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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與周恩來:從暗戀到暗鬥

需要重申的是,江青和周恩來的關係,僅只限於暗戀,而且是江青單方面的傾慕,而且這種感情實在稱不上過份。江青自嫁毛澤東以後,至少在文革以前沒有過感情上的越軌記錄,──諒她也不敢。

提示:都說共產黨殘暴殺人,不施仁政;同室操戈,不講義氣...

歷史學家們多認為,江青周恩來一生中最後和最兇狠的敵人。周去世前,他和以江青為首的文革派之間的矛盾,已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甚至到他死後,這一矛盾還在繼續升級。江青在周的遺體前衣領露出紅毛衣、拒不脫帽,指使御用文人在報紙上含沙射影對周進行攻擊,大有鞭屍之勢。被評為「荒誕手法集大成者」的中國歷史作家趙無眠在其著作《真假周恩來》中,對江青與周恩來的歷史淵源做出深刻探析。

周恩來屬於哪一派系

中共黨內派系複雜,每時期都有所不同,依各人的出身、經歷、背景和利益,乃至性格、觀點、思維方式的差異所決定,常常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不斷分化和組合。康生原屬王明的留蘇派,或稱王明(共產)國際派,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與王明同樣回國,一口一個「我們的領袖」以稱王明,後來看看風向不對,反戈一擊,投到毛澤東的麾下,一直到死,都是堅定的忠毛派。張聞天早先也是國際派,王明統治時期進入中央高層,派到中央蘇區政府任職,以擎肘毛澤東,不料反為毛說動聯合王稼祥在長征途中策劃「擔架政變」,對遵義會議一舉奪得博古、李德的指揮權,成為毛的骨幹,對抗王明;不料大躍進時代附和彭德懷的「萬言書」,又被打成反黨「軍事俱樂部」的主要成員。

周恩來早年到法國勤工儉學,組織少年共產黨,可稱作「旅歐派」。同屬這一派的有蔡和森、李富春、聶榮臻陳毅鄧小平、王若飛等,還可以算上在德國由他發展入黨的朱德,都是第一代共產黨的重量級人物。歸國後,出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積極培植軍校的中共勢力,形成日後足以與國軍黃埔出身的將領抗衡的另一支黃埔系。國共分裂,他領導發動南昌暴動,創建了第一支共產黨武裝,參加暴動的朱德、賀龍等一大批將領日後成了事實上的「暴動派」。主持中央工作期間,他組成建立了嚴密的城市地下黨體系,所謂「白區派」,包括執行暗殺任務和打入敵人內部的一整套特工、情報系統。進入中央蘇區,他又成了「蘇區派」,直到遵義會議確立毛澤東的領導地位,成為毛派的一員主角。

最後都成了「毛派」

毛澤東取得黨內最高權利,先後遇到張國濤、王明、彭德懷、劉少奇林彪等人的挑戰,每一次周恩來都無條件地站在毛一邊,可以說是最堅定的毛派。這也是他屹立黨內數十年不倒的主要原因。還有一個原因,是他在黨政軍特諸系統內廣有人脈,別人都不能輕易動他,連毛澤東都不敢對他下手。當然前提還是周為堅定的毛派,如果稍有異心,以毛的一慣好強的性格和勇於啃硬骨頭的精神,無論付出多多大的代價也會放手一搏的──也就是,沒有什麼敢不敢的。

中共黨內,除了早期錯誤路線的主要代表如李立三、王明、博古、張國濤等少數人物外,其他高級領導人,後來都成了「毛派」,統歸於毛的領導之下。就算是上面那幾位代表人物,也都迫於形式不同程度地俯首稱臣,只是終於不被接納和重用罷了。李立三、王明一直擔任中央委員,博古如果不死,張國濤如果不逃走,中央委員總歸是有的做的。不過他們是作為錯誤路線的代表留下來的,永遠也成不了毛派。

站在毛澤東一邊,旗幟鮮明的擁護毛澤東:他的思想、他的路線、他的戰略、他的領導權,反對他的敵人,就可以稱為「毛派」。在毛澤東黨內權利穩固之後,幾乎再也沒有非毛派公開存在和活動的空間,這是不言而喻的。大家都擁護毛澤東,齊聲高呼萬歲,統一思想,統一步調、統一行動,誰敢跳出來反毛,無異於以卵擊石。

