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活上合不來可謂理所當然。毛生於農家，長期在山溝里苦鬥，好吃辣椒、紅燒肉，留長頭髮，不會跳舞，衛生搞得也不大好，這與十里洋場出來的明星江青自難協調。但對於「政治第一」的毛來說，找妻子不是找保姆，他要的是政治上的助手，「所以江青雖然只是秘書職務，但無論到那裏，看文件都必須按政治局委員待遇。」（320）
她實際上早就參與政治生活了，並確實表現出毛所期待的敏感。正如黎澍所言：
江青那些年的地位，其實是個探測器。《清宮秘史》、《武訓傳》、《紅樓夢》、《海瑞罷官》都是她先出面，說她認為應該批判，大家從來不認為她有多高明，所以聽過也就罷了。然後回去報告——『他們不聽你的！』（80頁）
曾媽媽經歷過無數次生死只在寸發之際的驚險。她與朱德夫人伍若蘭同時向山上轉移，她機敏地躲過槍林彈雨，後者卻不幸中彈倒在血泊，被敵人殘忍地梟首示眾。二十多歲時的曾媽媽智勇雙全，曾身揣雙槍漂過大海，去收編雄霸一方的江洋大盜。
這樣一個曾志女士革命成功後做什麼呢？黨委任她為」廣州市委工業書記」，用她自己不無驕傲的話來說是」擔負著振興廣州市工業的重擔」。讀到這裏，我不禁倒抽一口冷氣。但想到曾女士畢竟還上過幾年小學，在」革命隊伍」中就算是」知識分子」了，又為數百萬羊城兒女感到慶幸，他們畢竟沒有攤到一個高舉板斧的黑旋風來」分管工業」。
1963年前後，江青經常到上海，衣食住行要求特別苛刻很高，地方很難侍候，汪東興向毛匯報，毛就對上海市委書記陳丕顯說：「阿丕，江青是有缺點，有毛病的，如果說起超過標準，超過費用，我有稿費，就算在我的帳上，我來算好了。給你們上海市領導增加麻煩了。」此話一出，陳丕顯立即表態：「我們一定做好接待工作。」（27頁）
毛對江青的關心，不是丈夫對妻子的關心，而是政治家對自己助手的關心。
1954年，廣州市委推薦曾志為第一屆全國人大代表，但名單到了陶鑄那裏，他一筆勾掉，換上另一人。陶鑄的解釋是：中央認為方方同志不適合在華南局工作，把他調到北京，為照顧方方的情緒，緩和一下矛盾，就讓方方的愛人擔任人大代表。曾志對此不接受：
我聽了非常生氣，認為陶鑄的理由完全說不通，他是為了個人關係，拿我來做交易。我斥道：「你這是毫無原則，我是組織上推薦的，你為了你自己與方方同志的關係就否定了我的代表資格。我想不通，我有意見。」（434頁）
陶鑄或許會用「大義滅親」來自我欣賞，但人大代表的資格被他用來做交易，這也太不尊重廣州幾百萬人民的「意願」了。
陶鑄精通鬥爭邏輯，政治上「緊跟」毛。1950年，毛認為廣西剿匪不力，派陶前往督導，莫文驊說陶「對廣西的剿匪鬥爭卻一口否定，扣下幾頂大帽子，如說不收民槍，不殺土匪頭，七擒七縱，寬大無邊，右傾等等。他不經省委、軍區，亦不找省委同志說，也不經中南局、中南軍區，把自己的片面的看法直接電告毛主席。他不是善意地幫助省委工作，而是動員別人『揭發』省委主要領導人。不久，省委主要領導即被『靠邊』了。」（630頁）
陶大開殺戒後致電毛稱殲滅匪45萬，其中約有三分之一屬於可殺可不殺，毛批覆曰：在廣西應該殺。有謂共殺五萬，不可能達到十幾萬。這是對陶鑄之狠毒太小覷了。
1952年，毛認為廣東土改有右的傾向，又派陶前往，陶迅速發起「反右傾」和「反地方主義」的鬥爭，擠走華南分局和廣東省的主要領導人。後來葉劍英說：「有人告了我的御狀，陶鑄這個人，在廣西一腳踢開了張雲逸，到廣東，又一肢踢開了我葉劍英。」（123頁）
