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該說，審訊的過程是考驗人的良心、勇氣、信念的過程。在審訊中順着提審人的「誘供」，「講假話」、「亂咬人」可能是恢復自由的一個機會。對於一個被關押在暗無天日的獨牢裏的「犯人」，沒有比「馬上恢復自由」的許諾更具有誘惑力了，但是要付出「講假話」的代價以及由此而產生嚴重的後果，殃及的將不僅是第一專案辦公室審查的黨和國家領導人，還可能使更多人遭到誣陷!面對「檢舉揭發，立即釋放」的誘惑，面對「不交代拉出去槍斃」的威脅，我從來沒有產生過「講假話」的念頭。堅持不講半句假話，在艱辛漫長的囚禁生涯中，倒使我心境豁然。
「四人幫」被打倒後，對專案辦公室的人員進行了審查。組織上找我了解我接觸過的專案組的表現。我說，審查我的專案組講政策，實事求是。而最不講政策的、胡攪蠻纏的就是審查陸定一的專案組。
若干年後，陸定一陸老在北京醫院住院治療時，我去看望他老人家，談到「文革」時期的專案組時，陸老氣憤地說，這些傢伙壞透了!
06
熟悉的咳嗽聲
1968年四五月間，我偶爾聽到十分熟悉的咳嗽聲，真像我父親的聲音。但是轉念一想，我父親怎麼可能被捕呢。一來，我父親早已淡出政壇，不是當權派，更不是走資派。二來，他是周總理介紹入黨的，在白區一直在總理領導下工作，歷史上也沒有什麼問題。誰能想到，這位對革命作出重大貢獻的老人竟然也被關進秦城監獄，竟然也成了我的難友!父子同獄，中間只相隔二十三個人：父親的代號是67100，而我的代號是67124。
「文革」後才知道，就在我聽到父親的咳嗽聲後過了沒幾天，備受折磨的他老人家就含冤離開了我們。
與世隔絕的監獄，也是特殊人群聚集的特殊空間。在獨牢中我看不見他們，只能從時隱時現、斷斷續續飄來的各種聲音中來辨別「誰在這裏?」「發生了什麼?」為難友的命運惋嘆。那冥冥中傳來的老父親痛感至心的切膚之聲，多少年過去了，還在心裏、還在耳邊，還在那些艱辛苦澀的日子裏……
07
吃飯——菜里夾着螞蟻、蒼蠅是司空見慣的事
再談談監獄的伙食。入獄後的大半年，的確嘗到了「饑寒交迫」的滋味，可以用量少質差概括我的伙食。一碗稀飯、一個小窩頭，就是一頓早飯，中飯或晚飯，有時是兩個小窩頭或一碗糙米飯和半碗菜。我們吃的菜可能是勞改農場供應的。看來，農場收什麼菜，我們就吃什麼菜。每年春天差不多都是菠菜下來了就吃菠菜，一吃就連續吃上個二十多天，然後就是小白菜、蘿蔔，等等。這些蔬菜看來根本不涮洗就放到大鍋煮一下，盛到碗裏上面是菜葉，下面是泥湯，菜里夾着螞蟻、蒼蠅是司空見慣的事。
有一次吃菜，一下子咬了一個肉鼓囊囊的東西，還有點香味，我還以為是一塊肉呢，連忙咽了下去，剩下一半用筷子夾起仔細一看，原來是一條青色的大菜蟲，也不敢扔，只好放在碗裏，等洗碗的時候才扔到便池裏。前些時候，我的鄰居吃飯的時候不知把什麼扔到便池中，沒等沖洗，就被哨兵看見，立刻從走廊里把自來水閘門關上，硬是強迫這位難友從便池裏把扔掉的東西撈上來，一口一口地吃掉，還大罵他這個反革命不想活了，竟敢糟蹋人民的糧食。
最難熬的是星期天和節假日，一天只給兩頓飯，而且早上一大早就送來早飯，大都是兩個窩頭，下午兩三點鐘就開中飯，也是兩個窩頭。這樣要熬到第二天早上才有飯吃，這十五六個小時真是餓得心裏發慌。而遇到五一、十一節日連續放兩天假時，更是難上加難。
1968年夏天以後，伙食有明顯改善。我獲釋後了解到，當時有幾位老同志在獄中死去，周總理聞訊後特地到秦城視察，指示要認真改善審查對象的生活。於是，每個星期菜里也出現一兩小塊肉，或菜湯里有一點點兒的油花。這已是了不起的改善。而每次過春節，伙食大改善，不是吃大肉包子就是吃炸大油餅，我們要幾個，管理員給幾個，而且還來回地打開每個囚室的小門問，還要不要，還要不要……記得一次，我吃過十多個包子、八九個大油餅，吃完以後，胃漲得難受。真是餓也難受，飽也難受呀。
08
理髮——沒有指甲刀只好用牙齒來咬斷
「文革」初始，公安系統受到極大衝擊，軍隊進行接管。秦城監獄也不例外，原有的公安管理人員所剩無幾，我接觸到的都是軍人。原來的管理制度也被破壞了。比如說，我入獄後很長一段時間沒有放風，整天憋在囚室里。幸虧是冬天，牢房又大，沒感到空氣污濁。頭幾個月一直沒理髮，頭髮長得長長的，這倒也能忍受。最難受的是頭幾個月無法剪手指甲和腳趾甲，指甲不僅長得老長老長的，而且向肉里長，我只好用牙齒來咬斷手指甲。當然，更談不上洗澡了。