但是擁護仍然有程度和方式的不同。有人是公開擁護,私下反對,如彭真;有人是這一陣子擁護,過一陣子反對,如林彪;有人是不反對,擁護也不踴躍,如陳雲;有人擁護是擁護,反對敵人卻不積極,如朱德;有人是擁護你的領導,反對你的某些錯誤,如彭德懷;有人是擁護你本人,反對你手下的另一些人,如高崗;有人是一心想擁護,另外卻還經營一塊自留地,如文革前的劉少奇;有人是抽象地擁護,具體地反對,如文革中復出的鄧小平。只有無論何時何地,在何種情況下,都自覺自愿地堅決擁護毛澤東,反對、聲討和迫害他的敵人,才可算作真正的毛派。從這個意義上說,周恩來是最當之無愧的,他甚至不惜反對和迫害被當作敵人的自己。

歷史上擁毛最力的人物

劉少奇、林彪是歷史上擁毛最力的人物,地位由此一升再升,直至進入中央最高層,僅次於毛。劉少奇提出毛澤東思想為全黨的指導思想,林彪提出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最後都從毛派淪為毛的敵人。他們是不同時期毛派的代表,犯的卻是同一個錯誤──在「毛派」這一大的體系之下,逐漸形成了另一個不以忠毛為主旨的派系,危害了毛的權威和地位。

並不是說毛派內部決不允許再割分為派。毛澤東名言:「黨外無黨,帝王思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既然整個共產黨都以毛澤東思想為指導思想,既然黨內中允許公開存在一個擁毛的大派,那麼在毛派的內部,不斷地組合、割分、形成各種派系,也就十分自然了。如若不是這樣,反倒「千奇百怪」。有趣的是,反對毛澤東的人也必須打着擁毛的旗號,所謂「打着紅旗反紅旗」,否則一天也活不下去。劉少奇派工作組到大學指導運動,打的就是擁毛的旗號,後來經毛出面反對,人們才知道這是「資產階級路線」,是反毛澤東的。林彪指使陳伯達鼓吹「天才論」,要求反國家主席,打的就是擁毛的旗號,故而許多人受騙上當,跟着大表忠心,毛澤東又一次出面反對,人們又才知道是「唯心主義先驗論」,是篡黨奪權的需要。

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親手發動和部署的。由於劉少奇一派發展壯大,自成體系,盤根錯節,其勢足以與毛澤東分庭抗禮,毛在黨內已是相當孤立。大伙兒雖然都尊敬他,維繫著一片「擁毛」的虛假氛圍,卻多半是敬而遠之,他的話已不大管用了。尤其在北京,天子腳下,竟形成了一個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獨立王國。在討論是否進行一場文化大革命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毛的提議險些沒有通過。當時是三票對三票,劉少奇、陳雲、鄧小平反對,毛澤東、周恩來、林彪贊成。毛澤東事後找也是常委的朱德勸說,朱德一句「我聽潤之的」,遂使文革的發動成為定局。

周恩來也是響噹噹的文革派

朱德年紀大,位高而職閒,已不大關心政事。林彪體弱多病,一直處於半休狀態。他以為軍功和對毛的忠心被大升為黨中央副主席自足,毛為了加強在黨內高層的說話的影響力,並掌控軍隊的一個重要部署。那時的林彪,尚無野心,也沒有積極參政的興趣和衝動,完全是一顆聽話的棋子,毛主席叫幹啥就幹啥,叫怎樣干就怎樣干。毛在七大常委會的陣營中,真正能夠對黨政軍各方起到作用的,只有一個周恩來。

可見,把周恩來割出「文革派」之外,實在是天大的冤枉。

以彭真為首的「文化大革命五人小組」被以陳伯達為首的「中央文革」取代後,一批文革新貴崛起。其中權勢最大、後台最硬、能量最大的當然是江青。她在中央文革職位是副組長,卻連中央委員都不是,直到劉少奇被徹底打倒,中共九大會議上,才被選為政治局委員,自此再也未能越過這一位置。她雖然有「毛澤東夫人」的特殊身份,見官大三級,畢竟不是毛澤東本人,所得到的只是表面的遵從與禮遇。要在一個個手握國家重器、功高位顯的文臣武將中贏得實際的發言權和影響力,非得聯合其他勢力不可。這些勢力有:

陳伯達的「秘書派」,旗下大將包括王力、關鋒、戚本禹等人。他們都是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出身,曾直接與聞黨的最高決策和機密,參與中央重要文件的炮製,上達天聽,下傳旨意,又年輕氣盛,能說會道,個個都是好竹竿子,沒有長期戰爭年代形成的複雜關係和背景,更有恃才自傲、想出人頭地的雄心與欲望,是天生的文革闖將。

