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愛因斯坦逃離納粹德國，前往美國。據高曉松《魚羊野史》記述：
愛因斯坦的逃離對全世界的科學界來講是一個重大標誌性事件，大家知道，之前德國是全世界科學最發達的國家，在1933年，也就是愛因斯坦逃離的那一年，美國總共才有五個人獲得過諾貝爾獎的自然科學獎，而德國這時候已經有三十一個人得過諾貝爾獎了，是美國的六倍。
愛因斯坦永久放棄德國國籍72年後，德國決定將2005年命名為「愛因斯坦年」，將愛因斯坦的政治信條刻在政府大樓上：「國家是為人而設立的，而人不是為國家而生存。」
愛因斯坦是個大牛人，但我認為他最牛的地方不是發現了相對論，而是他對政治的高度敏感。
1933年1月30日，希特拉正式就任德國總理，德國進入納粹時代。
就在同一天，愛因斯坦攜妻子愛爾莎一道，成功逃離德國，踏上了去美國訪問的旅途。
納粹對猶太人的歧視、迫害，早在希特拉攫取最高權力前就已經開始了，只是程度遠沒有後來那麼嚴重，但愛因斯坦還是從一些納粹的日常表現中看到了危險。
1931年，在一封寫給朋友的信中，愛因斯坦表明了自己想要放棄德國國籍的想法。「議會的解散，經濟的崩潰，納粹分子的巷戰，共和黨的軟弱，所有這些預示着將要到來的災難。」
在希特拉還沒有執掌政權時，愛因斯坦就在考慮永久地離開德國了。
希特拉一上台，便立即開始有計劃有組織地清除猶太人的文化影響。
1933年3月2日，愛因斯坦，還有一批藝術家和作家，遭到了納粹黨報《民族觀察者》的猛烈抨擊。
1933年3月10日，愛因斯坦在美國發表講話：「只要我還能有所選擇，我只願意生活在一個政治自由、寬容且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國家裏。
言論自由和書面發表政治意見的自由也是政治自由中的一個部分，尊重個人信仰是寬容的一部分。這些條件目前在德國都不存在。
在那裏，特別是那些以促進國際間相互理解為事業的人正慘遭迫害。」
1933年5月，負責宣傳的戈培爾煽動了德國國內的「焚書行動」（焚燒政治上不正確的圖書）。
詩人海因里希·海涅曾經預言性地認為，從焚書到燒人僅有一步之遙。遠在美國的愛因斯坦拒絕了德國大使讓他返回德國的命令，而是乘船返回歐洲，於5月26日到達布魯塞爾的德國公使館，交還護照，宣佈放棄德國國籍。
從這一刻起，愛因斯坦永遠地與德國斷絕了關係。
與愛因斯坦同樣對納粹有清醒認識的人還有德國的哲學家卡西勒。1933年春天，希特拉當上德國總理不久，卡西勒就洞察了納粹的本質，他毫不懷疑納粹會做出任何瘋狂的舉動。
將猶太人趕盡殺絕，是納粹黨的目標，這一目標也從來沒有改變過。
卡西勒私下對妻子說：「我們這種人在德國沒有什麼可追求，也沒有什麼可期盼的了。」
又說：「我猜想這個政權將持續十年，但是它激起的邪惡可能持續一百五十年。」
1933年5月2日，希特拉當上德國總理後的第四個月，卡西勒辭去漢堡大學校長職務，及時逃離了德國，他先是在英國牛津大學講學，後又去了瑞典和美國授課，1945年在紐約逝世。
當戈培爾焚書的消息傳到另一位思想巨匠弗洛伊德耳里的時候（弗洛伊德的書也在焚毀之列），生活在維也納的弗洛伊德頗為天真地說：「他們進步多了！要在中世紀，他們燒掉的就是我了，如今他們只燒我的書就感到滿意了。」
此時的弗洛伊德認為納粹只會焚書，不會燒人。
至少，作為奧地利公民，弗洛伊德認為自身是安全的。但弗洛伊德的天真很快就碎了一地。
1938年3月11日，德軍侵入奧地利。
朋友最終用「鐵達尼號」上二副的故事說服了弗洛伊德。
弗洛伊德終於下定決心帶全家移民英國，但此時已經困難重重了。萬幸的是，國際社會對弗洛伊德個人的安危表達了強烈的關注。
按照總統羅斯福的指示，一輛美國使館的汽車日夜停在弗洛伊德住所附近。一旦弗洛伊德的生命受到威脅，這輛汽車就以美國的名義進行干預、拯救。
迫於國際壓力，納粹德國同意弗洛伊德出境，但是必須繳納超過3萬馬克的「帝國逃亡稅」。
6月4日，弗洛伊德和他的家人乘火車離開了維也納，定居於英國倫敦。
像愛因斯坦、卡西勒、弗洛伊德這樣及早逃離了的猶太人，相對數字是很小的，有大量沒有逃離的猶太人死於納粹的大屠殺中。
這其中，有很多人本來是完全可能在納粹統治的早期逃離的。
而他們之所以沒有逃離，最終在大屠殺中喪生，最重要的原因，一是對於德國的熱愛，一是對於納粹的錯誤認知。他們不願意相信德國最終沒有他們的容身之。
例如諾貝爾化學獎得主弗里茨·哈伯便是一位曾經把自己全身心奉獻給德國，並且自以為崇高的猶太科學家。
在納粹上台後，哈伯被驅逐出境，因此精神大受打擊，第二年（1934年）便去世了。
愛因斯坦和卡西勒先跑了，攜全家一起，風清雲淡；
弗洛伊德跑晚了，扔掉一大筆財富，還飽受各種刁難，但總算是跑了；
剩下的那些在大屠殺開始後才想起要跑的，則完全跑不了了。
歷史告訴我們：在任何時代，在一秒鐘內看到本質的人，和花半輩子看不清的人，命運自然是大不一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