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0年底，太平天國起義，是對清王朝的一次嚴峻考驗——與10年前英國借鴉片問題鬧事不同，當年的志在訛錢，如今的卻是要命。
太平天國起義。來源/電視劇《太平天國》截圖
鎮壓起義的總支出是多少？
為了應對太平軍，從道光三十年冬（1850年）至咸豐三年春（1853年），清廷在僅兩年多一點的時間內，調集各省「綠營」軍隊攻打太平軍，用兵不過九萬七千七百餘人，但經戶部花出去的軍費已高達二千五百一十萬餘兩！根據戶部報表，至咸豐三年六月，戶部庫存的銀子僅剩下二十二萬七千餘兩。
財政上的岌岌可危，遠比殺到家門口的起義軍更讓廟堂心驚。所有的麻煩自然要歸咎於「綠營」軍太不中用。所謂「綠營」軍，本為清朝經制軍隊，在組織架構上有嚴格的行政級別，在財政預算上則享受穩定待遇。
「綠營」在清朝中前期勉強可用，但到嘉慶初年鎮壓白蓮教起義時，已疲態盡顯，甚不得力。
乾隆時期綠營兵。來源/電視劇《乾隆王朝》截圖
咸豐年間，鎮壓太平軍時，「綠營」只剩下千里尾隨、罕逢一勝的本事。眼看身為「綠營」軍花錢不少卻百無一用，朝廷只能另想辦法，那就是重拾嘉慶年間對付白蓮教的老辦法——興辦團練。
所謂「團練」，就是由地方士紳發起組織的民兵。它主要用於地方自保，其口糧費用也主要由地方自籌解決。
咸豐二年末至三年初，朝廷先後任命了43名「團練大臣」，共有十省奉召興辦團練，其中湖南團練大臣就是曾國藩。最初，「團練大臣」曾國藩在「團練」問題上是個十足的反派。他瞧不起烏合之眾的「團練」，認為「改弦易張，總宜以練兵為要務」，「但求其精，不求其多，但求有濟，不求速效」——與其召集一幫無組織、無訓練又無責任心的閒散人員胡亂湊數，還不如找有專業素養的「勞務外包公司」，把鎮壓起義的「業務」徹底外包。
在曾國藩的努力下，1852年底，一支以「湘勇」為名的隊伍正式誕生。
曾國藩辦團練。來源/電視劇《太平天國》截圖
十二年後，正是這支徹頭徹尾的「臨時工」隊伍，攻克了太平天國都城天京，完成了其創建的目的。
統計其全程費用，曾國藩所部湘軍十二年間所耗，總計不到三千萬兩銀子，此間湘軍從最初的一萬七千人發展到最高峰的十二萬人（同治元年，1862年）。與兩年花掉二千五百一十萬餘兩銀，卻連份像樣的捷報都交不出手的「綠營」軍相比，成本效率之高低，一目了然。
曾國藩自製了「剿匪手冊」
剿匪是個要命的活兒，想承接此項高風險、高利潤率的大單業務，沒有過硬的背景是不行的——欲攬「瓷器活」，不但要有「金剛鑽」，更得要有瓷器店裏的熟人。
首先是人脈資源。
「湘軍」雖然只是一支「臨時工」隊伍，但其主持者曾國藩卻是成色十足的官員。曾國藩在出任湖南「團練大臣」之前的仕宦履歷如下：
道光十八年進士（1838年），選翰林院庶吉士
道光二十年散館授職檢討
道光二十三年升翰林院侍講，四川正考官
道光二十四年轉補翰林院侍讀
道光二十五年五月升授詹事府春坊右庶子，九月升翰林院侍講學士，十二月補日講起居注官
道光二十七年，升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
道光二十九年正月，升授禮部右侍郎，八月兼署兵部右侍郎
道光三十年六月，兼署工部左侍郎，十月兼署兵部左侍郎
進士出身，翰林院鍍金，歷經鍛煉，如果說還有什麼美中不足，那就是殿試成績差了點，只是個勉強上榜的同進士而已。
影視劇中的曾國藩。來源/電視劇《太平天國》截圖
曾國藩的仕宦履歷和由此建立起來的人脈關係網絡，對湘軍日後的發展壯大頗有助益，但以他為代表的湘軍將帥多是書生出身，故湘軍初起之時，於近代軍事組織和戰術均無甚心得，曾國藩又只好「請」來明朝的抗倭名將戚繼光為之提供「技術支持」。
古之沙場名將，大多敏於行、訥於言，罕有將自己軍事經驗整理成書的，但戚將軍卻是十足的另類——他平生打仗之餘筆耕不輟，在浙江抗倭時寫了本《紀效新書》，到薊門鎮蒙時又寫了本《練兵實紀》。這兩部書，對火器時代的軍隊編制、組訓乃至武器、戰術，都提出了卓越的見解，代表了有明一朝軍事理論和戰術研究的最高水平。