林彪的「軍隊派」,旗下有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及林彪的妻子葉群。這些人掌握著中央軍委的總參、總後的實力,控制了大部分軍區、部分海軍和幾乎全部的空軍。文革初期,黃、吳、李、邱都一度受到衝擊、批判,經老首長林彪解救,才重獲權利並逐漸結為死黨,九大會上全部選為政治局委員,是倒劉戰役中最大的贏家然而也輸得最快和最慘。文革之初,林、江合作,雙方親親密密各懷鬼胎,有過一段配合默契、你唱我合的蜜月期,在「九大」後出現矛盾。

不管是誰當權,都少不了周恩來

康生的特工系統和謝富治的公安系統。康生自投靠毛澤東以後,察言觀色,忠心事主,而倍受寵幸。此人陰險狡詐,城府極深,有「黨的理論家」、「堅強的反修戰士」、「中國的捷爾任斯基」之稱。連天不怕地不怕的江青都要敬他三分,尊他為「康老」。謝富治當然不能和康老比,但他執掌公安部,是搜集對手罪證、迫害異己的直接幫手。

柯慶施的「上海派」。柯慶施是堅定的毛派。善於揣摩毛的意圖、思想,也迎合其政治需要,號稱「毛主席的好學生」。上海在他的極左風格長期經營下,終於成了文化大革命的發動基地。可惜他未能看到這一天,在文革前夕病逝於四川。他的心腹,原政治秘書、後提拔為市委文教書記的張春橋,是他留給江青的一筆最重要的政治遺產。張春橋又一手推薦、培養和提拔了文學批評家姚文元,張、姚二人雙雙進入中央文革小組,成為江青的私人力量。江青也因而成了「上海派」的領袖。林彪垮台後,又拉進一個毛澤東親自選定的接班人王洪文,組成四人幫。

除了柯慶施,還有一位來自地方的「毛主席的好學生」,那就是原廣東省委第一書記陶鑄。陶鑄在文革初調到北京,不久升為政治局常委,僅次於毛、林、周而位居第四位。他主管宣傳,主持大部分的中央日常工作,又兼任中央文革小組顧問,一度也是江青拉攏、聯合的對象。如果他肯合作,也將是文革派的主要成員,事實上已差不多是了。不料此公不識抬舉,不服江青的指手畫腳,經常頂她,結果被江青與陳伯達網絡罪名,打成「中國最大的保皇派」,死於非命。

周恩來的「務實派」。周恩來的實力是最強的,根基也最深,他是江青必然要聯合的對象。毛澤東曾這樣評議他:「不管是誰當權,是我,是劉少奇,還是林彪,都少不了周恩來。」可以說,沒有周恩來的文革,和沒有毛澤東的文革,都是同樣不可想像的,沒有周恩來的鼎力支持與捧場,文革初期的江青,只有一條路:根本玩不轉。

毛澤東的大管家

周恩來對於江青,用他自己的話叫做:「我已經仁至義盡。」當年剛進入毛澤東的窯洞,引起高層各方非議,認為毛以黨的領袖之尊,將那經歷長征共同患難的妻子賀子珍趕走,炕頭尚溫,就公開與上海影星同居,成何體統?只有極少數人支持毛、江的結合,周恩來便是其中之一。另外還有康生,他提供來自特工系統的調查證明,江青在白區「表現清白」。他是山東諸城人,江青的老鄉,傳說在家鄉做少爺時代就和她「有一腿」,查無實證。他的支持除了老鄉情誼,主要是投毛所好,有向新主子表現忠誠的意思。另一個是賀龍。他揚言「堂堂主席,搞個把女人算什麼!」但真正有力支持者還是周恩來,正是他調和各方意見,力排眾議,鋪設堂火,畢竟成了他倆的好事。否則,便不會有日後權傾朝野的江青同志了。周恩來的出發點是否比康生、賀龍要高尚一些?看不出來,說來說去,總不脫逢迎之嫌。

在多年的媳婦熬成婆之前,江青與毛澤東經常發生爭吵、鬥氣。無非生活習慣的差異,雞毛蒜皮本是夫妻間難免的事。但雙方的個性都極強,鬧到各不相讓,江青便只得找周恩來哭訴,由他出面調解、勸說,讓毛澤東化怒氣為春風,讓江青破涕為笑。正如當初異口同聲地反對,中共中央機關從最高領導層到一般警衛、秘書,沒有幾個從心理承認和瞧得起這位夫人,只有周恩來對她待之以禮,不含半點歧視和輕蔑。這給心性敏感好強的江青以極大的精神慰籍,使她逐漸化解敵意環境帶來的傷痛,重新建立自己的形象和自尊、自信,終於等到二十年「約法」到期,一躍而登上中國的政治舞台。一個人做一點好事並不難,難的是一輩子做好事。周恩來在毛、江家庭關係上做好事,充當黏合劑與穩定劑的作用,絕不僅僅在延安時代,而是持續到建政以後,甚至文革期間。都說周恩來是毛澤東的「大管家」,管家管家,毛的家他不管誰管?

