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中共提出「共同富裕」的口號之後，引起了諸多議論和猜測。究竟這口號意味着什麼？最近國內民營企業開始為政府捐輸，興辦政府本應負責的公共事務，「共同富裕」這個口號背後當局的政策意圖逐步明朗化了。其真正目的是推動「私代國辦」，就是把政府收稅後本來必須承擔的社會公益開支，部分轉嫁到民營企業頭上；正值當局缺錢之際，如此便可省下這些開支，轉用於擴軍備戰。
一、社會公益誰出錢？民企登場
最近中國兩大互聯網企業騰訊和阿里巴巴突然宣佈，分別捐出1千億元，提供公共服務。騰訊集團先宣佈投入500億，啟動「可持續社會價值創新」戰略；隨後又追加500億，啟動「共同富裕專項計劃」，用於鄉村振興、低收入人群增收、基層醫療體系完善、教育均衡發展等。緊接着阿里巴巴集團宣佈，啟動「阿里巴巴助力共同富裕十大行動」，2025年以前投入1千億，開展十大行動，包括支持科技投入、扶持中小微企業、助推農業產業化、支持中小企業出海、幫助高質量就業、提高靈活用工群體的福利保障、促進城鄉數字生活均等化、為弱勢人群提供網絡服務、提升基層醫療能力、設立200億共同富裕發展基金。或許是因為財力有限，「拼多多」雖然跟進，但只出資100億，支持農業科技。
這些互聯網巨頭大量出資的領域，無一例外屬於本應由政府資助的社會型服務。民企代替政府承擔這些社會職能，自然就為政府減輕了財政支出負擔。這些民營大企業為什麼突然開始如此熱心社會公益活動呢？其中的背景是，最近一段時間中共當局先後約談了多家大型民營互聯網龍頭企業及其他民營企業，對它們的經營方式提出很多質疑，甚至施壓。這種壓力於是轉換成一個明確的信號，那就是，大型民企雖然賺錢不少，但必須「聽話」，不管願意不願意，都得「黨指向哪裏，就沖向哪裏」，要「想政府之所想、為政府解憂排難」。其中的應有之義是，民企要吐出利潤，為政府分擔開支負擔。
騰訊和阿里是被「敲過頭」之後表現最乖巧的，立刻掏錢行動，儼然充當起政府的社會服務機構代理之職能。被約談的民企還有很多，其中那些還在「裝糊塗」的，當局並沒放過。最近中共外宣喉舌《多維新聞》點名「美團」這個點餐服務集團，指「美團」至今沒有實質動靜，只是由創始人王興說了幾句空話。王興能「抗」多久，大概不難猜，他肯定不想成為當局「槍打出頭鳥」的靶子。
二、「共同富裕」能騙誰？
自從習近平最近提出「共同富裕」的口號之後，中國的媒體上連篇累牘地展開宣傳。究竟「共同富裕」何所指？「共同富裕」的字面含義可能部分暗示一個過程，但最後落在結果上。共產黨宣傳的「共同富裕」從來就是個虛假的宣傳口號，所有共產黨國家從未實行過這個方針，而是採行讓紅色權貴享有等級和特權的相反制度。
以中共為例，它的官員和民眾的財產狀態分為兩個階段。在毛時代，中共先剝奪了民眾的田產、房產和私人企業資產，以致於毛澤東死的時候中國絕大部分家庭都沒什麼財產，更談不上財富，這種「共產」自然不是「共同富裕」，而是化私為「共」；另一方面，各級官員享有高於民眾的工資，而且按級別享受各種生活待遇上的特權。在那貧窮的年代，民眾是「共同貧困」，官員則按等級享受特權消費。
改革開放之後的前十幾年裏，民眾「共同貧困」的狀況稍有改善，而通過官倒積累私財則蔚然成風。1997年之後，在國企「改制」的名目下，中共把幾十萬家「全民所有制」的企業，私有化到了各級幹部的口袋裏，產生了中共歷史上的第一代共產黨資本家。他們能成為企業的所有者，是因為他們是共產黨幹部；而他們的幹部身份，又賦予他們在中共式市場經濟中獨一無二的發財機會。總體上看，中共奪取政權後，在財富分配方面做了兩件大事，每件都與「共同富裕」背道而馳。第一件是沒收了全國民眾的私有財產；第二件是把名義上由國民共有的全民所有制企業送給了各級官員。
此後，中國的財富分佈就開始向西方國家看齊了。2016年1月13日《第一財經網》介紹了北京大學中國家庭追蹤調查系統的《中國民生發展報告2015》。此調查指出，中國頂端1%的家庭佔有全國三分之一的財產，底端25%的家庭所擁有的財產只佔全社會財產總量的1%。而影響家庭財富積累的主要因素是，是否擁有城市戶口、父母教育水平高低、本人是否中共黨員、出生所在省份（經濟發達還是落後）。2017年2月14日《鳳凰國際智庫》的一篇文章介紹了瑞士信貸銀行研究院2016年11月發佈的《全球財富報告2016》。據這份報告，從2000年到2016年，全球超高淨值的富豪資產增加了216%，而中國的富豪資產卻增加了100倍。西方國家從來沒共產過，個人無法搶奪他人財產來致富，國人的家庭財產是家族十幾代逐漸積累起來的；但中國1995年以前幾乎官員和民眾都沒有家庭財富，然後短短20年就有一群人暴富得達到西方國家富人上百年積累財富的數量。
三、「共同富裕」給誰聽？
