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與紅朝不全是一回事，1949年前，紅朝是夢不是實體。但自紅朝建立，紅朝與中共便是血肉相連的一體。重申這兩個不爭的事實，是為了明確兩點：1、中共是由中國養育大的，中國是它的當然母體，無論境外的蘇共乾爹如何資助了中共乾兒子。但是中共建政後黨高於一切，世所皆知。爾後竟一步步變成了中國的父體。此種公然的「亂倫」行為，為華夏文明未有的情況。以往的中原王朝縱然玩荒唐，也不敢把朝廷擺在中國之前，中共就敢做。此亦非歐洲中世紀情況的再現，自羅馬帝國崩潰，羅馬教庭便非由某個國家養育，反倒是教庭後來養育出了眾多國家。2、正是此種「亂倫」行為被不以為恥反以為榮，擾亂與毒化了中共黨乾的基本價值觀，促成了他們「群體嗜血性格」的定型定勢。
拙文關注的是，黨官的「群體嗜血性格」既已定型定勢，它就自有一套演化邏輯。它隨中共的興而興，卻不會隨中共的亡而亡。因為這個劇毒已經廣泛地進入了各行各業進入了民間，正在發酵為冷血、嗜血的民族性格，而在今天和未來的時代，冷血、嗜血的同義詞乃是偏執、弱智和反智，細思恐極。
何謂性格？不同尋常的行事風格罷了。它無從量化，但是真實存在。風格一經定勢，無論所行之事或可貴或可惡，皆會表現出自覺不自覺的慣性力，近乎本能反應。生活中常見的事例是：一個性格樂於助人者，或一個脾性暴戾兇殘者，所行之事皆與環境不再是必然關係。人世間的不幸在於，前者之光的溫暖效應有限，後者之惡的寒蟬效應能呈倍數發展。常言江山易改，本性難移，證實了制度決定論有短板。
單個的人有性格，離不開先天的差異性。群體的鮮明性格，源於不同的文化浸染與特定時空。
上世紀出生的中國共產黨，以及它打造的紅朝，必然性與偶然性的因素或各佔一半，時代背景的特徵很顯著：傳統的農耕文明與新興的工商業文明發生了激烈地碰撞，突出表現為近千年的文化思維屬於內循環，已然突破了流水才能不腐的自然律，各種利益關係難以和平調整，嚴重受制於世界的滔滔大潮。偏生中國在漫長的歷史歲月里自成一體。各種紐結異常強韌，自視很高，短時間內哪裏看得透舶來品社會主義的復古本質，加上同屬舶來品的資本主義並無力化解那年代的眾多重大問題，與之配套的代議制顯示的威力並不敵國家主權，便催生出了一個不倫不類的四不相。但根子首先要從自身尋找。
之所以說中共及紅朝是個四不相，1、它不屬於承襲傳統的新王朝。不是說它欲與傳統切割全無道理，但行事的武斷、暴烈及拍腦袋出來的標新立異，中國歷史上似乎只有兩三個先例：大秦帝國的虎狼性與王莽新政以及洪秀全天國的多花樣。2、明明海風擋不住，卻自負的只接受一股海風堅拒另一股海風，演繹成了它的稻田只接受湖水不接受河水。3、中共及紅朝自稱是工人階級代言人，從來名實不符，逐漸變異為掛羊頭賣狗肉，爾後索性全掛狗頭了，招牌上卻仍是正宗羊肉店。此三點構成了這個四不相的特色，也相應地出來了它的特色性格。
先說說中共奪權階段，群體嗜血性格的初塑。
中共與俄共蘇共的關係，早有共識，不再說了。不能不說蘇共的回報並不理想。上世紀60年代後，蘇共可謂後悔死了當初的扶持了中共。列寧，斯大林皆不失為玩地緣政治的高手，對歷史縱深的理解仍不免膚淺。一部羅曼諾夫王朝史，怎比得了中國二十四史的內容豐富。主要是，中國是大國，人力資源及潛力非蘇俄能比，這事十分重要。
