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這條特殊政策，從美國耶魯大學神學院學成歸國的李儲文，沒有公開他的中共黨員身份。他繼續回到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擔任宗教教育部幹事。而後，他被派往上海國際禮拜堂，作美籍主任牧師畢范宇（Rev Francis Wilson Prices）的助手。
上海國際禮拜堂Shanghai Community Church。原名是上海協和禮拜堂，出自《尚書》「協和萬邦」，寓意：協調各國間關係，和諧合作。國際禮拜堂位于衡山路53號。1923年由在滬美國僑民，及其他外國僑民集資建造。這座建築內可容700人禮拜，為當時上海最大的基督教堂。上海國際禮拜堂不分宗派，會友包括來自世界各國的基督教信徒，也是訪滬外賓的必到之處。1950年，國際禮拜堂推選馮家聲擔任管理堂務的理事長，他是擔任此職的第一位華人基督徒。
1951年，上海基督教各個團體，召開「處理接受美國津貼的基督教團體會議」。會議上，李儲文出面控訴帝國主義分子畢范宇。隨後，畢范宇牧師被驅逐出境，由李儲文擔任上海國際禮拜堂主任牧師，兼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秘書長。全國三自主席、原青年會幹事吳耀宗，這樣評價李儲文：他在任何兇險的環境下，都能為中共打開局面。
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委員會主席吳耀宗（中）與秘書長李儲文
自小熟讀聖經的背景，又有青年會幹事的活動能力，和美國神學院嚴格訓練的經歷，加之純熟的英文水平，李儲文接手上海國際禮拜堂主任牧師後，做的有聲有色。信徒們熱衷於李牧師每個星期天主日崇拜的講道，還認真收集李牧師發表在各個教會刊物上的靈修文章。
但是時間長了，大家發現李牧師很少為禮拜堂的慕道友施行洗禮，也不答應信徒請他主持婚禮的要求。國際禮拜堂的這些聖禮，大部分都是由副牧楊安鼎牧師施行的。這個疑問，到李儲文黨員身份曝光後，大家才恍然大悟。原來，李儲文擔心，如果有一天真像大白，信徒們會有受騙上當的感覺。我們從中，看到李儲文內心的糾結，因為他明白，使徒統緒在他的手中是斷了的。所謂使徒統緒（Apostolic succession）是基督教教義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即神職人員手中的權力和能力，傳承自使徒彼得，而使徒彼得的權柄來自上帝。
打下了江山了的中共，要開始整頓共產黨員信仰宗教的「大是大非」的立場問題了。早在1940年，毛澤東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指出：「共產黨員可以和某些唯心論者，甚至宗教徒建立在政治行動上的反帝反封建的統一戰線。但是決不能贊同他們的唯心論或宗教教義」。就是說，凡成為中共黨員了，就不許有宗教信仰，非黑即白，漢賊不兩立。八十年後，國家宗教事務局王作安局長，依然重申：「黨員幹部不僅不能信仰宗教，還要做執行黨的宗教政策的模範，嚴守宗教政策法規紅線」。
李儲文入黨以來，一直是在踩這條「紅線」。他們那批先有宗教信仰，而後加入中共的人，原以為兩者可兼而有之，相益得彰。然而，1966年的那場風暴，無情地擊碎了李儲文的夢想。李牧師的雙面人生，也讓許多人迷惘：聖經不是說，一個人不能侍奉兩個主嗎？
1983至1988年，正值中英關於香港主權移交的談判時期，李儲文奉調香港工作。作為中共在香港的代表機構，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許家屯的助手，李儲文具備良好的溝通能力和行政管理經驗，獲得香港各界人士普遍認可。昔日反帝青年，如今參與從英國人手裏收回香港主權。
中國駐港機構人員的醫療保健，都是在廣州的中山醫學院附屬醫院做。這天，為李副社長檢查身體的，是歐陽醫生。歐陽是上海國際禮拜堂長大的孩子，從小聽李牧師講道，上主日學課程。他籍口支開了隨從，當年的師徒在醫院的走廊里相認。李儲文向歐陽醫生了解，文革後國際禮拜堂重新開放的情況，詢問那些老信徒們的近況。以後，李副社長每次來廣州身體檢查，都是交換「情報」的機會。
一位原上海國際禮拜堂的老信徒，想為重新開放的禮拜堂奉獻一部電子管風琴，無奈中國海關不放行。他找到人稱「地下港督」許家屯的助手李儲文。當年的李牧師，協調解決了這個難題。自此以後，凡有國際禮拜堂人士訪問或途徑香港，李儲文都會請吃飯，關切教會各項活動情況。這在當時，還是犯忌的舉動。
2000年的一天，大雨滂沱，李儲文在歐陽醫生的陪同下，來到國際禮拜堂。他緩步走在禮拜堂的各個角落，還登上那個五十多年前站過的講台，並拍照留念。
（略有刪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