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中國事務主任杜如松（Rush Doshi）及其新書《長期博弈：中國取代美國的大戰略》
拜登總統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中國事務主任杜如松(Rush Doshi)，7月8日出版新書《長期博弈：中國取代美國的大戰略》(The Long Game: China's Grand Strategy to Displace American Order)。
在書中以大量中共領導人講話和文件為依據，揭示了冷戰結束以來，中共領導人從鄧小平的「韜光養晦」到習近平的「百年未見之大變局」，30多年來實行一項削弱美國實力、自主發展、逐漸取代美國在亞洲和全球領導地位的「大戰略」。
《長期博弈》基於對中共取代美國的戰略評估提出了美國的應對戰略，從中也許可以一窺目前拜登政府實行的對華政策。
今年3月，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在其主要對華外交政策演講中說，華盛頓將與中共「在應該的時候競爭，在可以的時候合作，在必要時對抗」。
杜如松認為，美中競爭的實質主要是關於誰將領導亞洲和全球秩序，以及它們可能從這種領導地位中創造什麼樣秩序的競爭。「在許多地方，但不是全部，這是一個零和遊戲，」他寫道。
他基本上排除了單邊妥協、討價還價容納或安撫中共的戰略，以及通過和平演變或政權更替改變中共的戰略。在對這兩種戰略進行評估後，杜如松發現，它們都面臨巨大障礙，難以成功。於是他認為，「最符合邏輯的剩餘選項就是競爭戰略。」
美國應實行削弱中共實力的不對稱戰略
杜如松指出，美國競爭戰略的重點是削弱中共的實力和中共秩序，建立美國實力和秩序的基礎。「這種戰略意在不對稱，它部分取自中共1990至2000年代自己的大戰略。」
杜如松認為，美國不能跟中共進行「美元對美元、船艦對船艦，或是貸款對貸款」的對稱競爭，「原因是中共純粹的相對規模」。因此，「美國的努力往往應該是不對稱的，並試圖以低於中共推動其秩序建立的成本去削弱中共秩序的建立。」
美國國家利益中心研究員保羅·海爾(Paul Heer)說：「如果這本書中所反映的戰略和背後的心態是拜登政府所遵循的，那麼暗示了一種幾乎是敵對的、一種幾乎完全競爭的戰略。」
在軍事方面，杜如松寫道，海灣戰爭以後，中共尋求以發展不對稱武器挑戰美國昂貴的武器項目，美國已經越來越多地借鑑中國的做法，尋求同樣的不對稱努力，從而使中國的行動自由變得複雜化。
「美國具備發展這些能力的技術熟練程度，而且已經就這種方法的粗略輪廓達成共識：遠程精確打擊、無人駕駛航母攻擊機、無人水下航行器、具有大型導彈有效載荷的潛艇、高速打擊武器和地雷等將是關鍵優先事項。」
「這些能力不會受到中共自身反介入/區域拒止的影響，而且會使中共在台灣海峽或東中國海、南中國海的兩棲作戰複雜化，其成本會低於中共賴以裝備的這些昂貴資產。」
在經濟上，杜如松寫道，以呼籲對一帶一路多邊化和制度化的方式來挫敗中共的政治扭曲，「多邊化和制度化可以限制北京以低於競爭性的貸款換貸款的成本向其他國家支配條件的能力。」
杜如松認為，在政治上，「加入中共主導的多邊組織，塑造、有時阻礙其發展」，「中共曾以單一席位在談判桌上挑戰美國以昂貴代價在亞太經合組織和東盟地區論壇訂立規則的努力，華盛頓應該加入其中，改善，或以比中共建立它們更低的成本拖延它們。」在亞洲，這些努力應集中於中共利用來設立經濟和安全準則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和亞洲相互協作與信任措施會議(CICA)。杜如松寫道。