力助江青坐穩第一夫人交椅

一九四五年八月,毛澤東赴重慶談判,一首談笑古今、暗含王者之風的《沁園春·雪》,一身質樸揮灑的風度,折服了政治、文化界的眾多知名人物,以為寄託中國未來的希望所在,因而在其後三年的國共爭霸戰爭中,感情傾向多在共產黨一邊,形成國民黨大勢已去、無力回天的局面。毛澤東此行,周恩來功不可沒就不須細說了,單請他派專機從延安接江青來重慶「治療牙病」一節,就可知他的煞費苦心。這是江青首次以中共第一夫人的身份公開亮相,為了是這一身份合法化,周恩來在張治中的寓所為毛、江二人補辦了盛大婚禮,江青後來經歷了賀子珍回國、癌症、更年期、老年色衰等動搖「夫人」地位的重大危機;而每一次毛都終於放棄「廢后」的念頭,與周恩來當年安排的這一婚禮既成的影響不無關係。

一九四七年,賀子珍催女兒嬌嬌隨王稼祥夫婦從蘇聯回國,暫居哈爾濱。江青大為緊張。因為他曾接受的「約法三章」的第一章就是,「毛澤東、賀子珍的夫妻關係尚在,而沒有正式解除時,江青不能以毛澤東夫人自居。」毛、賀的「夫妻關係」,一直到死都「沒有正式解除」過。一九四八年冬,賀子珍的妹妹、毛澤東弟弟(毛澤覃)的遺孀賀怡找到毛澤東,鬧着要為姐姐討一個公道。毛讓步,同意賀子珍回身邊,說「還是按中國老傳統辦吧!」江青深感會要做「小老婆」甚至被休掉的威脅,又跑到周恩來那裏一頓哭訴。而周也再一次施以援手,以組織名義作出決定,不准賀子珍會面。

賀怡在哈爾濱接姐姐和侄女嬌嬌,乘火車走到山海關,被自稱「組織部來人」的兩個男子以開除黨籍相威脅,阻止他們到石家莊。結果,賀子珍被安排到了瀋陽,而由賀怡帶嬌嬌去見毛澤東。嬌嬌後來竟從江青的本姓改名為李敏,更確定江青的繼母地位。由於周恩來的悉心部署,賀子珍一直未有機會進京復辟。直到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期間,才由毛澤東另一弟弟(毛澤民)的遺孀的後夫、江西省省長方志純的秘密安排,將賀從上海接到山上與分別二十年的毛見了一面,也是最後一面。此時的賀子珍,已是一位滿頭華發、容顏憔悴、語言遲鈍的老嫗,毫無吸引力可言了。連毛澤東也暗自驚詫:「她怎麼變成這般模樣?」

江青最信得過的大好人

這裏要補述一段的是,性情剛烈潑辣的賀怡,見到姐姐被棄、大伯子兼姐夫的家庭重組已成定局,心有不甘,於是想出最後一招,到江西尋找毛澤東與賀子珍所生的兒子毛岸紅。這是毛的第四子,小時活潑可愛,模樣酷似毛澤東。一九三四年中央紅軍撤離江西長征,年饉兩歲多的岸紅托給了留下打游擊的紅軍獨立師師長、毛澤東的弟弟毛澤覃。一次戰鬥中,岸紅被寄放在一個農民家裏,後來失去了聯繫,而毛澤覃也在瑞金紅林山區陣亡。江青無子,毛長大成人的兩個兒子,岸英死於抗美援朝戰爭,岸青患有精神病不堪擔當大任,賀怡深知這個可以找到的兒子對於恢復姐姐的名分的重要性,她又是唯一知道岸紅線索的人,於是一再深入江西農村尋找。誰知突然的一場車禍,賀怡死於非命。這唯一的線索就此中斷。這場車禍完全是意外,還是緣於某種周密的安排?有待新的史料證明。

周恩來的恩惠,江青當然不會無感於心。從她一進入中共最高層的生活,就把周恩來當作最可以信賴、最善解人意、最能排憂解難的好人。毛澤東說江青;「洪洞縣裏無好人。」其實不對,周恩來就是一個好人。