張雲逸、葉劍英都是軍內元勛，陶卻能取而代之，除了毛的信任、支持外，陶本人的「不把人當人」暴露無遺。斯大林嘗云：死一個人是個悲劇，死十萬人是個數字。陶鑄不得好死便是報應。
調走方方是「反右傾」、「反地方主義」的必要環節，陶拿曾的代表資格來做交易，可能說明他與方方沒有什麼歷史過節，以至於在趕走方方之後還得給點安慰。1957年廣東第二次反地主主義，主要人物之一是時任副省長的古大存。延安整風中，古深得毛澤東、劉少奇、彭真的信任，大刀闊斧地將黨校一部的許多老幹部打成「特務」、「特嫌」、「叛徒」。曾志也被認定是「有特務嫌疑」，曾不服，「去找了黨校一部主任，向他解釋，但他不表態。」（343頁）
陶當時就對他說：「古老，你主觀主義，不肯為曾志作結論，拖了兩年，你有什麼根據？你有沒有作過自我批評？」（31頁）
當年的怨氣肯定是陶打倒古大存的動機之一。
陶鑄被打倒後，向曾志說到他與劉少奇的關係：
1942年，我在軍委工作期間，劉少奇從華中回到延安，彼此才認識，我對他的印像不錯。後來，在對待柯老的問題上，我覺得劉少奇比較偏，評論不太公正。因此一直到1953年，我對劉少奇都是敬而遠之的。在中央財經會議上，我向劉少奇開了一炮，差點被高崗利用。（452頁）
「被高崗利用」云云是怎麼一回事呢？
延安整風「審干」中，陶受過劉少奇、康生、彭真的打擊，曾與劉少奇當眾爭吵，而高崗則是對審干時的恐怖提過意見的極少數人之一，他們都有對劉的不滿之處。40年代末，陶在東北工作時，與高崗配合正常。1953年的中央財經會議，主調是高崗「批薄（一波）射劉（少奇）」，陶也參與其中向劉「開了一炮」。會後高崗到各地遊說，在廣東見過陶。高崗事發後，陶曾中央寫過書面材料。
陶所說的柯老即柯慶施。1936年在北方局時，柯就與劉少奇、彭真有隙，延安整風時當然跑不掉：30年代執行了王明的左傾關門主義；抗戰後執行了王明的右傾投降主義；進入延安後又是王明任部長的中央統戰部副部長（柯與王明私交確實不錯，在王明挨整後曾上門探望。1965年身在莫斯科的王明聞柯去世後曾賦詩悼念）。中央機關「搶救」時，「柯慶施的老婆已經被逼自殺了，柯慶施還在沒完沒了地挨批鬥。有一次批鬥會是李富春主持，鬥爭會從下午開到深夜，柯慶施和群眾頂著牛，大家都飢腸轆轆，疲憊不堪，可就是無法結束。康生在自己的窯洞裏聽得清清楚楚，想出了點子便去了。他到場之後，發表了一通言論，主要意思是說：讓柯慶施去『自救』，大家休息。於是散場。……批鬥柯慶施，康生在自己的窯洞裏聽見了，同排窯洞的毛澤東也一定聽見了，他怎麼想？不知道。」（167頁）
此時還未落難的陶還探望過柯慶施，兩人結下深交。柯去世時，陶極為悲傷。賦詩云：「羊城話別竟悠悠，風義相期失畏儔；世有良材天不永，國多哀思樹為秋；心存馬列魂猶烈，功在東南願已酬。處處春申淒咽雨，我含熱淚抑悲愁。」49年以後，高、柯、陶都是封疆大吏，也是毛平衡劉的重要力量。
但政治生活中人際關係在不斷重新組合。以陶鑄的地位及其和毛的關係，劉也不會輕易得罪陶鑄。高饒事件後，劉「非但沒有批評我，相反向我做了耐心的解釋，並且承認他看人可能有些偏。」（452頁）