中共取代美國的大戰略自鄧以降一以貫之
杜如松在闡述中共30多年、歷時鄧、江、胡、習四屆領導人、一直實行的削弱美國、取代美國秩序的大戰略時說，根據中國不同時期對自己實力的權衡，這個大戰略分為三個時期。
第一階段從1989年到2008年，「它始於天安門事件(1989)、海灣戰爭(1990-1991)和蘇聯崩潰(1991)，這三大導致北京加劇對美國威脅認知的事件之後。」杜如松寫道。
在那之前美中曾是對抗蘇聯的准盟友。但三大事件發生後，「這一切突然發生了變化，」杜如松寫道。
「天安門廣場發生的抗議活動提醒北京注意美國的意識形態威脅，海灣戰爭的迅速勝利提醒北京美國的軍事威脅，失去蘇聯這個共同對手提醒北京美國的地緣政治威脅。很短時期，美國很快替代蘇聯成為中國首要安全問題，從而產生了一個新的大戰略，一場長達30年代取代美國實力的鬥爭誕生了。」杜如松指出。
「韜光養晦」——收斂鋒芒、等待時機，是鄧小平隨後為中國降低美國遏制風險、削弱美國對中國影響力、為中國的自主發展提供條件的「戰略方針」。
書中講了1989年7月1日，時任老布殊總統國家安全顧問的斯考克羅夫特，在六四鎮壓後不到一個月秘密訪華的故事。在全世界譴責中共暴力鎮壓聲中，斯考克羅夫特代表布殊總統安撫北京，指制裁行動實為輿論所迫，希望維護美中關係。但其努力遭鄧小平「嚴厲批評」，指美國介入「反革命暴亂」太深。之後，鄧小平公開指美國和西方國家「真的希望中國動亂」，「企圖在社會主義國家實現向資本主義的和平演變。」
在之後的近20年裏，時任中共領導人的江澤民和胡錦濤，都一直明確將美國定義為中共的主要威脅，把美國當作中共大戰略的重點對象。
杜如松論述了鄧小平的韜光養晦，認為這並不是一項永久性戰略。他說，韜光養晦其實是鄧小平「冷靜觀察、沉着應付、絕不當頭、有所作為」24字戰略方針的濃縮。在鄧、江、胡的許多內部講話中都明確地將此與中共當時實力相對於美國較弱聯繫在一起。因此，這是一個爭取時間、自主發展的「工具性和有時間限制的戰略」。
北京視全球金融危機為轉守為攻的機遇
杜如松認為，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中共啟動了直到2016年結束的第二次取代美國戰略，「其目的是在尋求在亞洲建立中共區域霸權的基礎。那場危機讓北京視美國勢力在減弱，使中共更大膽推行更有信心的政策。」
杜如松在書中寫道，對鄧小平「有所作為」做出修改的第一人是胡錦濤。在2009年，在一次對外交人員的講話中，胡錦濤在鄧小平的「有所作為」前加了「積極」兩個字——「積極有所作為」。「中共不再只對削弱美國實力感興趣」，而是「顯示了要在亞洲建立地區秩序的轉變，」杜如松寫道。
書中有一段有趣的描述：時任中共外長的楊潔篪在2010年東盟地區論壇上說，「中共是一個大國，其他是小國，這是事實，」這句話震驚了該地區許多國家。在此之前，希拉里國務卿在論壇上批評中共的南中國海主張，楊一改平時和藹迷人的態度，氣沖沖地離場一小時。
在那一階段，中共在軍事上，「從僅關注通過海上拒入，強調地雷、導彈和潛艇來削弱美國力量，轉變到通過海上控制和兩棲能力建立地區秩序，強調航空母艦、能力更強的水面艦艇、兩棲部隊、海外設施，以及它曾經忽視的各種能力。」杜如松說。
在政治上，北京率先推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並將此前默默無聞的亞洲相互協作與信任措施會議(CICA)提升到安全領域的制度化程度，「希望這兩者都有助於按照自己的喜好建立區域秩序。」杜如松寫道。