周恩來對江青的吸引力

一九三九年七月十日,周恩來到毛的窯洞談工作,毛請周代他到中央黨校演講,在家悶得發慌的江青一定要跟着同去。因延河漲水不能開車,於是騎馬而行。小路狹窄,江青策馬在前飛奔,周恩來緊緊跟上,不料江青忽然勒馬一個亮相,周的馬驟然受驚,後腿直立,將周摔下馬背。撞在石崖上,造成右肘小臂下端粉碎性骨折。

騎術精湛的周恩來,怎麼會摔得如此狼狽?文革後有人追溯這段往事,把它解釋成江青對周心懷怨望,故意使出手段給他一個下馬威。其實不確。江青剛入毛的帷帳,毫無根基,連窩都沒呆熱,豈敢向堂堂的周副主席故意使手段?何況她對周恩來的通情達理、君子之風十分信賴、敬重乃至傾慕,若說是心懷什麼「願望」還差不多,哪有一點「怨」的影子?往最壞處說,她也只不過是想抖一抖御馬的功夫,展現一下矯健的身手和勃勃英姿,給周恩來一個美好的印象,原因還是出於一種愛慕的心理。

江青當時才二十五歲,久經情場風波,最後嫁了個比她大二十一歲的毛澤東,雖說二人戀愛也完全自願無一絲勉強,還衝破重重阻力與世俗偏見,畢竟帶有青春與權利結合的影子。如果毛澤東不是中國共產黨的第一人,很難想像她會愛上這個滿嘴濃重湖南農村口音、滿頭油漬的長髮、脾氣火暴、抽煙、吃茶葉、嗜好辣椒和肥肉、經常拉不出屎的南方土包子。周恩來生於南方而成長於北方,比江青大十六歲,曾赴東洋、西歐,到過蘇聯...對生長於北方、個性開放好幻想、喜歡讀外國小說、從事文壇工作出身的江青有很大的吸引力。就像前章討論過的,作為一位公眾情人,周恩來理所當然地是江青愛慕的對象。

第一次「示愛」人仰馬翻

只是,她的第一次「示愛」──說得重一點是調情,說輕一點叫「示好」,就鬧得人仰馬翻,傷筋動骨,實在晦氣。這應該是一種預示,在詭譎多變的中國政壇上,這樣的非分之情將帶來怎樣慘痛和震撼!周恩來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右臂終身不能伸直,也使不上力,等於廢了半隻手。

待衛士們趕到,他已經從摔倒的地方自己爬起來,痛得臉色蒼白,冷汗直冒,鮮血浸透了衣服,但一句責備的話都沒有。倒是毛澤東事後大發雷霆,吼道:「你是什麼東西?你一百個江青也不抵我一個周恩來!」對江青惹的禍極為惱火,因為他痛惜在國共關係中舉足輕重的周恩來的受傷,倒不是怕江青敢紅杏出牆。文革後期,江青對周恩來的怨望(真正的「怨望」)日深,力圖倒周,指使御用寫作班子在報上撰文批判「魯國的宰相」孔丘,故意在孔的形像上加了「端起胳膊」四個字,以影射周的彎臂。而那彎臂,實是當年因愛而造成!

周恩來的一生,一般人只知道他的臂傷是戰爭年代不慎落馬所致。江青倒台後,才有一些加憶文章道出其中原委,江青要與周比試騎術:「周副主席,咱倆看誰騎得快!」結果周的馬受驚,摔了下來。再後來的文章,又忽而將「比試騎術」一節刪掉了,只說江青策馬飛奔突然勒馬,致周恩來馬驚被摔。還有些文章欲蓋彌彰,說「比馬」根本就是瞎扯,沒有的事。

據知,所有關於中共「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出版物,都要報經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或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審閱」,顯然,審閱機終於道出了這一故事中的調情味道,覺得有損於總理的形像。

江青希望毛澤東向周恩來學習

但我們仍可從被刪剩的部分,判斷出確曾因「比馬」而摔傷:江青策馬飛奔,如果周恩來不也策馬緊緊跟上,怎麼因前面突然勒馬而受驚?周摔下馬,扶著粉碎性骨折的右臂站起來,衛士們才匆匆趕上,可見他們都遠遠地落在後面,只有周、江二馬當先地在前沖,如果不是比馬,衛士們怎可不緊隨其後?男女之間的比試騎馬,本來沒有什麼,還可以看做是發揚革命的樂觀主義和浪漫主義,若不出意外,大家(包括毛澤東)大可以一笑了之。只是後來江青名聲太臭,倘若讓愛憎分明的老百姓知道,她和周恩來竟然這樣玩過,怎麼說得清楚?