事實上，任何社會都不可能「共同富裕」，因為每個人的體力、能力不一樣，遇到的機會不一樣，生活選擇也不一樣，各人的經濟收入和財產積累會出現差別。非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科學從不相信「共同富裕」，也不討論所謂的「共同富裕」，而是研究社會公正的制度和結果。社會公正是指民主制度下，給絕大多數社會成員提供相同的受教育機會，也提供個人努力發展自己的空間，同時讓弱勢群體得到必要的保護和照顧。公正的社會裏仍然存在不同收入、不同財產積累的群體，不可能是「共同富裕」。
共產黨制度下從來沒有、也永遠不會有社會公正，中共的政策語言裏基本上不用社會公正這個概念，因為社會公正和共產黨制度格格不入。共產黨奪取政權後，和土匪山寨一樣，論功行賞，按級別給予特權，得到賞賜的人未必能力強，卻可能殺心重、害人多，只要對共產黨統治有利，這樣的人就能得到特權。不同的時代特權不同，毛時代官員的特權差別主要是當局分配的房子多大，是否配給家庭服務員，工資多高，憑特權身份可以買到哪些民眾買不到的消費品等。經濟活動開始市場化之後，官員的恩蔭仍是子女可以使用的二代特權，會給二代帶來就業、進大學、在社會上混的種種好處，自然也帶來財富。當官員本人和親屬可以憑藉權力撈取錢財，而依附於他們、得到他們保護的民間商人也可以賺錢的時候，民眾只能倖幸苦苦地積攢有限的一點財產，這是「共同富裕」嗎？
如果思考一下，中共宣傳「共同富裕」的時候包含哪些社會群體？是所有社會群體「共同富裕」嗎？這裏面有個圈套，那就是，中共講的「共同富裕」，指的是普通民眾，而不包括中共官員及其親屬；換言之，中國的民眾，除少數私企大老闆，誰也不敢想和中共官員們「共同富裕」，而中共自己也從沒考慮過，它的特權階層為了與民同富而放棄特權。比如，衛生部副部長殷大奎幾年前在上海的中歐國際工商學院健康產業論壇上披露，中國每年政府的醫療總開支中，80%都花在黨政幹部身上，其他十幾億人只用20%而已。很顯然，在共產黨制度下，只要官員的特權永遠存在，就不可能有官員和民眾的「共同富裕」。中共只在黨內幹部圈裏秘密做家庭財產調查，作為打擊政敵之用，但相關資訊列為國家機密，絕不允許泄露給公眾。中共連官員有多少財產都嚴格保密，誰會相信它要官員與民眾「共同富裕」？
其實，中共講的「共同富裕」，是對所謂「你們老百姓」講的；這個講法本身是一種宣傳口號，但會煽動不少抱持共產黨價值觀的民眾，利用他們對有錢人的敵意，支持中共打擊私企老闆的行動。
四、為何社會公益活動要民企登場？中共缺錢了
最近中共提出一個新說法，要通過「第三次分配」來幫助低收入地區和低收入人群。什麼是「第三次分配」？在現代經濟制度下，民眾的收入和投資收益通過市場機制來決定，即「初次分配」；為了實現社會公正，還會由政府通過稅收和社會福利來調整「初次分配」產生的社會上的收入分佈，這被稱為「第二次分配」；所謂的「第三次分配」通常是指個人或機構捐輸，為低收入階層提供民間自發的幫助。
中共的上述行動是「第三次分配」嗎？「第三次分配」本來應該與政府無關。而現在民企出錢只是表面上的「捐助」，實質上是政府的強制要求，因此屬於「逼捐」，而「逼捐」的用途又用於填補政府公共服務所需開支。可以說，這是中共獨有的「第四次分配」，就是在正常稅收之外，再從企業那裏直接、間接地轉移其經濟活動的收入到政府想要補充的領域裏。
為什麼中共現在要這樣做？其實是因為中共缺錢了。中國的財政分為中央和省市兩級，中央級預算包括三大部分，一是中央預算，二是對地方政府的轉移支付，三是保密部分。從2020年的中央預算支出來看，總額119,451億元當中，中央本級公開支出佔24%，對地方財政的轉移支付佔70%，保密的其他支出佔6%。看中共是否缺錢，重點是看中央財政是否缺錢。從2020年開始中共已經要求各級財政要過「緊日子」。今年的中央財政支出方面，中共提出了兩條新政策，其一是中央本級支出只能減不能增，比去年要下降0.2%；其二是，中央政府各部門的非急需、非剛性支出減少50%以上。
在這樣的緊財政政策下，今年的中央財政預算各主要支出項目中，除國防開支增加7%，債務付息支出增長8%，其他的支出項目不是削減，就是持平，像一般公共服務支出削減14%、外交支出削減2%，而公共安全支出、教育支出、科技支出、糧油物資儲備支出都是與上年基本不變。
同時，中共正採取一系列措施來填補財政窟窿。比如，最近中共下令，地方政府賣地收入必須全部繳入國稅部門的國庫，雖然名義上仍然算地方政府的錢，但使用時必須向國庫申請。這樣做是用地方賣地收入在國庫中周轉，以填補國庫空虛。醞釀中的開徵房產稅，是另一個預備手段。而逼民企代政府出資維持公共服務開支，現在已經開始實施。
中共的日子過得下去或者對未來比較有信心時，它會「養雞取蛋」；但日子過不下去的時候，它是不在乎「殺雞取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