最重要的是，60年代初，劉親自下鄉調查數十天，對大躍進所造成的嚴重災難極感震驚，並不惜開罪毛澤東，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中央省地縣與若干大企業黨委書記出席）上公開宣稱大饑荒是「七分人禍三分天災」，然後義無反顧地以務實的態度，主持經濟調整，解億萬人民於水火之中。這是劉一生的輝煌時期，眾望所歸，一些此前的「毛派」干將也紛紛「轉軑」，各省各部均有其大批「擁躉」。陶也在此時認同劉並向曾志坦承：
尤其1959年三年困難時期，在社會主義建設的領導方針政策上，我都是贊成劉少奇的觀點的。（452頁）
幾乎是接着，同年周恩來、陳毅主持的給知識分子「脫帽加冕」的會議，就是在陶鑄治下的廣州召開。1964年中共中央工作會議期間，「少奇同志讓陶鑄去跟李雪峰同志講一下，由李雪峰出面召開一個會議，聽王光美介紹『四清』運動的『桃園經驗』。」（431─432頁）推廣「桃園經驗」是「文革」前劉少奇既迎合毛、又對抗毛的一大舉措。毛對陶之「倒戈」跡像自然洞悉，但似乎沒有想到劉、陶之間的互信已達到如此程度，以致「文革」初期仍矚意於陶鑄，希望這位與劉並無歷史淵源、延安挨過劉的整且二者久有分歧的幹將仍然秉其「牛」性（毛曾稱許之為「我們黨內的一頭牛」），充當揪劉先鋒。孰料時移勢易，陶已認同劉之路線，不但不能如毛之願，反而成了最大的「保皇（劉）派」。
「文革」狂飆颳起，天下大亂，神州陷於浩劫難。毛卻反覆宣稱天下大亂是好事，1966年底在陶鑄、曾志夫婦均應邀出席的家宴上（劉鄧已被摒除），還舉杯「祝全國全面內戰」。此乃毛真情流露，蓋毛之威信在大亂中達到空前絕後的程度；其對全國的控制，由於各級組織系統的癱瘓而更加無所限制。
毛的權力登峰造極，陶鑄岌岌可危之際，曾志向陳毅說起自己的擔心，陳毅卻答道：「大姐，你放心，他們這樣搞。老陶也打不倒，前幾天主席還保了他，除非主席又改變了主意。」（447頁）黨內第四把手的命運就取決於毛有沒有改變主意。
一片混亂中，毛的魔影無所不至，曾志敏銳地察覺到了：
在批鬥場上，造反派揪住我，要我低頭彎腰，這時有人示意他們不要動我，讓這批莽漢退了下去，我知道這都是由於毛主席的緣故，如果沒有他的保護，在那麼恐怖的批斗大會上，我是必死無疑了。（470頁）
有保護當然就有不保護。劉少奇、彭德懷等人之所以在會場上被無情揪鬥直至整死，顯然不是下面人非法的膽大妄為。
一片混亂中，毛直接掌控的專政系統高效運轉。曾志在粵北被監管期間，到集上買一元錢的菜、勞動時戴手套、穿雨鞋等等都有人向上匯報。1974年，曾志的3歲孫女在中組部幼兒園，向一個5歲的小男孩說了一句她的姥爺（即陶鑄）不是病死而是被害死的話，男孩之母報告老師，老師報告中組部政工處，政工處報告組織部，組織部報告中央，位於權力中樞的紀登奎、汪東興親自批示處理。層層上報，井然有序，何曾有半點「亂」的跡象？
在眾多的「革命」妻子中，有的是隨夫參加「革命」的，有的自身就是「革命者」。曾志的「革命」資歷並不低於陶鑄，所以儘管她的政治生命實際上離不開陶鑄的命運，但相對而言，她比許多下台領導的妻子要好過得多。陶鑄被打倒後的1967年初，曾志致函給毛稱：
我怎麼辦呀？我是請假來養病的，組織關係工資和供給關係都在廣東，現在陶鑄倒了，我若回廣州，像我這樣的身體，體重才六十七斤，能經得起革命造反派的審查批鬥嗎？但我在這裏，什麼關係也沒有，中南海的造反組織要趕我走又怎麼辦呢？」
毛憐香惜玉，當即回函：