曾大量採訪毛澤東身邊工作人員的作家權延赤記述,在延安「江青喜歡接近周恩來,當年的衛士們都知道這個情況。」毛的衛士長李銀橋說,江青很傾慕周恩來,常不避嫌地對身邊人員說,周性情好,謙恭有禮,風度翩翩。她還希望毛澤東向周學習,改掉粗魯的農民本性,惹得毛大為光火。

在江青居蘇養病時擔任翻譯的俄國女子卡爾圖諾娃,曾撰回憶錄《我給江青當翻譯》,也談到江青傾慕周恩來的印象:「有一天江青莫名其妙到問我,想不想見見周恩來。我當然想,有誰會放過這麼難得的機會?第二天周要來吃午飯,江青請我也按時來。我準時到了,可是周恩來已經走了,他的日程安排滿了。」然後「那一次江青動情地也談了周恩來的許多往事。」

需要重申的是,江青和周恩來的關係,僅只限於暗戀,而且是江青單方面的傾慕,而且這種感情實在稱不上過份。江青自嫁毛澤東以後,至少在文革以前沒有過感情上的越軌記錄,──諒她也不敢。

周恩來是積極的文革派

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決策並親自發動的。一開始,周恩來並不知道這是一場什麼性質、矛頭對準誰、搞成什麼規模、時間多久的運動。他只知道毛主席說的就要照辦,鄧小平時代批判「凡是派」,其實最大的「凡是派」就是周恩來。及至毛澤東《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發表,他還不曉得到底是指誰「何其毒也」,揣揣不安地去探毛的口氣,聽說不是自己,這才放心大膽地投入革命洪流,協同毛派力量推波助瀾。文革過來的人都記得,當時人們心裏很清楚,這幾個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是絕不能炮轟和揪鬥的,他們是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這種印象的形成,絕非一朝一夕之功。

凡在文革初期貼大字報炮轟過周恩來的紅衛兵、造反派,當即都受到「上面」授意的有組織的反擊、圍攻和批鬥,事後必遭嚴厲的處罰、關押、勞改、判決直至槍決。炮轟周恩來和炮轟林彪、江青一樣,其他諸位「毛主席司令部的人」都會集體出場表態,厲聲申訴,威逼利誘,迫使對方就範。唯一的區別,文革結束後所有參加炮轟受到迫害的人都被不同程度地平反,只有反對過周恩來的人永遠無可赦其罪。

文革的首要目的是倒劉,並清除劉在黨政系統的勢力。目標一定,「毛主席司令部的人」傾巢而動,共同完成這場戰役。除了副統帥林彪很少露面,幾乎只跟隨毛澤東出場外,其餘如周、陳、康、江以及中央文革小組的「爬蟲們」,到處看大字報,視察、演說、計劃、接見、會談、表態、勸慰、阻攔、發佈指令拉一派打一派……為文革依照毛的意圖朝縱深發展竭盡全力。有人說周恩來沒有參與政治迫害,他所做的都是保護別人。這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

周恩來「誓死捍衛江青同志」

中共中央「四人幫專案組」在搜集罪證時,也發現文革冤案中幾乎所有的逮捕令,都是由周恩來簽署的,包括逮捕前面說到的他的養女孫維世。另外,所謂「共和國最大冤案」的受害人劉少奇,以「叛徒、內奸、工賊」的身份被永遠開除黨籍的文件,也是由周親手簽署的。這一事實讓專案人員「震驚」和難以接受:周恩來到底是怎樣一個人?他做的這一切是真誠還是虛偽?(阮銘《旋轉舞台上的周恩來》)

江青由一個宣傳部被人瞧不起的副處級幹部出山和坐大,固然獲得毛澤東的支持與肯定,但畢竟還得通過一定的組織手續來逐步完成,光他一個人說了不能算數。否則,他也就完全沒必要耗神費力發動這樣一場大的戰役,來殲滅他的政敵了,也不會在背后里怨林彪「一句頂一萬句,我講了六句,相當於六萬句,半句也不頂」了。江青得中央文革副組長的顯赫位置,並挾其勢取代中央書記處,甚至凌駕於政治局之上,周恩來出的力最大。試想,林彪名為副統帥,實際影響只在軍內;陳伯達、康生原先的地位也遠不及中央書記處書記鄧小平,他們怎麼可能把江青抬得比書記處還高呢?能依照、實現和發揮毛的意圖,把江青穩穩地捧到這樣一個地步,只有周恩來。