尤其在一個仍只能、也必須在國家平台上唱大戲的時代，臥榻之側守着個強鄰太犯忌了，中蘇兩黨兩國的翻臉，是早晚的事。需要附帶提及的是，中共前期對蘇俄的賣國，肯定上不了桌面，紅朝爾後的愛國，於中國危害更大。這不是一般國人尤其信奉黨文化的國人理解得了的。
不過，蘇共對中共前期的巨大影響力，不可否認和淡化，不由中共不蕭規曹隨。即便延安整風後毛澤東主宰了中共，他也得審時度勢。他在抗戰後期高調讚美美國，進皇城前又宣稱朝蘇聯一邊倒，兩邊該討好時都討好，手法當然靈活，說到底仍是玩小聰明。
但人算終究不如天算，中共只能是個遭後世厭惡的四不相。幾乎全是文盲的愚昧小農階層，為早期中共軍隊提供了肉身。投機於革命的小知識分子，身處城鄉邊緣深染匪幫習性的大批地痞、遊民，構成了中共軍隊的骨架。來自蘇共的階級鬥爭理念，鴉片般提振了中共軍隊的精氣神。
中共既然走的是武力奪權之路，軍隊便成了它的通靈寶玉。一般而言，農民造反隊伍奪權的成功係數很低。自陳勝吳廣以來，中國歷史上大規模的農民起義隊伍不下於百支，由此建立新朝的例子很罕見。這號軍隊的戰鬥力首先來自一呼百應形成的人多勢眾，壯闊的氣勢是旺盛士氣的可靠保證。當然其他的重要原因皆不可輕視，例如基層互相信任關係。常言上陣父子兵，打仗親兄弟，便是這個道理。中共的軍頭當然明白此道理，但中共軍隊大不同於以往農民造反隊伍也是顯然的，便是多了個來自蘇俄軍隊的政治委員制度，實為進口的特製鴉片，目的是讓吸食鴉片上癮的官兵，對作為鴉片供應商的共產黨，產生極嚴重依賴心理，進而成為黨軍或叫黨衛軍。
此特製鴉片的驚人藥效誠非虛言。紅軍時期為了快速地打造出一支高效黨軍，入黨便成了軍官的必備條件與榮譽。不識字不懂馬列學說或品行不端沒得關係，只要你肯聽黨的話。你對黨的指示、口號不感興趣可不行，至少你休想升官，意味着你永遠是一線戰場的炮灰。你不想幹了，同樣不行，逃兵是要殺頭的。那麼聽黨的話要聽到什麼程度呢，一是為黨萬死不辭，二是為黨隨時大義滅親。沒有人告訴你，你死一次便不存在了，談什麼萬死？後者更歹毒，一個敢於滅親的人還是正常人嗎？他還有什麼事干不出來？中共這一手，一直延續至今。
這只是牛刀初試。具體的厲害招式是不停的開會，學習，整風，肅反，獎勵對落後分子特別反動分子的檢舉，告密，再對落後分子無情鬥爭，對反動分子施以極刑。這一來，哪怕戰鬥或戰役結束，覺悟不高者，出身不好者，得罪了領導者，作戰不力者，仍隨時處於死亡的恐懼之中。到了這一步，幾個人還敢不緊緊地跟黨走。便是那些軍事幹部，見了政工人員也得退避三舍。
把黨支部建在連隊，使上述種種進一步具體地制度化了，操作更加簡單易行。需要指出的是，此法寶與其說毛澤東取經於蘇共，不如說毛澤東是從商鞅和東西兩廠獲得的靈感。不應該把中共及紅朝事事都與馬列扯一起，這裏又是一個理由。進一步說，沒有什麼馬列，紅朝那幫大佬仍可能幹出匪夷所思的事情。
事實上，如果不是蘇共扶持了中共，而是希特拉國社黨扶持了毛澤東，毛澤東及其追隨者一樣會喊「元首萬歲。」只要你能讓他們出人頭地。鄧小平，江澤民，習近平，哪個人看中的不是中南海的那把交椅？什麼馬列，什麼初心，主要用於哄鬼。毛澤東尤其如此，他終其一生，絕大部分所學是中國史籍，首推各種統治術。他非留歐留蘇生，蘇聯的經驗對於初進井岡山的文盲士兵，不啻春風不度玉門關。他欣賞此法寶，心有靈犀一點通罷了。因為軍隊的政治工作政工人員，名為為黨宣講宇宙正道，實為監軍特務。把支部建在連隊，可使特務監軍一竿子插到底。
