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三人都是年輕有為的莘莘學子，曾是「偉人」譽為的「早晨八點鐘的太陽」，可他們都因「右派」沉冤，英年早逝，有的投河，有的服毒，唉，總算保留了一具完屍……
一、鄭光弟：1933（？）年生，浙江省杭州市人，後居上海，是北京大學化學系1955級學生（本是復員軍人，高中畢業後未直接上大學，參加了中國人民解放軍，任文化教員），1957年被北京大學打成右派分子，1958年3月8日被轟出學校，受「保留學籍，勞動察看」處分，到北京機織印染廠（後改名北京光華染織廠）接受「群眾專政」。他先在織布車間裝梭，後來到準備車間漿紗。他一直不理解為什麼會被打成右派，感到很痛苦，只能以「時代需要這樣的犧牲品」一說來安慰自己。60年代初他準備乘火車先去廣州，再設法偷渡到香港。為此還專門借了星圖，學習觀星座、以便在大海上辨認方向。但剛到北京站，還沒有上火車，就被抓了回來，送去勞動教養。結束教養後，投什剎海自殺（他水性很好，所以投什剎海之前在身上捆上了石頭。）
二、敖瑞伯：1935年生。天津人。1953年考上北京大學物理系，後休學一年，到物理系1954級上課。1957年北大5·19運動中，第一撥大字報高潮之後，他寫過一篇大字報《當火焰快要熄滅的時候，我投下一捆乾柴》，被學校打成右派分子，受「保留學籍，勞動察看」處分，在1958年3月8日被轟出學校，到北京機織印染廠（後改名北京光華染織廠）接受「群眾專政」，在織布車間裝梭。他認真幹活，也認真檢查，盼望早日摘掉右派帽子，好回學校念書。果然在60年代初就摘了右派帽子，但還是沒有讓他回校讀書，只是調任化驗員，不在車間做三班倒的擋車工就是了。原來，不是自己檢查得好就能回學校。同年級雖有兩人回校，但他們是拿靈魂和魔鬼做過交易，或是製造出過一個「反革命集團」去賣，或是採取過其它更加說不出口的手段的。回不去就在工廠呆着，找個女工搞對象結婚吧。當時廠里工人結婚，同事「湊份子」的規格是每人五毛錢。但是他結婚時，每人只湊了三毛錢。原來，摘了右派帽子也還是右派，是「摘帽右派」，仍然是人下人，一輩子沒有指望了。他受了刺激，心情不好，身體也就不好，得了肝病，身子也痛苦，生不如死，吃安眠藥自殺，被人救起；再吃，再被救起……最後還是死成功了。那已經是70年代的事，「文革」尚未結束。自然，連「改正」也還沒等來。
三、王永生：上海人，北京大學化學系1955級學生，1957年被劃成右派，受「保留學籍，勞動察看」處分，在1958年3月8日被送到北京機織印染廠（後改名北京光華染織廠）接受「群眾專政」。1960年初摘帽子。摘帽子後工廠曾通知他到人事科辦理回校復學手續，等到第二天他去辦的時候卻被告知暫緩辦理。以後此事不見再提，他也沒有能回校。1979年他轉回上海，在一家工廠里當夜校教員，並和他的一位學生結了婚，生了一個女兒。九十年代中期因患腸癌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