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前夕，有着政治欲望的江青不願湮沒在毛澤東的身影下，於是選擇自己較為拿手的藝術進軍政治，而突破口就是京劇樣板戲。樣板戲，指的是一批創作於中共建政後，主要反映並服務於中共政治立場的戲劇和作品，其政治意義遠遠超過文藝價值。
在1964年至1966年間，江青曾親自組織、參與、經手一些作品的改編、排練等後期加工的部分工作，其結果是八億人民只剩八台戲，即五出「革命現代京劇」《紅燈記》、《沙家濱》、《智取威虎山》、《海港》、《奇襲白虎團》以及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白毛女》及交響樂《沙家濱》。這些樣板戲隨後佔領文藝舞台，成為文革期間藝術的「典範」，影響了無數中國人。很多上了年歲的國人如今能哼唱的依舊是這些樣板戲的曲目。
然而，「樣板戲不僅在政治上是毒瘤，而且在文學史、藝術史上也只能說是拙劣的『樣板』」！在江青當年推廣樣板戲中，有三個文藝界人士成為其「寵兒」、走卒，效忠於江青，其顯赫一時的人生，卻最終以悲劇落幕。這三個人是分別做了文化部部長和副部長的于會泳、劉慶棠和錢浩梁。
服毒自殺的原文化部長與于會泳
1977年9月的一個深夜，一輛救護車呼嘯着奔向醫院。車上載着的正是服下大量來蘇水的于會泳。到了醫院，于會泳被送進急救室。過了一段時間，一位醫生走了出來平靜地宣佈：「搶救無效，他死了。」
或許，于會泳選擇自殺，是不堪忍受自己作為「江青反革命集團」成員被隔離審查，或許也在哀嘆人生的無常，昔日輝煌的不在。而落得如此下場，與其自身同樣有着莫大的關係。
1926年出生的于會泳，1946年加入中共軍隊，並顯露出了藝術方面的天賦。因此，他被調到中共膠東軍區文工團。1947年國共內戰期間，國民黨軍大舉進攻中共盤踞在山東的地盤。一次，文工團隨軍行進中，一張紙條從于會泳鬆開的包裹中掉出，被人撿到交給了文工團領導。紙條是寫給國民黨士兵的，懇請他們如果搜查出包裹中值錢的東西，請寄到自己的家中，自己「將永世不忘你們的大恩大德」。
于會泳紙條中透露出的失敗悲觀情緒可是犯了大忌，他被領導訓斥了一頓，並被勒令寫出書面檢查。後來，他轉業到煙臺文工團工作。在文工團期間，他對各種民族樂器都很精通，還能譜曲、編簡單的曲目，也因此成為文工團的骨幹。
1949年中共佔領上海後，上海舉辦「第一期音樂教育幹部訓練班」，面向華東地區招生。于會泳被煙臺文工團推薦到上海學習，一年後，他被分配到上海音樂學院當助教。彼時的他這時才真正感覺到音樂大門向他打開。他開始潛心系統學習音樂理論和東西方經典曲目，苦練揣摩民歌、曲藝以及西方音樂的精義所在。天賦加上刻苦，他的音樂感受力越來越強，並形成了自己的理論見解，開始小有名氣。
如果說五十年代于會泳還能潛心藝術，遠離政治，那麼到了六十年代中期，他開始熱衷政治，而轉折點是1965年他在上海音樂學院任任音樂理論系副主任時，被借調到上海京劇院，承擔《海港》、《智取威虎山》兩個劇目的唱腔設計。
起初，于會泳並沒有引起江青的注意，但他於1965年3月28日發表在《文匯報》上的題為《戲曲音樂必須為塑造英雄形象服務》的文章得到了江青的認可，江青派人將其找來。欣喜若狂的于會泳精心打扮後來見江青，兩人一番長談後，江青對他非常滿意，並讓他負責《杜鵑山》、《龍江頌》等劇目。
文革爆發後，于會泳20年前給「蔣軍官兵」寫信一事被曝光，他被關進牛棚，他急忙向江青發出求救信號。在江青的干預下，他被放出，並馬上飛往北京，受到江青、張春橋和姚文元的接見。受寵若驚的于會泳遂選擇了為江青效勞之路。
1966年底，于會泳回到了上海，很快從一名普通教師升為上海文化局黨委書記，同時身兼上海市文化系統革命籌備委員會主任和上音革委會副主任，他成為了上海樣板戲的實際總管。除了寫過迎合江青的文章，為江青首創「三突出」理論，他還秉承江青旨意，讓樣板戲運用了中西混合樂隊。