曾志同志，你是來養病的，就住在北京，幫助陶鑄同志做檢查。你的黨組織關係，去找東興同志。
汪不敢怠慢，派秘書將「上諭」送曾。有此金書鐵券，曾得保無虞。但造反派抄家時卻將之抄走了。轉眼到了四月份，曾志又開始感到惴惴不安，再次致函給毛：
我若再不回去，人家會以為我逃避審查批鬥，但回去又怕身體吃不消。特請示主席，我是不是可以回去了？
這次無回音。但曾也依然平安。事後才曉得，毛接信後竟然跟周恩來商議道：
你看曾志要回去，連黃永勝都不能立足了，都跑到北京來了，曾志能夠回去嗎？算了，不要回去了。
非但如此，毛後來在一次會議上又說：「曾志有什麼問題，陶鑄是陶鑄。」（502頁）
1974年，陶鑄尚未平反，曾已經參加四屆人大。
論者分析，毛把曾與陶鑄分開，應當是考慮到曾的特殊性，正像毛1964年向陳永貴等人介紹曾時說：「曾志同志，井岡山的，現在井岡山沒有幾個人了。」（433頁）曾有獨立於丈夫之外的政治資本。
同屬冤案，當事人的妻子遭遇各異。1955年，潘漢年被毛澤東點名逮捕，董慧僅僅因為是潘之妻，也同時被捕。潘有《念妻》詩一首：「妻隨夫命貫古今，可憐『三八』枉時新。」因為長期從事秘密工作，潘漢年的「口風」極緊，蒙冤之後留在人們記憶中的寥寥幾句話中，差不多總有一句：「……關阿董什麼事？……」作為潘漢年臨終絕筆的，是《給董慧》詩一首。董慧不是了不起的「革命者」，但她放棄富豪生活（香港道亨銀行太子女），追隨潘漢年冒險從事地下情報工作——「抗敵隱地下，十載爾同行。北上延安路，朝夕共苦辛。」但妻隨夫命，其結局只能是「相愛成遺恨，奈何了此生。憐君猶少艾，為我困愁城。昨日同生死，今朝半殘身。」
同樣，張聞天下台，劉英也難逃劫運；彭德懷被罷官，浦安修就得與之離婚。對於董慧、劉英、浦安修，毛沒有說過潘漢年是潘漢年、張聞天是張聞天、彭德懷是彭德懷之類的話，任由這些為「革命」做過貢獻的女性隨夫受難。
因此，論者認為：當毛說「陶鑄是陶鑄」時，除曾的特殊性之外，另一方面也是基於陶鑄與張聞天、彭德懷等人不一樣，正如陶自己就說過「我這個人從來都是只左不右的」。說到底，曾志還是沾了陶鑄的光。筆者對此恕難苟同。
就毛而言，「左」還是「右」他說了算。一切依其好悪定奪。事實上，除了曾志，別無他人蒙此恩寵。曾志也感恩涕零，為毛之惡行粉飾洗刷：
我的女兒總問我一個問題：爸爸死得那麼慘，你在文化大革命中受了那麼大的罪，你怨不怨毛主席？這是個很膚淺的問題。我跟隨毛主席半個世紀，並不是靠個人的感情和恩怨，而是出於信仰我對我選擇的信仰至死不渝，我對我走過的路無怨無悔，那麼我對我的指路人當然會永存敬意！我嘆口氣，對我的女兒說：「不怨，主席晚年是個老人，是個病人嘛！」（534─535頁）
書中引用李銳回憶：廬山會議上，陶鑄曾以女人嫁丈夫的比喻勸說黃克誠：「你我都讀過一點所謂古聖賢之書，一個人過身於世，不講究操守是可悲的。尤其我們作為一個黨員，對黨的忠誠等於舊社會一個女人嫁了人一樣，一定要『從一而終』，決不可『移情別戀』，否則使不能稱為『貞節』之婦。」（309頁）
陶鑄是「從一而終」的，對黨、對革命從無二心，但毛澤東並不這樣看，原因或許是他「移情別戀」於劉少奇。
論者分析道：