直到第二年春天，對犯人的生活管理才走上正軌。每個月管理員給犯人剪一次頭，當然剃成光頭，而且是快速的，咔嚓咔嚓幾下就完工，推子鈍有時免不了連推帶拔，但總算是剪頭啦，總不至於成了披頭散髮的「嬉皮士」了。剪頭的時候，管理員叫犯人到走廊里，坐在凳子上，披一塊布，就動手推起來了。而剪指甲時，當然也是每月一次，管理員打開囚室的門，走進來，說剪指甲啦，然後遞給犯人一把剪指甲刀，讓犯人自己剪，他站在一旁嚴肅地監視，一言不發，直到剪完，把剪指甲刀收回，退出囚室。
09
洗澡——提前解開衣扣搓掉身上的泥垢
大概是1967年年底或1968年春節前後，開始安排犯人洗澡。因為是隔離性的監獄，每個犯人住獨牢，不能讓彼此有任何接觸，所以不論是洗澡、放風或提審，都要嚴守犯人彼此不見面的監規。浴室就在這座樓內的北邊，有五間淋浴間排成一排，每間有門，對面的牆只砌了一半，大概到洗澡的人的腰部。每次洗澡，在囚室外面的走廊里有一個管理員，在第一個拐角處有第二個管理員，在第二個拐角又有第三個管理員，以此類推，只要有拐角就有人看守，直到浴室。洗澡時，第一個犯人在走廊里走過拐角，才讓第二名犯人走出囚室，沿走廊走到拐角，等第一個犯人走過第二個拐角，才讓第二個犯人轉彎走到第二個走廊，此時才讓第三個犯人走出囚室，走到走廊的拐角處，以此類推。
在浴室，第一個犯人走進最裏面的淋浴間，管理員從外面把門閂上，才讓第二個犯人走進浴室，進到倒數第二個淋浴間，如此類推……直到第五個犯人走進第一間淋浴間。從第一名犯人走進淋浴室起，就有一個管理員在只砌了一半的牆外走來走去地監視。洗完了押送回囚室的順序也是如此，只不過是倒過來，第五個犯人先走，以此類推。總之，犯人彼此連背影都看不見。洗浴的時間大概不到十分鐘，動作慢了，管理員就會大聲催促，快一點兒，快一點兒……這也難怪，一個樓里大約四十五個犯人，一批五人，要分九批，而押送的時間可能比洗澡的時間更長。習慣了以後，每次聽到要洗澡了，我事先在囚室里就解開衣扣，用手搓掉身上的泥垢，到澡堂用熱水沖幾下就萬事大吉了。
10
放風——防範犯人在地上留暗號，有專門掃地的哨兵
放風也差不多是在1968年的春天開始的。
監獄的樓形像一個「U」字，中間就是放風場。放風場是由長方形的格子間組成，東西兩側各十間。每個格子間都是露天的，有個小門，進去三面是牆，放風就是在格子間裏「坐井觀天」。放風場上面有一「天橋」，哨兵在上面來回巡視，監視每個格子間裏犯人的動靜。犯人從囚室到放風場的押送辦法，同前面提到的洗澡的辦法相同，只不過多一些拐角、多一些哨兵罷了。
放風的時間大概是四十分鐘。一開始是隔三岔五，1973年以後，放風的時間多了，一周至少有一兩次。每次放風，都走進不同的格子間，每次都發現地上總是有掃帚掃過的痕跡，後來才猜到，這是防範犯人們在地上留下什麼暗號，在前一批犯人走出後，哨兵們趕快掃一遍。
11
讀報——有一天林彪的名字突然從報紙上消失了
1967年年底，我的「蘇修特嫌」問題查清後就允許我看《人民日報》了。每天上午，管理員把當天的報紙發給我，第二天發報時收走前一天的。當時，每三個犯人看一份報紙，第一天管理員發給我當天的報，第二天發報的同時要收回前一天的報紙，再發給鄰室的犯人，第三天再把這份報發給第三位犯人。
並不是所有的犯人都能得到報紙。我記得，有一次管理員給我右邊囚室的犯人發了報，接着他又對這位難友說，發錯了，發錯了，你現在沒有資格看報，快退給我！這位難友可能與外界隔離已久，好不容易得到一張報紙，哪裏肯退給管理員。管理員只好打開囚室的門，走進去把報紙搶了回來。這樣我才明白，入獄後一個多月沒讓我看報，是專案組第二次來提審後才讓我看報，顯然是我的問題基本查清了。
在漫長的監禁中，《人民日報》成了我的無聲同伴，是我了解大牆外面的世界的唯一途徑。我每天都焦急地等待管理員來發報紙，一旦拿到報紙就如饑似渴地從頭版頭條開始閱讀，逐行逐字地一直讀到四版的最後一條消息，讀完一遍後又重頭再讀一遍。我一生中從來沒有如此認真地讀過報紙。我與報紙上的信息同樂同悲。
我記得，1971年9月中旬以來，林彪的名字突然從報紙上消失了，他的語錄也不登了，照片也不上報了，我馬上意識到林彪出事了。但是，我無法猜出問題有多嚴重，直到林彪專案組審訊時，才聽說他叛逃未遂，機毀人亡。黨章封的接班人居然叛逃，我百思不得其解。林彪是「文革」的主要罪魁禍首之一，煽動造神狂熱，迫害大批昔日的戰友，同時，我還為自己的敏感、判斷力並未因多年的獨牢喪失而頗感欣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