此情況的發展當然有個過程。中共及軍隊並非始終處於「極左路線」統治狀態。中共自己也不諱言的前期歷史告訴了我們，依得它的「極左路線」，紅軍必定覆滅？中共休想成氣候。他的政治正確對自身的反噬，可謂惡果觸目驚心。所以，它也不得不反反「左」。它奪權成功的本錢主要來自抗日時期，功於蘇維埃階級鬥爭理念讓位於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核心是政治上停止了蘇共教條，經濟上承襲了市場經濟，配以一定的言論自由，此三點使它獲益匪淺。
然而這是中共迫於時勢的策略改變，本質是讓步，極權本性並沒有變。興奮時還會翻出老唱片唱一通，突出如延安整風的狂抓特務。極權與嗜血本是同義語，繼續政治特務監軍不可避免。一如既往，這幫吃政工飯的人員本來就多為不學無術者，見風使舵者，貪生怕死者，只一個為了保住特權和升官晉級，政治正確便成了生命線。固然他們也有無奈，騎上了虎背便休想安身而退。也可以說，他們吸食鴉片上了癮，戒身癮已極痛苦，戒心癮更困難，典型是康生領導的特務機關的兇狠。此種政治正確的具體內容，無非再現肅反整風那一套：睜大雙眼搜尋特務、內奸、反動分子；鼓勵告密，知情不報者視為同罪；對落後分子無情鬥爭，對反動分子往死里整；不容分說，羅織罪名，嚴刑逼供，屈打成招，等等。至此，至少吃保衛飯吃政工飯的這個群體，冷血、嗜血的性格得以形成。
而黨還須保護和肯定這種群體性格，至少不能追究行為人責任，那樣一來就會上升到否定黨否定革命的原則。很簡單，沒有了黨，豈不是大家全完蛋。另有一個上層權鬥的問題：周恩來的人遍佈黨軍兩界，前述的特務頭子康生便屬於周恩來系列，毛澤東既然要「團結」大多數人為己所用，就只能玩平衡術。所以，所謂反「左」，無非用雞毛撣子在臉上抹下灰，蹭下癢。此為中共的「左」怎麼都反不下去的根本原因。因為「左」是工作方法問題，「右」是反黨問題。於是中共的「群體嗜血性格」這個病毒，保存了下來。它能否擴展為傳染病乃至瘟疫，全看環境演變了。
今天回過頭看中共的這號病毒是不可逆的，除非它奪取不了政權。此為極權下黨軍共相。本來，無論哪支軍隊出現嗜血之輩從不奇怪，它作為專職殺人機器，作戰時是沒有人性位置的。但是軍隊官兵終究是人，絕大多數人會要解甲歸田，特殊時刻的冷血與嗜血行為，不等於一定形成見血就興奮的性格，尤其形成群體性格。制止這號病毒，國家最高價值的取向至關重要。無論如何，軍隊的嗜血行為必須約束在軍隊內部尤其戰時，決不可以面向民眾。然而，中共及紅朝的價值觀，自有特色。
再說說中共掌握政權後，群體嗜血病毒的演化。
中共自建政到毛澤東死亡，大部分時間仍在革命，表現為政治運動沒完沒了。藉助於政權力量和舉國資源，它也就有了條件打造全國一盤棋與山河一片紅。其重大措施是：1、黨建覆蓋城鄉及各行各業。2、把軍隊的「優良」作風推向每個角落。3、大力擴建組織部、保衛部、宣傳部使之成為準特務機構，配合公檢法嚴密監控社會生活。愚蠢的黨干們顯然陶醉在種種高效行為反饋的快感中，忘光了嗜血行為曾經引發的反噬。每當政治運動來臨，大大小小的動員會議上，照例有一道令人血脈噴張的壯麗景觀：當宣佈又要打一場大戰役後，伴隨着嗷嗷吼叫是爭相表態，向黨表決心。當場便捋衣袖者，摩拳擦掌者，乃至寫血書者，屢見不鮮。這裏面當然有作秀者，但手心發癢者，宛如發情的豺狼，實不為少數。
