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亞前總理阿博特與陸克文
澳大利亞前總理，現任英國貿易委員會顧問托尼·阿博特（Tony Abbott）8月9日在《澳大利亞人報》撰文呼籲，因為貿易交易既關乎政治，也關乎經濟，「印度和澳大利亞之間迅速達成貿易協議將是民主世界向中國外傾斜的一個重要標誌」，同時也會促進兩國的長期繁榮。
曾帶領執政聯盟擔任澳洲總理的阿博特寫道，「世界上的『新興民主超級大國』是我作為總理習慣性地描述印度的方式。隨着世界上另一個新興的超級大國幾乎一天比一天變得更加好戰，印度儘快在各國中佔據其應有的位置符合所有人的利益。而且，由於貿易交易既關乎政治也關乎經濟，印度和澳大利亞之間迅速達成協議將是民主世界向中國外傾斜的一個重要標誌，同時也會促進我們兩國的長期繁榮。」
阿博特稱，「印度和澳大利亞是志同道合的民主國家，雙方關係一直發展不足，至少在莫迪成為印度總理之前是如此。在莫迪的領導下，印度恢復了四方安全安全對話（Quad）機制，預計在今年年底前將舉行首次四方峰會。在莫迪領導下，印度已邀請澳大利亞加入一年一度的『馬拉巴爾』海軍演習，印度、美國、日本、澳大利亞以及由英國皇家海軍新旗艦『伊麗莎白女王』號領導的英國訪問航母打擊群也將很快參加。這將是一次令人印象深刻的力量展示，顯示出各民主國家對自由和開放的印度洋-太平洋的承諾。」
阿博特稱，「但基本問題是，中國令人生畏的力量是自由世界決定邀請一個共產主義獨裁政權進入全球貿易網絡的結果。當時的假設是，不斷增長的繁榮和更多的經濟自由最終也會導致政治自由化。當然，這是我在2014年的觀點，當時我們敲定了中國與二十國集團經濟體的第一份貿易協議」。他說，「隨後，我們對中國的出口確實有所增長，甚至比他們對我們的出口還要快；但目前對澳大利亞煤炭、大麥、葡萄酒和海鮮的反覆抵制表明，對北京政權來說，貿易被當作一種戰略武器。」
阿博特稱，「中國利用西方的善意和一廂情願的想法，竊取我們的技術，削弱我們的產業；並且在這個過程中，成為一個比老蘇聯更強大的競爭對手，因為它現在是一個一流的經濟體，正在迅速發展與之相匹配的軍隊；並且正在為爭奪台灣而感到興奮，台灣是一個擁有2500萬人口的多元化民主政體，是中國人基因中沒有極權主義基因的活證據。」
阿博特稱，「這場大流行病用閃爍的霓虹燈顯示了世界對中國進口產品的依賴程度，包括在關鍵的供應鏈中，可以像水龍頭一樣開啟和關閉。但幾乎所有關於中國的問題的答案都是印度。雖然目前沒有中國那麼富有，但作為一個民主法治國家，作為世界第二大鋼鐵和醫藥生產國，以及擁有自己版本的矽谷，印度完全可以在全球供應鏈中替代中國。」
阿博特認為，「澳大利亞和印度是天然的合作夥伴。我們的部隊在加里波利、馬來亞和阿拉曼一起作戰。現在有將近一百萬具有印度背景的澳大利亞人，他們已經很容易地融入了澳大利亞團隊。我們的規模和水平足以發揮作用，但並沒有大到令人生畏的程度」。他說，「與其他和印度的關係不同，我們不需要經歷一段充滿矛盾的歷史。我們的挑戰是克服印度的傳統保護主義，以及將貿易談判視為零和遊戲的傾向，以達成一項將使世界對民主更加安全的協議。」
