了擁有好的教育，人們在制度設計中才增加了自由、民主、平等、共和等理念。否則，統治者就會把老百姓當作一群羊，大搞愚民教育和「牧民政治」。
不久，蔣夢麟應蔡元培邀請去北京大學擔任教務長。當年的北大之所以成為五四運動的發祥地和中國思想文化的制高點，與蔡元培、蔣夢麟有很大關係。
梅貽琦：不取巧不偷懶不作偽，才能有所成就
梅貽琦（1889-1962）是天津人。「天津梅氏」是當地望族，並享有「忠厚積德」的聲譽。清朝末年，梅家開始衰敗，梅貽琦的父親雖然是秀才，卻只能在店鋪里謀生。
梅貽琦青少年時代在南開學堂和保定高等學堂度過，後來考取庚款留學生資格赴美國學習電機專業。
1915年學成回國後，他應清華學校的邀請前去任教，從此他把畢生經歷貢獻給這所學校。
1931年，梅貽琦擔任校長職務。上任不久，他就告誡學生：有人認為學文學的不必注意理科，學工科的不必注意文科，這種看法似乎太狹窄了。作為學生，你只有不斷地擴大學問的範圍，才能對人生和世界有正確的了解，才能讓增加自己的生活情趣，才能提高工作和學習的效率。基於這一原因，他建議同學們在一二年級先不要確定自己的專業，到了三年級以後再作選擇。當時整個社會重理輕文的思想特別嚴重，梅先生又是工科學士，他能向學生提出這樣的建議，實在是難能可貴。
第二年，他在開學典禮上又誠懇地指出：「我認為教授的責任不僅是指導學生如何讀書，如何研究學問，還要指導學生如何做人。因為求學與做人是相互關聯的，凡能真誠努力做學問的人，就會不取巧，不偷懶，不作偽，這樣的人最終是會有成就的。」
胡適：做學問是為了讓生命更有意義
胡適是安徽績溪人。他幼年喪父，從小在母親的呵護下長大。小時候曾在上海讀書，後來考取第二批庚款留學生資格去美國留學，先後康奈爾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深造。1917年，他因為倡導白話文運動應邀回國，入北京大學任教，並成為中國自由主義的代表人物。
1928年，他出任上海中國公學校長。第二年，他在畢業典禮上對同學們說：「你們現在要離開母校了，我沒有什麼禮物送給你們，只好送你們一句話罷。這一句話就是不要拋棄學問。」
為什麼「不要拋棄學問」呢？他解釋說：因為你們以前的功課大部分是為這張文憑而做的，從今以後，你們可以按照自己的心願去自由研究了。所以我希望你們趁現在年富力強的時候，努力做一種專門學問。要知道，學問不僅是學者的事，普通人也需要，因為它可以讓你的生命更有意義。退一步說，即使從就業的角度來考慮，學問也是不會辜負人的。如果只知道混飯吃而不重視學問，三五年之後，你們就都會被年輕人淘汰。到那時候再想補救，就來不及了。
此外，胡適在1946年重返北大擔任校長的時候，還在開學典禮上說過這樣的話：我希望同學們不要只談自由，不注意獨立。所謂獨立，就是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要以別人的思想為思想，以別人的信仰為信仰，否則，你就只能是作奴隸。
張伯苓：南開大學培養的是公民，不是順民
張伯苓，1876年生於天津。他祖父是商人，但父親卻酷愛音樂，在天津有「琵琶張」之譽。因為父親「不務正業」，所以到了張伯苓出生的時候，家裏已經窮到靠母親替人幫工的地步。
張伯苓從小酷愛讀書，由於家境貧困，他只能報考不收學費的北洋水師學堂。畢業之前他需要上船實習，正好遇上北洋艦隊在甲午戰爭中全軍覆沒，就連實習的船隻也沒有剩下。這對張伯苓刺激很大，他認為救國之道不在於買船造炮，而在於通過教育來改變中國的落後面貌。
於是他離開北洋水師，去了嚴氏家館任教。嚴氏家館是一位「省部級」大員嚴修在退休後出資辦的私塾。經過幾年努力，張伯苓把這所私塾發展成中學堂。這個學堂培養出許多著名的人物，其中有中國社會學奠基人陶孟和、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中國話劇事業的開拓者張彭春等人。
因為學生越來越多，該校搬遷到一個叫南開窪的地方，並增設了大專班。在此基礎上，南開大學於1918年正式成立。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所正規私立大學，而它的創辦人就是張伯苓先生。
隨後，張先生為南開大學制定了「允公允能、日新月異」的校訓。一位老校友在解釋「允公允能」的時候說：「貪污的由來，是不知有『公』；腐敗的原因，不外是無『能』。」由此可見，貪污腐敗泛濫成災，除了在頂層制度設計上存在嚴重的問題外，教育的失職或者說失敗，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
張伯苓認為，南開大學的目標是為現代社會培養公民，而不是為專制社會培養順民。今天的學生就是明天的公民，如果大家在學校里沒有養成獨立的人格和自治的習慣，那我們這個國家就不會有什麼希望。
竺可楨：千萬不要有做大官賺大錢的想法
竺可楨（1890-1974），浙江紹興人。他早年在上海復旦公學和唐山路礦學堂就讀，1910年赴美國留學，獲哈佛大學博士學位。1920年回國後，曾擔任中央研究院氣象所所長和中央大學教授。