在經濟上，全球金融危機幫助北京擺脫防禦性經濟狀態，轉而推進能使中共建立自己的脅迫性、自願性經濟能力的經濟國策。「這一努力的核心是『一帶一路』計劃，其對鄰國強力使用經濟國策，試圖獲得更大財政影響力。」杜如松寫道。
習近平看準「百年未見之大變局」以取代美國
2016年，在英國脫歐和特朗普當選之後，在習近平「百年未見之大變局」口號下，中共啟動了第三次取代戰略，這次是在世界範圍內擴大其削弱美國和建設自身的力度，以取代美國作為世界領袖的地位。
「從中共的角度來看，這兩起事件令人震驚，」因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正在退出他們幫助建立的國際秩序，創造了中共領導人和外交政策精英們所稱的『歷史機遇期』，以將國家的戰略重點從亞洲擴大到更廣泛的全球及其治理體系。」杜如松寫道。
在這種背景下，加上2020年新冠病毒（中共病毒）大流行，習近平進行了戰略調整，將在爭奪全球領導地位的競爭中趕超美國作為其最終目標，
在政治上，「北京將在全球治理和國際機構中發揮領導作用，以犧牲自由為代價推進專制規範，分裂美國在亞洲和歐洲的聯盟。」
在經濟上，「削弱支持美國霸權的金融優勢，在美國去工業化的同時，從人工智能到量子計算，搶佔第四次工業革命制高點。」
在軍事上，「中國人民解放軍將成為一支在世界各地設有軍事基地、能夠在多數地區甚至新領域捍衛中國利益的世界級軍隊。」杜如松寫道。
「我認為杜如松這本書最重要和最有價值的一件事，是他駁斥了中共的行為在很大程度上歸因於過去幾年習近平的性格和個人野心的說法。」美國國家利益中心研究員海爾告訴美國之音。「而且杜如松非常明確地指出，中共行為和戰略中的多數趨勢早於習近平就出現了，對於中共戰略的演變而言，基於歷史和系統的實力趨勢失衡，比僅僅是領導人的個性更為根本。」海爾說。
美國亞洲協會主席、澳大利亞前總理陸克文(Kevin Rudd)在對該書的評語中寫道：「《長期博弈》呈現了美中關係辯論中很大程度上長期忽視的東西：從歷史的角度洞察中國列寧主義體制和戰略的本質。」
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21世紀中國中心主席謝淑麗(Susan Shirk)寫道：「『中國想要什麼？』杜如松根據豐富的中國文件和行為證據提出了一個有說服力的案例，即中國的一貫戰略一直是取代美國。他說服了我重新審視我對中國的目標是開放和可塑的觀點。他引人入勝的著作應該成為研究中國領域的經典之作，成為每個試圖了解美國對華最佳戰略人士的必讀之物。」
提出「修昔底德陷阱」概念的哈佛大學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寫道：「一本與中共挑戰搏鬥的必讀之作。杜如松對中國的中文文件的仔細分析有力證明了中共正在推行顛覆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的大戰略。」
美國前國家安全副顧問博明(Matt Pottinger)寫道：「運用原始資料和清晰分析，杜如松揭秘了過去30年北京的大戰略。一廂情願的思想家將無法對這本出色著作的核心發現提出任何可信的反駁。」
批基辛格看衰美國的悲觀主義
在《長期博弈》結論部分，杜如松指出，目前美國正處於其近代歷史上第五次衰退主義(Declinism)浪潮中。在杜如松看來，對美國抱悲觀主義態度的人有着看衰美國和看強對手的一體兩面特徵。
具諷刺意義的是，杜如松在批評看衰美國的悲觀主義時，用來作為靶標的卻是半個世紀前為美國打開中國大門的亨利·基辛格博士(Henry Kissinger)。