阿博特稱，「印度目前是我們的第七大貿易夥伴，每年的雙向貿易額約為300億美元，儘管受到關稅的阻礙，而且雙方都認為這兩個國家並不總是一個做生意的好地方。經過10年的綠色阻撓和法律鬥爭，阿達尼煤礦終於要從昆士蘭向印度出口第一塊煤了，但這塊煤將被徵收2.5%的關稅，儘管是印度人擁有和經營」。
阿博特稱，「澳大利亞出口到印度的葡萄酒被徵收高達150%的關稅，澳大利亞出口到印度的羊毛也被徵收一系列關稅，儘管這些羊毛大部分被作為高質量的印度紡織品重新出口到澳大利亞和更廣闊的世界。還有一項雙重徵稅協議，通過在澳大利亞對來自印度的在線服務徵稅，每年異常地增加了3500萬美元，這與其他國家不同。」
阿博特稱，「兩國現在都在加強其談判團隊，以期至少在今年年底前達成一項『早期收穫』的貿易協議，作為邁向更深層次夥伴關係的一大步。印度已經是澳大利亞的第二大（到目前為止）留學生來源國，但這應該是一個雙向的過程」。他說，「根據莫迪總理的『印度製造』計劃，如果印度要取代中國成為規模化的製造業投入來源，澳大利亞可以隨時取代中國，成為稀土和其他戰略礦物的主要供應來源。隨着壯觀的基礎設施計劃的實施，以及全面的私有化，印度應該成為澳大利亞投資基金確保長期穩定回報的地方。」
阿博特稱，「隨着大流行病加速了世界秩序的變化，澳大利亞為使印度在偉大的民主國家中發揮領導作用而做出的努力也引起了更廣泛的共鳴。如果澳大利亞的商界和官場能夠像他們長期以來對中國所做的努力一樣，與印度建立『家庭』關係是有可能的，而在中國，特別是在黨國體制下，這種關係是不可能的。」
同樣曾擔任過澳洲總理的工黨人陸克文（Kevin Rudd）當天向印度媒體《周日衛報》投書稱，有關在其總理任期內澳洲政府破壞了四方安全對話機制的說法是一個「謊言」。他說，提出相關觀點的文章「沒有提出任何確切的證據或經驗來源來支持其不準確和誹謗性的說法。」陸克文表示，澳洲政府是在其保守派前任約翰·霍華德的領導下（John Howard）於2007年作出了退出四方安全對話的決定。
陸克文說，「此外，也沒有其他政府願意推行這一計劃。其最大的倡導者日本的安倍晉三在2007年底被福田康夫取代，福田康夫拒絕了安倍晉三對四方安全對話和民主國家聯盟的設想」。他說，「美國的布殊政府為對抗伊朗和朝鮮的核計劃而尋求北京的支持，但其堅持認為不會有『部長級或次部長級』的四方會議。印度總理曼莫漢·辛格明確拒絕了任何四方安全對話，稱其『從未進行過』，他將把印中關係作為『當務之急』來優先處理。那是在2008年1月10日，在我國政府承認四國首都的共識立場並重申霍華德政府的立場之前幾乎一個月。」
目前擔任紐約智庫、亞洲協會會長的陸克文在文中寫道，「至於認為亞洲協會在某種程度上『過於接近中國』；或特別是基於2018年我應邀在西點軍校對美國新兵的一次演講的觀點是可笑的。只要粗略地看一下那篇演講稿或我在亞洲協會的高級同事的其他書面工作，就會從根本上否定這一主張。此外，即使是對我作為澳大利亞總理的記錄進行最粗略的回顧；粗略地閱讀一下2009年的《國防白皮書》就足夠了；也表明我對中國在印太地區的戰略態勢採取了殘酷的現實主義態度。」
文章結尾，陸克文稱，「作為一個熱衷於研究中國的人，我相信他也會讀到《環球時報》最近的社論，這份中國報紙反映了北京的官方立場，包括它對我對中國外交和安全政策的批評進行的強烈的人身攻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