于會泳的政治投機也讓他得到了豐厚的回報。1969年4月，他作為上海代表出席了中共九大，並被選為大會主席團成員。1973年8月，他當選為中共第十屆中央委員，同時調到國務院文化小組任副組長。1975年1月，則被任命為文化部長。在任文化部長期間，他依舊是政治當先，扼殺藝術，大力推廣樣板戲，迎合江青等人。他對藝術的感覺也愈加遲鈍。
「四人幫」倒台後，作為走卒的于會泳被隔離審查，其後在隔離期間自殺。1983年4月，被中共開除黨籍，撤銷一切職務。或許于會泳選擇自殺那一刻就已經預見到了自己的人生不過是場悲劇。
投靠江青的「芭蕾王子」換來牢獄之災
被江青評價為「世界芭蕾舞壇上的一面戰旗」的劉慶棠，1932年出生在遼寧，16歲時考上了中共在東北地區創辦的第一所藝術學校——白山藝術學校，從此開始了其舞蹈生涯。1951年，因其舞蹈節目在柏林獲獎，劉慶棠等演員被留在了北京。1952年，中央歌舞團成立，劉慶棠成為該團的民族舞演員。當時，中央歌舞團聘請了蘇聯芭蕾舞演員來教授芭蕾，喜愛芭蕾的劉慶棠經過努力，從低級學習班進入了高級班。1956年，他在24歲「高齡」之際前往蘇聯正式開始學習芭蕾。
1959年，中央芭蕾舞團成立，並在蘇聯專家的幫助下排演了芭蕾舞《天鵝湖》。女主角由白淑湘擔綱，經過篩選，劉慶棠被選為男主角王子的舞者。隨着《天鵝湖》的成功，鮮花、掌聲和榮譽也接踵而來。此後，劉慶棠和白淑湘又一起跳了《海俠》、《淚泉》等舞劇。
在很多人眼中，劉慶棠和白淑湘是一對很好的搭檔，但是隨着白淑湘的名氣越來越大，當人們更多地把目光聚焦在白淑湘身上時，劉慶棠的心中起了波瀾。當時有一些內行指出：「劉慶棠的氣質不像個王子，倒像個戰士……」這大概也為後來發生的事情埋下了伏筆。
1964年，篡改歷史的紅色現代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排演，女主角吳瓊花由白淑湘扮演，男主角黨代表洪常青則由劉慶棠扮演。毛在觀看了演出後，稱「方向是正確的，革命是成功的，藝術上也是好的。」由此定了調。《紅》劇成為革命樣板戲，劉慶棠亦深受江青的重視和青睞。從此，他經常寫信給江青積極匯報本團的工作。
1966年文革爆發後，劉慶棠的「革命鬥志」格外旺盛。他成立了新的革委會，自任主任和黨支部書記，許多人聚集在他的手下，向中央歌舞團、中央芭蕾舞團的「牛鬼蛇神」和「走資派」展開了猛攻，一時間芭蕾舞團成了陰風淒淒的人間地獄。白淑湘被揪出批鬥，52歲的中央歌劇舞劇院副院長、首席指揮黎國荃，也在劉慶棠主持的一次批鬥會後，因無法忍受誣陷和人格污辱，回到家就上吊自盡了。
由於劉慶棠的殘酷行為，不久，他被群眾揪下了權力的寶座，並被批鬥，關進了牛棚。劇團在排演舞劇時，還故意羞辱他，讓他演日本兵，走過場。他於是向江青求救，表達自己的忠心。
1966年11月28日，在人民大會堂召開「首都文藝界大會」時，江青指名讓劉慶棠上大會主席台。但由於群眾抵制，未能如願。會後，江青馬上派人向劉慶棠表示安慰：「不讓你上主席台，並不說明領導在政治上對你有什麼看法，希望你不要有什麼壓力。」
有江青的撐腰，劉慶棠的底氣更加十足。他繼續給江青寫信效忠，由此獲得了更多的賞識。自1967年5月，江青先後6次點名逼芭蕾舞劇團領導班子要「結合」劉慶棠。1968年3月，在江青的大力提攜下，劉慶棠終於如願以償，成為芭蕾舞團的領導之一。7月，經江青批准，他成為芭蕾舞團的頭面人物之一。
重新掌權的劉慶棠，再度開始喪心病狂地整人。他將所謂的「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反對文化大革命」、「攻擊江青」等罪名隨心所欲地扣到人們的頭上，全團包括臨時工在內的240人中，有70多個被其打成了反革命。團內人人自危，朝夕難保。在1970年前後，由劉慶棠主持的文藝界「清查」運動中，僅中央直屬文藝團體中被打成「5•16」份子的，就多達400餘人。
緊跟江青步伐的劉慶棠亦飛黃騰達。1969年4月，江青提名他當了黨的「九大」代表、主席團成員，1970年進入國務院文化組，開始統管全國文藝創作；1974年又在中共「十大」當選為中央委員；次年便一躍為文化部副部長。