康生,尤其是陳伯達,對江青的公開吹捧誠屬過火:周恩來居然也站出來「向江青同志學習、致敬」,就更叫人肉麻。康、陳二人都是投靠毛澤東,憑籍揣摩毛的思想登升高位的,從感恩戴德的情份上,總還有一種說法。周恩來功高位顯,馳騁政壇數十年,影響遍及全世界,憑什麼要向江青表衷心?研究文革的學者們,往往只記錄下康、陳這些百經官方定性的「反派角色」,而將周恩來這樣的聖人的言論偷偷剪掉,藏起來,好讓人們忘記歷史的真相,忘記周恩來是怎樣在人民大會堂前振臂高唿:「誓死捍衛江青同志!」

沒有永遠的敵人和朋友

這裏記錄一段周恩來當年的公開講話,以為見證──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七日下午,北京工人體育場舉行十萬人「徹底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撲誓師大會」,周恩來到會演講:「江青同志是經過戰鬥的年月,特別是三十年代她最初當了中國共產黨員的時候,就遇到叛徒、假黨員、壞份子、國民黨反動派對她的迫害。她在那個時候,很年輕的時候,就有魯迅那樣硬骨頭的勇敢,對迫害、壓迫、詆毀、誹謗、污衊的人進攻。她寫出的文章是戰鬥的文章,值得我們學習的文章!」

前章曾提到,文革初期周、江之間也有過摩擦和矛盾。就在周發表這段演說前十幾天,江青還在人民大會堂與他爭吵:「孫維世是你周恩來養的一條狼,成恆恭是你周恩來養的一條狗。」江青的骨頭可真夠硬的,迫使周將成垣恭這位延安時代就跟了他的警衛員送去進學習班、五七幹校,直至他去世後才返回北京。

如果說這就是周恩來與江青進行的「鬥爭」,那也太可憐了。多少有些迂腐之氣、被稱為「老夫子」的陳伯達,也和江青有過觀點之爭,但並不影響他們最初的親密關係。即連康生,也曾在中央文革所在地釣魚台國賓館大罵江青不是東西,逼得「老夫子」要自殺。他後來還在臨終前叫毛澤東的女聯絡員王海容、唐聞生去告毛:江青、張春橋是叛徒。這同樣也不能證明,康生與江青關係不好、進行過「鬥爭」。能證明的只是這樣一條政治學的重要原理,即「沒有永遠的敵人,也沒有永遠的朋友」。

周恩來的確保護過不少人,但這些人基本上都是他的人馬,包括他的部屬、與他多年相交的「民主黨派」人士、與他親近的文化界人士、他在軍隊和地方的心腹親信,還有一部分是可以爭取和收編的別的派系的人馬。不過有一條原則絕不能違反,那就是毛澤東、林彪、江青一定要打倒的人不能保。不但不保,有的還要落井下石,甚至直接進行迫害。

林彪倒台致使周、江矛盾激化

而正是這位周恩來,在聽到如遇羅克一類非高幹出身、有獨立思考能力的青年的「反革命案」時,就不把他們劃為「黨和人民的孩子」了,毫無同情之心下令處決,以絕後患,如湖南大學數學系青年講師、補充指為「省無聯」黑手、打成「現行反革命」的陳光弟,案報國務院請示周當即下令秘密處決。

江青對周恩來不滿,正是在於其「乘人之危」解放和保護了大批官僚,勢力急速膨脹。林彪倒台後,「毛主席司令部」內林、周、江三派人馬的鼎立之勢被打破,周恩來在倒林戰役和收拾爛攤子中立功甚巨,趁機搶佔位置擴充地盤,眼見得毛澤東遭沉重的精神打擊而飛快的衰老,大事小事不得不以來周恩來,令江青驟生憂慮與疑忌。尼克遜訪華前夕,毛澤東因肺心病發生休克,醒轉當著江青的面向周恩來交託後事:「我不行了,全靠你了。」更使江青下決心要趕在毛澤東去世之前,挑戰並打垮周恩來,穩坐「毛主席司令部」的第二把交椅,繼承大業。

此時江青的人馬進入最高層的只有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是張春橋支持和培養起來的上海造反工人領袖,不料繼林彪之後被毛澤東親自挑選為接班人,一躍而成為黨中央第二副主席,反位居張、江之上。共同的利益將他們組合到一起,結成「四人幫」,在政治局形成新的政治格局──這已是中共「十大」(一九七三年八月)以後的事情了。很多回憶文革的文章、書籍指「受四人幫迫害」其實準確的說法應是受「毛主席司令部的迫害」。因為四人幫的形成較晚,其活動也主要是宮廷爭鬥。就像中國共產黨不可能領導一九二一年以前發生的五四運動一樣,在大規模迫害早已結束的一九七三年以前根本就沒有「四人幫」,它怎麼可能去迫害那麼多無辜呢?