不過，建政後迄止「三面紅旗，」中共的土政，剿匪，鎮反，反右等大規模運動，嗜血對象主要是階級敵人，占人口大多數的工農階層暫且屬於「依靠」對象也不假。相應地，嗜血病毒還談不上大擴散，由軍隊發端的群體嗜血性格仍局限在政權機構之內。在政權機構之內，表現突出者仍為那些准特務機構和專職鎮壓機構。此期間，多數工農擁護中共並非虛情，是因他們尚未嘗到厲害。
待到「三面紅旗」開始，嗜血病毒便大擴散，但凡有幾個中共黨員也就是領導坐鎮的地方，便能感受到深深地恐懼。當年遍佈城鄉的水利工地上，煉鋼工地上，被捆綁、吊打、罰跪、扣食，是普遍現象。什麼成份好，歷史清白，軍屬烈屬，不管用了。因為地富分子、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這些罪名套不住你，還有個「壞分子」的口袋罪名把你給裝進去。爾後的「流氓罪」，「尋釁滋事罪」，作為口袋罪是一個套路。反正你只要對現實不滿，講了怪話，或出工不出力，被人反映上去，領導和民兵就來了。領導和民兵也有無奈之處，互相之問也常提醒：「當心打你右派。」主要是當此行為遍地開花，未完成任務和指標只能靠施加恐懼才能逼出生產成績，講人性人道就是跟黨性作對，領導和民兵便全無負罪感，反倒洋洋自得。而學習解放軍的優良傳統，「政治掛帥，堅決跟黨走，」更被民兵視為榮譽。大量的愚民仍堅信共產黨高官是好人，壞的是下面的小官員。
接踵而來的用湖南話說的所謂三年苦日子，就更不容下層官員和民兵講惻隱心了，也不需要黨官們多費口舌講大道理了。各行各業尤其農村進入了不折不扣的生存鬥爭，面對一具具餓殍，誰也沒理由指責別人不該冷血、嗜血，不該多吃多佔開小灶，誰讓你不入黨不當幹部呢？至此，黨官的群體嗜血性格得以在中國土地上全覆蓋。
不過全覆蓋不等於全定型，更不等於全都發展到了近乎本能階段。它由流行病升格為大瘟疫，是進入了文化大革命的事兒。正如此瘟疫無差別進入人體，從卑賤的農民工，小市民到高貴的名流和知識精英，是改開後的事兒一樣。
文化大革命對華夏文明和中華民族的有形傷害可謂不堪回首，今日但凡六旬以上的人無分階層，包括中共黨官，皆有切膚之痛。而它對這個文明與民族更大的是無形毒害，至今並談不上系統清算。除了當局不願再揭這個流着膿血的傷疤，從社會心理到思想界、學術界，諱病忌醫和識見淺薄也是一個原因。就社會心理來講，幾個城裏人沒幹過那些事兒：告密、跟風、鄙視鄉下人、仇視階級敵人、積極檢舉揭發、聽任靈魂麻木、沉淪到心安理得等等，當然願意諱病忌醫，美其名曰「向前看」。就思想界、學術界而言，不去說那幫子歌德者了，寫手們傾訴的幾乎都是自個與家庭的不幸，罕見有深度的文章。而當「臭老九」轉而吃香以後，便更少人願意下功夫去探討文革對民族的毒害至深了。
先談下紅衛兵，中共嗜血病毒的受害者，也是嗜血行為的踐行者。
最早的紅衛兵多為京城高幹子弟，他們作為黨文化受害者的成份幾乎可以忽略不計，因為他們革命的動機，堂皇的說法是保衛紅色江山，是他們作為革命接班人的使命使然，真正的衝動源自他們要在新一輪革命中出人頭地，要比父輩幹得更出色。為此見血、殺人，算得了什麼？之所以說對他們需要理解的成份幾乎可以忽略不計，就在於他們受所謂信仰的驅使多為遁詞，主要是受自以為高貴形成的極自私的權勢欲驅使。