1936年，他應蔣介石之邀出任浙江大學校長。上任伊始，恰逢他的母校哈佛大學建校三百周年紀念，於是他向浙大師生介紹了哈佛的辦學理念：第一，主張思想自由，反對政黨和教會的干涉；第二，學術研究不能全注重實用，應該給理論科學充分發展的機會。
此外，他還對同學們說：大學教育的目的，不是要你們掌握賺麵包的能力，而是想讓你們在吃起麵包來有滋有味。大家千萬不要有做大官賺大錢的想法，否則就有可能變成貪官污吏。
隨後，他又對教授們說：教授是大學的靈魂，一個大學學風的優劣，全視教授為轉移。假使大學裏的教授以研究學問為畢生事業，以教育學生為無上職責，自然會養成良好的學風。
任鴻雋：教育的目的是人的發展，而不是信徒的造成
任鴻雋（1886－1961年），四川墊江人。他早年在四川考取秀才，後來到上海求學，與胡適有同學之誼。1908年他赴留學日本，專攻應用化學，為的是製造炸彈，推翻清朝統治。辛亥革命後，他從日本回國，擔任孫中山臨時總統府秘書。後來因為袁世凱稱帝，便去美國留學，獲哥倫比亞大學化學碩士學位。
1918年回國後，任鴻雋曾任北京大學教授、商務印書館編輯、東南大學副校長、四川大學校長、中央研究院總幹事等職。他的太太陳衡哲是新文化運動以後最早的女作家和女教授。
1932年，針對國民黨企圖在學校里推行黨化教育，任鴻雋在《獨立評論》發表文章說：教育的目的，在一個全人的發展，國民黨的目的，則在信徒的造成。教育是以人為本位的，黨是以組織為本位的。因此，有了國民黨的黨化，必定是沒了教育；反過來說，要有教育，必定要除去國民黨的黨化。
羅家倫：理想是人生的蓓蕾，學問是滋養蓓蕾的雨露
羅家倫（1897-1969）字志希，祖籍浙江紹興，生於江西進賢。他早年曾在上海求學，後來考入北京大學。五四時期，他和傅斯年等人發起新潮社，創辦《新潮》雜誌，並被推選為學生代表，起草了《北京學界全體宣言》。據說這份宣言是當時唯一的印刷品，而「五四運動」這個概念也是他最早提出來的。
1920年，羅家倫等五位北大同學在著名實業家穆藕初的資助下出國留學。因為清朝末年曾經有五大臣出國考察憲政，所以他們出國也有「五大臣出洋」之譽。
出國以後，羅家倫曾遍訪歐美著名大學，卻沒有獲得任何學位。據馮友蘭說：當時在中國留學生中有兩種人：一種人只要學問不要學位，他們隨便遊走，隨便選課，羅家倫、陳寅恪就屬於這種人；另一種是奔着博士學位去的，馮先生自己就是這種人。
六年以後，羅家倫遊學歸來，擔任東南大學教授。不久，他投身於北伐革命，並擔任了蔣介石的秘書。1928年，他被任命為清華大學的校長，當時才31歲。
羅家倫上任以後，除了提出「廉潔化、學術化、平民化、紀律化」的治校方針外，還通過機構改革和提高工資等方式確立了教師的主導地位。所以當時在清華園裏流行着「教授是神仙，學生是老虎，職員是狗」的順口溜。
1932年，羅家倫又擔任中央大學校長。中央大學的前身是東南大學。這所大學在因為有中共地下黨的活動，所以學生們經常鬧事。羅家倫上任之前，該校正處於停課狀態。羅家倫上任後，首先提出了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計劃。但是正當他雄心勃勃地實現這一計劃時，突如其來的盧溝橋事變改變了一切。
抗日戰爭開始後，中央大學在羅家倫的領導下遷移到重慶沙坪垻。在一次畢業典禮上，羅家倫告誡自己的學生說：進入社會以後，你們既要有偉大而堅定的理想，又不能拋棄學問。因為理想是人生事業的蓓蕾，學問是滋養這蓓蕾的雨露。
胡先驌：物質享受是一種低級趣味
胡先驌（1894-1968），字步曾，江西永新人。他的曾祖父是道光年間的探花，擔任過貴州學政、都察院御史等職。胡先驌以「步曾」為字，是要步曾祖父的後塵，以便光耀門庭。
胡先驌到兩歲才會說話，所以家裏人曾以為他是啞巴。但是他記憶力很強，四歲左右就認識幾千個字。據說他五歲的時候，家裏來了客人，曾在酒席上以「五齡小子」考他，他馬上以「七歲神童」相對，使滿座為之驚訝。
1909年，胡先驌考入北京大學的前身京師大學堂，當時他才15周歲。
1912年，他又通過考試留學美國，入加州柏克萊大學深造。四年後他學成回國，先在廬山森林局擔任副局長，後來到東南大學任教。1923年，他再度赴美國留學，入哈佛大學從事植物分類學研究。回國後，他參與創辦了靜生生物調查所、廬山植物園、雲南農林植物研究所等科研機構。後來他因為發現了水彬，在國際學術界享有盛譽。
抗日戰爭爆發後，胡先驌擔任中正大學校長。他告誡自己的學生說：儘管我們周圍有許多不法奸商和貪官污吏過着紙醉金迷的生活，但無論對國家還是對自己，那都是一條自取滅亡的道路，因此，大家千萬不要羨慕那種醉生夢死的生活方式。
另外，他在一次演講中對學生們說：「物質享受是一種低級趣味」，豐富快樂的人生並不需要獲得很高的物質享受。現在許多人求學的目的不是為了精神的需要，而是為了找到一份好工作。這種人的志向未免太低了，將來也很難獲得豐富快樂的人生。
2020-10-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