他講了一個故事：1970年11月時任美國海軍上將的埃爾默·祖姆瓦爾特(Elmo Zumwalt)和國家安全顧問基辛格坐火車前往觀看一場足球比賽。他們在車廂里的交談中為蘇聯在軍事平衡中的優勢而感到煩惱。
祖姆瓦爾特回憶說，基辛格認為，「美國像許多早期文明一樣，已經超越了自己的歷史高點，」「美國缺乏耐力去對抗俄羅斯人，」鑑於這種趨勢，基辛格說：他的工作就是「說服俄羅斯人給我們可以得到的最好交易，(因為)認識到歷史的力量有利於他們。」
基辛格後來否認他這麼說過，但是杜如松指出，「事實上，上世紀60年代基辛格公開寫過美國衰退的文章，並在上世紀整個70年代在接受媒體採訪時經常談到這一點。長期以來，他對美國的地位相對於蘇聯的悲觀態度是眾所周知的。」
杜如松認為，50年前的悲觀情緒在美國重新出現了。「美國正面臨巨大的國內壓力，而一個正在崛起的大國出現在地平線上」，「今天基辛格論點的翻版可能認為，中國主導全球製造業，高科技領域日益與美國相媲美，從購買力看擁有比美國更大的經濟，有一支世界上最大的海軍，並比多數國家更好地處理了百年僅見的大流行，成為2020年唯一避免衰退的大國。相比之下，在北京、甚至在華盛頓的許多人認為，美國陷於毫無希望的分裂和僵局，治理體制不斷惡化。」
杜如松問道：「面臨歷時數年的大流行、工業侵蝕、債務膨脹，民主受損以及全球聲譽下降等問題。基辛格的悲觀情緒可能是必然的嗎？」
「陷入宿命論也許為時過早，」杜如松繼續寫道。他說，「上世紀美國發生過4次衰退主義浪潮，第一次是1930年代的大蕭條。但經過羅斯福總統的新政計劃重塑了美國。到戰後美國又回到了最佳狀態。」
第二次出現在1957年，當時蘇聯發射了第一課人造衛星「史普尼克1號(Suptnik)」。但之後美國建立了聯邦支持的科研和教育機構，使美國在後來數十年裏成為太空科技領導者。
而20世紀60年代到70年代的第三次衰退主義浪潮最為漫長，美國經歷了社會動盪和政治暗殺：布雷頓森林貨幣體系崩潰和停止性通脹的到來；尼克遜總統被彈劾和西貢政權倒台。但是最終這些事件帶來了調整和更新。社會動盪推動了民權改革，彈劾行動重申了法治，布雷頓森林的崩潰帶來了美元的統治地位，越南的失敗結束了徵兵，蘇聯入侵阿富汗加速了其崩潰。
第四次衰退主義浪潮發生在1980到1990年代，以工業侵蝕、貿易逆差和日益嚴重的不平等為特徵，促使麻州參議員宗加斯(Tsongas)在競選總統時提出冷戰結束，日本贏了的口號。但美國還是成功地利用信息技術革命，宗加斯發表上述言論後十年，美國被譽為無與倫比的超級大國。
現在，當美國處於第五次衰退主義浪潮中時，杜如松說，悲觀主義者往往忽視了美國對中國的優勢，「人口年輕、財政優勢、資源豐富、邊界和平、聯盟牢固、經濟創新。此外，在中國崛起的40年裏，美國一直佔據着世界GDP的四分之一，這不是偶然的。」他寫道。
杜如松說，悲觀主義者也忽視了美國的吸引力。「美國的軟實力來自其開放的社會和公民的信仰。喬治·弗洛伊德遇害事件發生後的抗議活動，被中國錯誤地視為美國衰落的標誌，但卻是反映了公眾為實現美國創始價值觀而進行的鬥爭，這種價值觀吸引了全球觀眾。」
杜如松寫道，對美國來說，衰退與其說是一種條件不如說是一種選擇。「下行的道路貫穿於美國兩極分化的政治制度中，與此同時，遠離衰退的道路可能進入一個罕見的具有兩黨共識的領域：美國需要迎接中國的挑戰。」
他引述政治學家亨廷頓的話說，每一次美國的衰退這個國家都展示了「一個不尋常的自我糾正能力」，而唱衰美國的人每次都扮演了「防止他們預見情況發生的不可或缺的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