受他們影響而興起的遍佈城鄉的紅衛兵，才真正可以稱為既是施害者也是受害者。因為他們幾乎都無顯赫的家庭背景，獻身運動的純樸感情成份佔了上風。他們固然被黨文化徹底洗腦，但首先是渴盼建立一個至純世界，與那些幹部子弟渴盼打江山、坐江山，存在極大的不同追求。
但是他們人數眾多，保守點說全國應有兩千萬人，作為中共嗜血病毒的受眾，通過他們再把嗜血病毒擴散全社會，這就不是京城裏那幾萬十幾萬高幹子女力所能逮了。
因此，紅衛兵作為整體，作為中共嗜血病毒向全社會擴散的中間宿主，所起到的惡劣作用是如此明顯，如此後患嚴重。固然非他們大多數人本意，但也不可以推卸責任。進一步說，這個「老三屆」群體後來被毛澤東無情拋棄，被勒令上山下鄉，視自己為百分百受害者，是不通的。
事實上，就只說上山下鄉，這肯定是中共製造的大悲劇，但悲劇的範圍何止城市知識青年，與他們同齡的鄉下男女尤其地富子女年復一年遭的罪不但比他們大，而且時間長。如果認為自己才叫深受其害，何嘗不屬於一種自以為城裏人尊貴的掠奪氣質在作祟。而幾十年來，可曾見過後來走紅出名的知識青年談過此問題？不能說這就是嗜血性格，但說這是冷血性格應不為過。
再說說造反派，從中共嗜血病毒的反抗者到嗜血病毒的受眾。
自「三面紅旗」以來，中共黨官的嗜血對象首先對準農村，釀成了不爭的餓殍累累慘劇，隨之又對準了城市，以致幾乎家家赤貧，吃不飽，穿不暖。在「社會主義」旗幟下，並沒有多少城裏人認識到了國家的剝削，但對各級黨官強加的壓迫卻也感同身受。懾於專政的鐵拳，同時隨着經濟情況有所好轉，社會怨憤便也壓了下來。但怨憤並未消失，終於發泄怨憤的機會來了，便是毛澤東又欽封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號召工人階級造走資派的反。既然有了毛主席撐腰，毛主席又分明掌握了軍隊，大多數城裏人便當了真：毛主席真是人民的大救星。
一個兼具喜劇和鬧劇的奇特景觀得以出現：實際上仍是小農頭腦的幾個工人弄得懂北京那位皇帝心裏盤算什麼呢？沒有了官僚階層，皇帝怎麼治理中國？但事態另有一面，造壓迫者的反，清算壓迫者的罪行，情理上卻也說得通。「人民文革」，由此而來。事實上，造反派的過大行為當然是事實，但這樣做不正是實踐了黨官們歷來要求的立場堅定嗎？主要是多數挨整的官員實在不冤枉，突出如四川的李井泉，他導致了多少人家破人亡直至全家死絕，他的冤屈何在？然而，黨官們莫不深感冤屈，因為他們執行的可是黨的政策。這當然是實情。他們去哪裏講理呢？造反民眾里的很多人恨不得吃其肉、剝其皮，當然聽不進酷吏的話。他們能向皇上叫屈嗎？那只會惹怒龍顏死得更快。他們只能認倒霉，先把仇恨深埋心田，等待時機，報仇雪恨，狠狠地收拾「暴民」。於是，互相仇殺再把此種互相仇殺升級的禍根種下了。
果然官員們盼來了這一天，便是「一打三反」運動。此前，他們多數人已陸續獲得「解放」，又掌權了。對那幫讓他們蒙羞負恥的造反積極分子，他們怎麼可能手軟？與此同時，造反派或多或少也清醒過來，認識到了上了當，中了共產黨的圈套，但是遲了。他們只能幻想事態變成這樣是因毛主席不知情，盼求過上幾年乾坤又翻轉，下一次造反再也不能手下留半點情。這樣的心態又怎麼瞞得過官僚們的眼睛，官僚們理所當然把仇恨對象往死里整。