政治上飛黃騰達的劉慶棠，在生活上也是風流成性，並利用權力亂搞男女關係。一個比他小20來歲的姑娘，長期被他霸佔；任何一位女演員，無論是想爭取在戲中當主角或領舞，還是給丈夫落戶口、安排工作，只要有求於他，都有可能成為他的掌中玩物。然而，對於他的控告信皆石沉大海，絲毫沒有影響他的仕途。劉慶棠更加死心塌地地緊隨江青，被稱為是其的「忠實戰士」。
1975年9月，江青召集自己的親信秘密聚會。會上，江青對劉慶棠說：「鄧小平是謠言公司的總經理、董事長……現在好比1957年反右前夕，現在叫他們大鳴大放，將來再收拾。」秉承江青的旨意，劉慶棠隨後在芭蕾舞劇團、文化部藝術局所屬各團負責人會上大造輿論，為製造新的動亂進行輿論準備。此後，他多次搞鄧小平的黑材料，還指揮芭蕾舞團炮製了「層層揪鄧小平代理人」的舞劇《青春戰歌》等。
文革結束後，劉慶棠被羈押，並於1983年4月被公審，被判處有期徒刑17年，剝奪政治權利4年。據說，審判期間，文藝界凡遭受過他迫害的人都有旁聽證，「重災區」芭蕾舞團還不得不特地指派一輛大客車，每天接送大家前去旁聽。判決後，曾被劉慶棠多次傷害的妻子徐傑與其離了婚，其三個子女也同他脫離了關係。
1986年春天，劉慶棠因患食道靜脈曲張，被批准保外就醫。之後他拋棄了照顧他多年的救命恩人，一個善良的女人沙音，而選擇與一個更有能耐的女人結婚，並開辦了一所舞蹈學校。其前妻徐傑如此評價劉慶棠道：他的心，他的靈魂都扔到地獄裏了，他至死都不會安寧；他是一個精靈，在創造與欺騙中飛來舞去，閃着耀眼的光，但是他落到了地獄。他如果能自救，就讓他自救吧！
被江青改名的「李玉和」的下場
自認為對姓名很有研究的江青很喜歡給別人改名字，如她將樣板戲《杜鵑山》中的女主人公賀湘改為「柯湘」，將《紅色娘子軍》中的吳瓊花改為「吳清華」，而《紅燈記》中李玉和的扮演者錢浩梁不僅被改名為錢浩良，連靈魂也被改變了。
出生於梨園世家的錢浩梁，父親錢麟童，上海新華京劇團麒派主演。他6歲隨父學藝，後先後進入上海戲曲學校、中國實驗戲曲學校學習，專攻京劇老生、武生。1956年畢業後進入中國實驗京劇團任主演，1962年選調中國京劇院一團，拜李少春為師。由於他聰明有天賦，加之十分刻苦，很快嶄露頭角，其後成為《紅燈記》李玉和的替演。
1964年，由京劇名家李少春主演的《紅燈記》走紅，但江青雖然覺得不錯，但認為李少春眼中沒有他。一天，她看到了錢浩梁演出的《紅燈記》，遂建議讓錢浩梁代替李少春演出。錢浩梁逐漸走紅，並得到了江青的賞識，江青親自給他寫信，讓他走「又紅又專的道路」。
文革爆發後，在江青的授意下，錢浩梁在中國京劇院造反，成立了「紅燈記戰鬥兵團」，任領導成員，併兼任黨委副書記。從此秉承江青旨意推廣樣板戲，打擊其他藝術家。據劉長瑜回憶，錢浩梁經常在江青面前說她的壞話，說其出身不好、表現不好之類的。文革中，錢浩梁也經常在大小會議室上，指責其「對抗江青」，是「破壞樣板戲的內部敵人」、「三名三高」、「修正主義苗子」等，將其當成「反面教材」。為此，劉長瑜曾經恨透了他。錢浩梁的人品由此可見。
1968年，江青在和幾個「寵兒」聊天時，心血來潮將其名字改為「浩亮」。錢浩梁非常激動：「謝謝江青同志,這個名字又響亮又好記!」而江青替錢浩梁改名的消息不脛而走，錢浩梁從此身價倍增。1969年4月，在江青的安排下，錢浩梁出席了中共的「九大」。1972年，被提拔當了文化部副部長。不過，因為他在政治上不夠敏感，所以在部里大多時候是個擺設。
文革結束後，錢浩梁被投入監獄接受審查。1982年初恢復自由，但因「犯有嚴重政治錯誤，免予起訴」，而被中共「開除黨籍，降一級工資」，發配到石家莊藝校。上世紀90年代初，他和夫人曲素英（李鐵梅B角）曾復出登台，終因腦溢血而曇花一現。
結語
中共建政後的一次次運動，不僅摧殘了中華傳統文化，殘害了保有傳統藝術思想與形式的藝術家，而且亦讓一些人人格分裂，從傳播藝術的使者變成了害人的幫凶，于會泳、劉慶棠和錢浩梁皆是如此。他們的悲劇人生無疑是當下所有藝人們的前車之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