如果毛在「文革」中沒有保護曾志，如果曾志還是處在監禁中，也許她還是這樣說。「革命者」生命的全部意義就是「革命」，他們必須無條件地肯定「革命」，無怨無悔地承受據「革命「邏輯而推出的一切。曾志不明白的只是：「毛主席英明了一世，為什麼在他的晚年，要搞這麼一場天怨人怒的『文化大革命』？」事後她想用「老人」、「病人」來解釋毛的晚年，善心的背後似乎有一點諷刺意味，「一代風流」的毛澤東，身後竟然要這些聽憑他擺佈的人來寬宥。其實，並不是老人、病人做的一切都可以原諒，而且，發動文革，既非老人的昏憒，亦非病人的狂亂，而是毛澤東社會理想與個人追求的邏輯延伸，是他深思熟慮、願意付出很大代價也要進行到底的運動，無論是1966年他寫給江青的信還是1970年他在天安門城樓上與斯諾的談話，都表明了這一點。1976年毛髮起「批鄧」運動時確實是老人、病人，但他的腦袋仍然是清醒的：他看準了鄧小平與他在治國理念上的分歧。對於像「文革」這樣的空前事件，是絕不能用「老人」、「病人」來解釋的。
書中憶述1969年10月陶鑄被押解離開北京前寫的一首詩《贈曾志》：
重上戰場我亦難，感君情厚逼雲端；無情白髮催寒暑，蒙垢餘生抑苦酸；病馬也知嘶老驥伏櫪晚，枯葵更覺怯霜寒；如煙往事俱忘卻，心底無私天地寬。
這是中共的「南霸天」陶鑄為自己塗脂抹粉的詩句。什麼「心底無私」！他效忠共產「革命」，滿手血腥便暴露出其最大的「私」。廣西「剿匪」時落在他手上的十五萬「可殺可不殺」者，生死存乎其一念之間。
據曾志所寫的陶鑄病情記錄，1969年4月間他經常痛得在床上東倒西歪，前趴後仰，每次痛過後都是一身大汗，要用幾條毛巾才能擦乾，像這樣，一天要發作三、四次，……虛弱得連大便的力氣都沒有，每隔幾天，就得用手給他摳大便……，（轉引自陶斯亮《一封終於寄出的信－給我的爸爸陶鑄》）
如斯苦況便屬現世報！孤身押抵合肥後的四十多天在牢房裏劇痛不已，更是十足的報應！陳毅所云：「善有善報，惡有惡報；若然不報，時辰未到；時候一到，一切都報。」講得太對了！我們不應因陳毅乃大惡人而廢其言。
另一方面，曾志女兒陶斯亮那篇《一封終於寄出的信－給我的爸爸陶鑄》，卻必須扔進歷史的垃圾堆。該作由柯岩捉刀，堪稱筆下生花，1978年12月10日於《人民日報》刊出之後，千千萬萬大陸讀者為之感嘆唏噓，無不對陶鑄之慘劇義憤填膺，為曾志、陶斯亮母女灑下同情之淚。
然而，筆者卻另有感觸，因為陶斯亮信中寫道：
爸，女兒是醫生，我知道胰臟靠近腹腔的一個大神經節，癌塊侵犯神經會引起極大的疼痛。
真是「舉頭三尺有神明」啊！所謂「感同身受」落在陶鑄的寶貝女兒身上，這比陶鑄這一介大男人「身受」的劇痛之殺傷力超出百倍！須知多少英雄好漢遭受酷刑還能忍住，但讓其目睹妻女心酸的樣子，他就無法抵禦了。儘管陶鑄未能知曉寶貝的「亮亮」內心無以復加的傷痛滋味，可是陶斯亮自訴的悽苦，無疑至少足可讓九泉之下廣西十五萬冤魂連呼「痛快」！筆者本人也為自己這種「幸災樂禍」拊掌稱快不已！
可惜的是，日前在微信中看到陶斯亮新作《相逢一笑在梅州》（2021年2月撰文），其中回憶2007年大陸紅二代的一次空前絕後的歷史性聚會。
與會者有130多位「開國元勛」、將帥、前省部級幹部的後代，出自葉劍英子女的手筆。陶斯亮該文輕鬆活潑，全然不見當年父輩的恩仇。所附合照里包括彭德懷之女彭鋼等無不呲牙咧嘴。「亮亮」又喜笑顏開了！老天爺怎麼這麼輕易就放過她？
不管怎樣，曾志的回憶錄值得讀者逐字逐句深思細想，其間絕對是回味無窮！
（2021-8-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