筆者是那個年代的見證人，但凡工人職員造反積極分子，無不被扣上現行反革命分子、壞分子、階級異己分子、打人兇手的罪名繩之以法。可是那年代有什麼法呢？掌權者就是法。具體地說，凡具縣團級資格的革命委員會，幾個頭頭開個會，在寧左勿右的軍代表監督下，誰該死誰還可以活就決定了。這裏，又可以見到軍隊「支左」人員嗜血性格的紛紛展現。本來，能夠參加軍管的人員必是政治覺悟高和鬥爭性強，只恐他們聞所未聞濫殺的概念。當然，他們的存在只是個催化劑，沒有他們督陣，黨官們該殺人還是殺人。例如遼寧省革命委員會對張志新處置的討論，以及監獄警察對一個瘋女人超出了人性底線的虐待。其實，這樣的案例多的是，這些大大小小的黨官，十之八九是互動行事，已然嗜血性格的條件反射。
有必要說幾句「一打三反」的背景。
我個人以為，毛澤東發動文革，不可能全因上層權力鬥爭。他應另有兩大考量。1.整肅一番不滿於他的官僚階層，目的不是消滅他們，而是改造他們使之無條件跟他走。2.他不能接受他的超人神話的破滅，要用革命的更大成績來掩蓋他在經濟上的大失敗，再以此為突破口，初步實現他改造中國與世界的夙願。
孰料文革混亂的局勢猶如山火蔓延，他的戰略部署不靈了。他看得分明，忠心擁戴他的人和內心仇視他的人都屬於少數，大多數人仍是跟風隨大流。他當然要嚴厲鎮壓一切新老階級敵人，也得給打着造反旗號的各式不良分子和大量跟風派一點顏色看。他不可能對這些人心存悲憫，但他暫且也不願無差別捕殺太多人。玩權術這方面，中共無人比得了毛澤東。與此同時，以周恩來、林彪為首的政軍系統，皆盼着文革馬上結束，把絕大多數走資派解放出來，恢復文革前穩定的統治模式。目的主要是博得官僚階層對他們感恩戴德。但是，他們無能量無膽量與毛澤東對着幹。他們必須擁護「一打三反」運動，能做的是悄悄地塞點兒私貨。這個私貨，乃是明里暗裏安撫被打倒、仍惶惶不可終日的走資派，默許和縱容又復出掌權的走資派出幾口惡氣，當然此惡氣不能指向毛澤東。其實，無需周恩來這個老滑頭的暗示與巧妙佈置，又掌權的走資派憑本能就知道該怎麼做。既然「一打三反」的具體運作要靠他們，他們當然要收拾那幫子羞辱過他們的角色。辦法多的是，罪名很好找。於是「一打三反」演變成了對一切不滿現實者的大圍剿，對絕大多數造反積極分子的大報復。「一打三反」運動帶來的極惡劣後續效應，一點也不亞於當年的「反右」。「反右」使知識分子明白了在中國求真求實近乎找死。「一打三反」使城市各階層明白了官僚階層的厲害，造走資派的反成了被人當槍使。同時，從官方到民間，皆悟出了這塊土地比狠才是硬道理，道理、良心沒有用。
一個良心沒有用的大社會，它的荒誕、麻木、冷血、嗜血、弱智、反智等等，便是自然而然了。前面說沒幾個城裏人沒幹過昧良心的事，指的便是「一打三反」後的社情。此前發生過的對階級敵人種種屠殺乃至食人事件，固然不可容忍，終屬局部事件。而對鄰里對同事乃至對親朋的昧良心事件的廣泛發生，則預告了文明返祖就不是局部現象，而是整個民族墮落已為時不遠。
事實上，如果毛澤東再活上五到十年，或他的接班人擁有他的能量堅持他的路線，文革在中國再進行五到十年是完全可能的。很簡單，不需要良心的中國社會適應了這號生活方式。只有明白了這一點，才能明白毛澤東死後上層權力與社會生活的平穩過渡。
那麼，後來的權貴終止了文革是否功莫大焉？不是的。那不過是上層權鬥引起的歪打正着。對「四人幫」發動的宮廷政變，原動力來自江青集團太過驕橫跋扈，不幹掉他們，華國鋒、葉劍英、汪東興等人永不會有安生日子過。誠然，這夥人也認識到了，再走毛皇老路也不行了，遲早會出大亂子的，加上他們要麼資歷不足，要麼才幹有限，只能請鄧小平再出山。鄧小平既已再出山，當然要為自己平反、正名，恢復他和劉少奇曾經幹過的那一套便順理成章。所謂改革由此而來。