儘管戚繼光的軍事理論年頭久遠，用之於19世紀中期的國內戰爭，卻仍然不算落伍（太平軍手中火器，也多是吳三桂時代的舊炮，大家彼此彼此）。以《紀效新書》和《練兵實紀》兩書為圭臬組訓起來的湘軍，較之組織、編制落伍，軍事訓練及戰術素養全無的「綠營」而言，代差優勢極其明顯。所以在對太平天國的戰爭中，湘軍這支「山寨戚家軍」，憑着悍勇敢戰、戰術對頭，最終佔據了上風。
曾國藩的成功也給其他對軍事一頭霧水的清廷官員們以莫大激勵。斯時「綠營」殘破，各省疆吏都在募兵自守，而苦不懂近代軍隊的編制戰法，所以皆爭求湘軍的成功經驗，尤其是「略仿戚元敬氏成法」而制定的核心內容「營制」。
曾國藩倒也不搞技術壟斷，樂於推廣他的「先進經驗」。咸豐三年（1853年），湘軍初定營制、營規，曾國藩便在衡州刊印，旋即又在江西刊印。咸豐十年（1860年），曾國藩督師安徽祁門，又刊印一次。同治元年（1862年），曾的弟子李鴻章率淮軍援上海，因各處索求，又代為翻刻了一次，但依然是供不應求。
在這樣的熱潮下，湘軍的營制、營規，從經營常識到管理規範，一時成為咸同年間最具影響力的「專業技術手冊」。直到甲午戰爭之前，源於湘軍的這一整套制度，也一直被奉為清軍建軍的圭臬。
然而，身為「曾氏軍事理論」創立者的曾文正公，到底是位謙謙君子，他雖然偷師學藝，但成名之後也並不「乾沒」戚繼光的貢獻。
正是在這位「私淑弟子」的大力揄揚下，生前做官不過總兵官的戚繼光，在晚清聲名飆升，反令同時代的譚綸、俞大猷、李成梁等抗倭名將望塵莫及了。這恐怕是戚將軍著書時始料不及的。
抗倭名將戚繼光。來源/電視劇《戚繼光》截圖
湘軍是怎麼自辦經費的？
曾國藩專業技術紮實過硬，自身又是正途出身，朝中還有當紅權臣的大力支持，但湘軍還是處處遭遇掣肘——因為在清朝的軍隊體系中，壓根就沒有考慮過這支「臨時工」隊伍的存在。
照清廷內流程，「平賊」事務本該由軍機處統籌、禮部和吏部選調官員、兵部指導技術、工部供給裝備、戶部提供資金。但因湘軍屬「臨時工」，朝廷六部要麼管不到（禮部、兵部），要麼懶得管（工部、吏部），於是便都推給曾國藩自己去周旋。也即是說，除了代表皇帝的軍機處因職責所在，不得不隔三差五聒噪一番外，其他各部對湘軍基本上是放任不管。
禮、吏、兵、工部放手倒還好辦，難辦的是戶部也不管。
戶部不管湘軍，倒不全是態度問題，也確有困難——如前所述，戶部的現金庫存早被不中用的「綠營」在十四年戰爭的頭兩年就掏得精光。且他們也不可能為湘軍這幫「臨時工」增設預算，所以朝廷即便想批款，也只能找其他名目。
曾國藩與湘軍共同作戰畫面。來源/電視劇《太平天國》截圖
但專項撥款往往更顯得無聊——比如說，在走了長達幾個月的漫長流程，戶部終於同意劃撥給貴部二三十萬兩銀子作軍餉，但出納給出的友情提示卻是，這筆賬應於兩江總督賬戶下撥支。而更嚴酷的事實是，你還算清楚地知道，兩江總督治所南京城，早在咸豐三年就已經被太平軍所攻佔，財政撥款即便不好稱之為「白條」，也是十足收不到手的「壞賬」，於事無補。
所以，曾國藩壓根就不指望從空蕩蕩的戶部獲得資金。事實上，湘軍前後十二年，近三千萬兩銀子的開銷，執行的主要是另一種模式——即由朝廷給予默許，然後曾國藩等「包工頭」設法自籌。
這些空頭政策，歸納起來主要有七大類：捐輸、運餉鹽、興厘金、撥丁漕、請協濟、提關稅、收雜捐。七項辦法中，丁漕、關稅二項都是從財政內直接截留現金的辦法，此法衝擊了朝廷的編制預算和利益體系，即便是曾國藩親自提出也常有被駁回的。
其餘五項，則都是「灰色」手法。捐輸則是鼓勵民眾捐款輸納（對積極者也常常獎勵以名譽官銜，實際上還是「團練」融資的舊辦法）。湘軍初起之時，全軍僅一萬七千餘人，月用餉銀近八萬兩。僅靠湖南一省的捐輸也勉強可以度日，在對湘軍有依賴的江西捐輸成績也不錯，但在兵火不及的四川就毫無成效。
嗣後隨着湘軍業務規模的不斷擴大，曾國藩逐漸發覺捐輸是「費神多而獲錢少」，改而利用手中軍隊控制交通線的便利條件，通過倒賣食鹽的利潤充軍餉。他以此法在八年中獲利二千萬兩有奇，佔了籌款的大頭。