精心策劃的「紅都女皇」事件

歲月的流逝,複雜險惡的政治環境,沒日沒夜的操勞,使身體一向硬朗、精力過人的周恩來終於被衰老和癌症擊倒。而江青這位昔日的情人和癌症患者,卻越鬥越勇,利用手中的輿論工具。發起一波又一波的攻擊。「批孔」、「批周公」、「批宰相」、「批李鴻章」、「批宋江」、「批黨內那個最大的走資派」、「批投降派」、「走後門」、「中庸之道」、「經腹主義」、「洋奴哲學」、「洋務運動」……連篇累版,輪番轟炸。周恩來除了硬撐病體與之周旋,盡力支持被他保護、收編、選中併力薦復出的鄧小平外,還窺準時機不露聲色地予以反擊。最值得一提的就是所謂「紅都女皇」事件。

一九七二年八月,美國史坦福大學歷史學副教授維特克隨婦女代表團來華訪問,江青給予她超規格接待,多次長時間接見、會談,陪同遊覽,期間她大談她的革命鬥爭經歷,不免自吹自擂,攙雜許多炫耀與誇張。其意是模仿毛澤東款待、結交美國記者斯諾,通過其著書立說而揚名西方世界的故事,讓維特克好好宣傳一下中國的第一夫人。至於「超規格接待」,在隨意性極大的中共體制內本屬正常,周恩來自己就經常超規格接待外國尤其是非邦交國的演員、球員、民間團體代表等等,諸如前章提到過的關心人家少婦婚後能不能生孩子之類。故江青此舉雖動作過大,出於希望西方學者了解和宣傳中國革命、婦女解放的目的,倒也無可厚非。

維特克回國後,香港出版了一本《紅都女皇》的書,以「江青與維特克談話」的方式,透露了大量江青和毛澤東的私隱。周恩來將這本未署名、但傳言是中央情報局特務的維特克所著的書呈獻給毛,毛閱後大怒,在一九七四年七月七日的政治局會議上批評江青搞四人幫,說出「她並不代表我,她只代表她自己」這樣的重話,迫使江青等人作深刻檢查。這場風波也使江青民間的形象大損,在日後的政治角力中失去民意基礎。直到一九九二年江青在獄中自殺,維特克才突然出面澄清,她根本就沒寫過什麼《紅都女皇》,只寫了一本《江青同志》的傳記,於一九七七年在加拿大出版。她對一位中國學者說,《紅都女皇》事件可能是周恩來為離間毛澤東和江青而精心設計的政治陷阱。

到處佈滿周恩來的眼線

維特克是出於研究近代中國婦女運動隨團訪問中國的,由於周恩來的安排,她才採訪江青。在大約六十個小時的談話過程中,周的親信章文晉的夫人始終在場。談話的錄音帶有相當一部分被周恩來要去「審查」,結果不了了之,沒有歸還。回到美國,中國駐美代表黃華及夫人一再阻止她為江青寫傳記,包括許諾一百萬美元要求她停止研究江青。幾星期後,有人乘維特克外出破門而入大肆搜查她家,幸好她的所有資料都放在辦公室和圖書館。維特克推測,《紅都女皇》的真正作者可能是章文晉夫人。

推測畢竟只是推測,但從當事人端出的這一過程看,不是沒有道理。江青作為「黨和國家領導人」,與外國學者的談話當屬「國家機密」,怎麼會那樣快地流入香港坊間?如果不了解、掌握毛江數十年的情感糾葛,這本書怎會擊中毛的痛處,而燃起怒火?

長期抓情報工作的周恩來慣於在對手身旁安插親信,以隨時掌握對方的動態、意圖,早為一般的民眾所知曉。直到今天為止還有人認為,林彪的慘敗就是因為其女林立衡(豆豆)甘心充當周的眼線,結果匆忙出逃摔死在溫都爾汗。事後周恩來並不領情,當面怒斥林立衡,沒料到後果如此嚴重而深感絕望的林立衡一度自殺。

周恩來甚至在毛澤東身邊都安有自己的耳目,以為通風報信。周深知江青對自己由深戀到深恨的感情轉變,而無論是出於自衛,還是出於別的什麼目的,他這一巧妙的、不現山露水的、四兩撥千斤的機謀儘管毒辣,卻是可以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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