不過，改革的動機不值得恭維，不等於改革的績效可以抹殺。此外，還應考慮到專制政治的極端醜陋，在任何國家任何時代都不可能一夜之間便立地成佛。因此，改革初期帶來的新氣象應予肯定。
新氣象的一大內容便是社會良知、良心的開始復甦。就當時的國情來看，「向前看」基本正確。畢竟，今人和後人的生存要比逝去人的悲苦更重要。然而，當權者可以倡導社會生活這樣做，自己卻不能安心理得於現狀。因為有個極重要命題不容迴避，便是如何防止災難重演。
不能說復出的中共權貴者沒有想過此問題，但他們從未認真地想過此問題並採取切實對策，也非冤枉他們。這不是識見問題，而是他們從不願也不敢拷問靈魂的問題。突出如鄧小平，可以說他雖讀書不多，但也智力高超。另憑本能他就知道，中共的「右」只會危及黨，中共的「左」卻能陷國家、民族於萬劫不復之地。為此，他也曾強調要反「右」更要反「左」，然而他能真正反「左」嗎？他敢真正反「左」嗎？
具體地說，中共要真正反「左」，從小處講，首先就要對各級酷吏開刀，把他們清除出各個鎮壓機構，包括對張志新類似人法外加刑者的追究責任，非如此不能阻止嚴刑逼供行為，不能阻止新的冤假錯案。把各個准特務機構唱高調者清除出去，否則落實不了實事求是的工作作風……從大處講，取締軍隊的政委制度，使之轉型為國防軍，非如此不能實行現代憲政……
可是，這等於是要鄧小平的命。他本身就是一個酷吏，不論他這個酷吏是如何形成的。他這一生，殺了多少人，只一個反右整了多少無辜，他敢面對一樁樁鐵的事實嗎？另者，現在他要重建國家了，你要他行仁政，等於是不允許他再次用鎮壓開道，用殺人立威，而他不靠這兩手他玩得轉改革嗎？事實上，83年「嚴打」，高舉「四根棍子」，廢黜胡耀邦，趙紫陽，「六四」大開殺戒，無不能窺見到此公嗜血性格所起的作用。可以肯定地說，當見到天安門廣場的人山人海，他不會不想起文革初的造反隊伍，進而想起他兒子被迫跳樓的慘劇，不殺一批人怎解他心頭恨。
不能不說，四十年來被改正的右派三十年來的民運人，太過糾纏於中共的制度優劣了，忽視了中共黨官群體嗜血性格定型定勢後的近乎本能的作用。鮮少人談及中國社會良知良心復甦的過程被這個大屠夫一刀腰斬了。
良知良心復甦的過程既已被一刀腰斬，社會生活想不荒謬都難。從此，無論幹什麼缺德事兒，人只要想到「這裏是中國」，便心安理得。平心而論，江、胡、習都不願意看見這般局面，因為長此下去定會導致以毒攻毒式激烈反彈，會禍及中共統治。但是，只要中共仍掌權柄，只要黨官的群體嗜血性格改不了了，只要各行各業皆深染冷血、嗜血病毒，現在就是改變制度都不免作用有限了，那個所謂的戰鬥民族崇拜強人總統就是例證。
或許有人不以為然，因為有個公認的事實擺在世人面前，中共動不動就殺人十萬、百萬、千萬的事兒，已是過去，現今公然殺人一年不過幾萬人，這不是群體嗜血性格改正了的證明嗎？一個十幾億人的國家，一年殺幾萬人不多呀，況且不少人確屬該殺的罪犯。
與這號人辯論是沒有意義的。實際情況是，六四以來，中共黨官的群體嗜血性格不是改正了，而是發展了。準確地說法是換了套路。毛皇時代，他們樂見人頭落地，心理快感隨人頭的增加而增加。改開以來，他們發現喝人血更實惠，為腦滿腸肥情婦成串帶來的生理快感而笑聲爽朗。為此，供血之人越多越好。他們幾乎無官不貪，直至比賽貪得無厭。所貪從何而來，難道不是勞動者的血汗結晶？他們對此可曾有過起碼的不忍之心？這是冷血呢還是嗜血？如果說這也叫改正，那也不過是古代奴隸主不再熱心於殺俘，改正為蓄奴以榨取更多價值的現代版。