厘金則是設卡抽稅，僅就江西、廣東、湖南東征局三處數據看，輸送至湘軍者已過千萬兩。
湘軍
協濟則全看人緣和業務關係。
如湖南巡撫駱秉章、湖北巡撫胡林翼、江蘇巡撫李鴻章，於湘軍都是自己人，故曾國藩提請每月協濟餉款若干，他們都大力支持。江西巡撫耆齡雖是外人，但他要靠湘軍保衛轄區，因此也肯協餉。四川與湘軍素無交情，又無業務依賴，就不太肯出錢，僅僅只是敷衍了事（湖南、湖北每月二萬，江蘇每月四萬，江西每月一萬七千餘兩。而四川兩次撥款，總計才二萬五千兩）。
在朝廷的默許下，湘軍依仗「臨時工」的特殊性，破壞了軍隊不得自行籌餉的財務傳統。
從此，清王朝的財政系統就失去了對這支隊伍的控制。
朝廷為什麼一個頭兩個大？
既不能通過正式軍籍來掌握湘軍的員額，也無法通過「卡預算」來限制湘軍的膨脹，更難對湘軍中的軍事將領施加切身影響——湘軍的文職多來自朝廷調任，如李鴻章、郭嵩燾，他們事定後還要回去，所以朝廷還勉強管得住；武將除個別高級將領外，大多僅有虛銜，只能依湘軍自定的內部級別享受待遇。朝廷對之失卻約束，此輩便每每無法無天。
失去了人事和財務兩大權力，朝廷只剩下在曾國藩等「包工頭」遞過來的報銷單據上蒙頭簽字畫押的能耐了。
對湘軍的「失控」逐漸成為清朝與太平天國之外第三股勢力的情況，朝廷也不是全然懵懂的。
早在咸豐四年（1854年）秋，湘軍克復武昌、漢口捷報至京，咸豐曾喜形於色，立擢曾國藩署理湖北巡撫，且道：「不意曾國藩一書生，乃能建此奇功！」旁侍的軍機大臣祁寯藻提醒他：「曾國藩以侍郎在籍，猶匹夫耳。匹夫居閭里，一呼蹶起，從之者萬餘人，恐非國家福也。」咸豐聞言，即默然變色，隨即改授曾國藩兵部侍郎虛銜，而「毋庸署理湖北巡撫」了。（薛福成《庸安文續編卷下·書宰相有學無識》）
祁寯藻，清朝著名的三代帝師。來源/紀錄片《中國影像方志》截圖
說來這祁寯藻倒也不是曾國藩的對頭。咸豐元年，曾國藩在朝中公然反對咸豐「黜陟大權，朕自持之」的諭旨，皇帝一怒之下要治他的罪，也是祁寯藻叩了若干響頭才保回來的。
所以，此次祁大人給曾國藩下眼藥，絕非私人恩怨，乃是高度講原則。大清一朝重用漢人不在少數，但為防出現擁兵自重的情況，歷來是掌兵者不理財，理財者不掌兵，地方督撫權望俱重但無兵權，提督雖有兵權而無財源，兵權財權政權分得很清楚。所以，自吳三桂「三藩之亂」後至咸豐年間，清朝未出現過擅弄私兵、尾大不掉的疆吏大帥。
經祁寯藻這番點撥，咸豐便豁然開竅，此後任曾國藩如何抱怨疆吏掣肘（咸豐五年，在江西參劾巡撫、按察使司等省級大員），如何要挾朝廷撥塊地盤給他籌餉養兵（咸豐七年，於丁憂中要挾朝廷授巡撫不成，憤而請辭兵部侍郎），皇帝總之是不允了。
但到咸豐十年（1860年），情況又為之一變。
是年，由「綠營」軍組建的江南大營被太平天國徹底打垮，清廷手頭僅剩下湘軍這一張可用的牌。為挽救江南局面，朝廷不得不再度起用曾國藩——而用曾就不能不滿足他出任督、撫的要求。
於是，咸豐十年四月，朝廷賞曾國藩兵部尚書銜、署理兩江總督；六月，補授兩江總督，並授欽差大臣，督辦江南軍務；咸豐十一年，命統轄江蘇、安徽、江西、浙江四省軍務，巡撫、提（督）、鎮（總兵）以下悉歸節制；同治元年（1862年）正月，命以兩江總督協辦大學士……曾國藩從此得以「包工頭」之身，正式兼理起地方行政事務。
太平軍攻克武昌之後，咸豐帝決定起用曾國藩。來源/電視劇《太平天國》截圖
既然當了封疆大吏，則七、八年來一直讓湘軍頭疼不已的經費問題也就迎刃而解了——湘軍前7年，即1853年至1860年，累計收入不過四百五十餘萬兩；但從曾國藩總督兩江後，5年中收入竟達二千四百五十餘萬兩！
於是乎，從咸豐十年起，斷了「拖欠工資」病根的湘軍攻勢勇猛：1861年陷安慶，隨即包圍天京；在漫長的圍城戰後，於1864年6月攻陷天京，太平天國運動徹底失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