無妨說，六四及其公然復辟八旗特權制度，是中共上層黨官「大徹大悟」的開端。因為事已至此，再套一件遮羞布反倒礙手礙腳。主要是有軍隊保駕護航，他們便徹底丟下了顧忌。現在不是良心有沒有用的問題，而是不搶白不搶的問題。世間的傻子終究是極少數，在太子黨、紅二代紛紛霸權搶錢的示範下，聰明人便紛紛緊跟大好形勢。整個江澤民時期不過十來年，官場貪腐便呈爆炸式拓展，其速度之快，範圍之廣，程度之深，用資本原始積累階段必然誘發人性之惡來解釋已遠遠不夠了。準確地說，它是嗜血性格全面激活了人性的貪慾之惡的結果。很簡單，嗜血性格在得到強有力的保衛後，勢必更加肆無忌憚，勢必蔑視一應文明準則，必要時它連人類都敢反還會在乎喝一點人血嗎？
各界精英的覺悟當然較之新老權貴的頓悟遲了一步，但一旦他們明白過來，其嗜血的貪婪和手段的陰險便較之一般的紅二代有過之無不及。因為，不乏紅二代還念叨着紅色江山千秋萬代，因而還有點點自律。精英們卻知道那不應該是他們想的事，他們該想該做的事乃是權錢佔有多多益善。同時，他們擁有一般紅二代不具有的優勢，便是比較過硬的專業知識。此為爾後習當局決心反腐的極重要原因。而這幫子技術官僚中的貪腐之臣，無形中為反腐提供了一個合理依據。
怎奈中共紅色權貴的反腐不可能反到自己頭上，於是演變成了守着糞堆拍蒼蠅的局面。這一來，官場商場兩面人越來越多，群體嗜血性格也就進一步定型定勢。事兒明擺着，憑什麼太子黨可以竊國，我們就不能撈點錢？
技術官僚尚且覺悟，一幫子文人墨客、專家、教授更加心裏明鏡似兒，誰不想分到一杯羹呢？他們的劣勢是少了做大工程項目的專業知識，優勢是搖唇鼓舌能獲得當局青睞。例如呼籲武統台灣，討伐香港暴徒，怒懟境外反華勢力，直至不惜鼓吹打核戰等等。不過，他們的嗜血性格也由此暴露。有什麼奇怪，為了名利，什麼人道、人性、人權，去他媽的吧。
上面有大能耐的人尚且如此，下面無大能耐的人還有必要恪守人性底線嗎？於是，醫生、教師、法官、律師、警察、城管等等也就八仙過海各顯神通了。
終於，舉國已無淨土，精英即幫凶，於是小市民、農民工紛紛覺悟了。他們當然明白他們只不過這個社會的小蝦米，但蝦米並非不能吃蝦米。一句話，沒有機會便罷，來了機會則一定要心黑手狠。退一萬步，也要拖幾個墊背的。道理就這麼簡單：我同情你，誰來同情我？
今日中國，當然還談不上已定型了嗜血的民族性格，但說全民冷血應是實情。冷血必然帶來弱智，或叫人人大玩小精明，其他一切都是「虛」的。而這個冷血和弱智的酵母，黨官的群體嗜血性格，已然到了不大面積換人便無從改正世道人心的地步。談什麼民族復興啊。然而這時一個天大難題，況且換上的新人仍不免身攜嗜血病毒。未來的中國，誰掌權都躲不開此難題。實在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總之，無須太悲觀，是因世界不可能接受中國成為為禍世界的淵藪，中共的變態統治已屈指可數。但也不可樂觀，沒有了中共的變態統治，相當時間內中國仍不免是個變態社會。中國養育了中共，便註定了要遭報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