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不戰而敗：中國的國力是如何煉成的》一文，分析美國對華政策的戰略錯誤：將中國納入世界體系，通過發展經濟，促成中國的民主化。本文分析的則是戰術上的錯誤。美國設想的對華合作、影響，除了通過WTO的經濟牽引之外，還希望通過各種文化交流。美國是世界超級大國，有充分的制度自信，因此各種交流變成以下結果：美國對中國撤除所有籬笆，對中國施加的種種限制採取無視與容忍之態。如果美國有人提到對等交流，還會被斥為「冷戰思維」，認為這種對等只會招致更大的報復。
戰術錯誤之一：對不履行承諾不予懲罰
中國可以在美國可以辦一切自身想辦的事情，讓中共稱之為「海外統戰三寶」的華文媒體、華文學校、華人社團，不僅是中共組織動員美國華人的組織系統，在2020大選中還成了介入各地選舉的重要力量。華人的自組織能力並不強，如今在海外如美國發展成這種有組織力量，成為中共對美紅色滲透的長臂，是中共長期培養的結果。中國很注意組織海外華人為國家目標服務，國務院僑辦2009-2010年度課題《美國華僑華人與中國軟實力》談得非常明白：華文學校是華人在美國推廣中華文化的重要平台之一。華文媒體在傳播中華文明（實際上是中共政治文化），華人社團百人會更是在形塑美中關係方面發揮了重大作用。以及推進所在國與中國友好合作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關於這些的詳細分析，請見本人研究中國大外宣的專著《紅色滲透：中國媒體全球擴張的真相》。
但美國卻無法在中國開辦媒體、學校並組建社團，即使是被允許的活動，也必須接受中共當局的監視。
以傳媒業為例，中國加入WTO時信誓旦旦地承諾五年後將陸續開放傳媒業與金融業，但從未履行承諾。新聞集團的傳媒大亨默多克為了進入中國，從1990年代末開始，就開始對中國進行感情投資，為了打入中國傳媒市場，甚至為自己找了一位傳說有國安背景的中國妻子鄧文迪，但這段蜜月在中國加入WTO不到五年就宣告結束。2005年9月20日，美國的Bloomberg刊登了「默多克說新聞集團在中國撞了牆」（Murdoch Says News Corp. Has Hit『Brick Wall』in China）一文，談到在紐約一場由美國前總統克林頓組織的會議上，默多克承認新聞集團試圖進入中國市場的計劃觸礁。此前，他與美國中美商會會長Robert Kapp一樣，是世所公認的中國政府的「好朋友」。在這兩位的嘴裏，中國被描繪成世界上最有增長潛力、值得任何商界人士不惜任何代價與之合作的投資寶地。至於中國媒體是否是真正的自由媒體，中國人民是否有言論自由與人權，默多克從來不談。連他這種「好朋友」都被中國政府拒之於門外，別人更加別想敲開這道門。
但美國作為當年力主接受中國加入WTO的重要國家，從來沒有要求中國履行這方面的承諾，重點放在金融業的開放上。當然也從未提任何懲罰措施。
戰術錯誤之二：自廢武功，放棄對等原則
中美間長期不能對等交往，中國方給出的理由竟然是雙方體制不同，美國承認而且表示理解。中共政府如此耍賴並不出奇，這是慣性；出奇的是美方每逢有人提出要在中美間對等交往原則時，就有美國政界學界人士出面反對，即使是不對等交往的受損者，也會表達以下意見：如果要求對等交往，就是恢復當初與前蘇聯的冷戰模式，不利於中美關係。
從中國恢復對外交流以來，哪怕是入世承諾五年後開放中國媒體市場，但外媒仍然很難打入中國市場；但中國卻堂而皇之、毫無限制地進入他國從事文化宣傳工作，媒體權力明顯失衡。美國政界終於發現，中美兩國政府媒體從業者進入對方國工作的人數嚴重失衡。為求公平起見，2011年9月，美國共和黨資深議員戴納·羅拉巴克（Rep. Dana Rohrabacher, R-CA)等3名國會議員擬定了一份《2011大陸媒體互惠法案》，要求美國國務院給希望進入美國工作的中國國家媒體工作人員簽證，要等同於中國給美國國家媒體人員簽證的數量。羅拉巴克議員辦公室指出，2010年度約有650名中國公民持I簽證，也就是國際記者簽證進入美國工作，但美國只有兩名為美國國際廣播局工作的記者被允許常駐中國，該法案要求中國國有媒體派駐美國的採編人員數量不得超過美國國有媒體派駐中國的採編人員數量。
經過交涉之後，中國政府同意美國國有媒體美國之音向北京派駐記者。這輪對等要求成了這個比較可笑的結果，是因為羅拉巴克爾議員的提案忽視了一個問題：美國媒體基本為私人資本所有，政府撥款的國有媒體僅有美國之音、自由亞洲電台、自由歐洲電台等少數幾家傳播機構。而中國的情況與之完全相反，媒體並無私家經營的。雙方新聞管理體制的差異決定兩國政府媒體「簡單的人數對等」是不可能實現的。
這個回合，美國之音得以派出駐京記者。從那以後，紛紛開辦中文網頁的美國主流媒體放棄進入中國的夢想，少數駐華記者因為沒法放棄一些十分吸引人的新聞題材，比如《紐約時報》利用中共十八大權力鬥爭時向外放風的有意泄漏的資料追蹤採訪，寫了一些揭露中共黑幕的文章，其中有《總理家人的隱秘財富》、《溫氏家族與平安崛起》，中共對此不滿，《紐約時報》記者儲百亮（Chris Buckley）、王霜舟等都因簽證申請得不到批准而被迫離開中國大陸。在此之前，《紐約時報》因巨額負債而出售大樓，最後與其他幾家主流媒體走上依附美國某一政黨與中共的道路，詳情見本人的《中國大外宣那條看不見的戰線》。
真正的不對等不是數量，而是採訪自由
但真正的不對等被忽視了：中國媒體在美國擁有充分的採編自由，而美國媒體在中國的採編自由被完全限制，從2010年開始（京奧當時已經開過），駐華外國記者協會（Foreign Correspondents』 Club of China，簡寫 FCCC）每年發佈的《年度工作條件報告》（FCCC Working Conditions Report），主要內容就是指出在華外媒的工作環境與國際標準相去甚遠，都脫離不了以下內容：「處處受限、屢屢被騷擾，助手被威脅，採訪對象被恐嚇。長期派駐中國的外國媒體記者不得不時時刻刻面對各種有形、無形的壓力（FCCC Working Conditions Report2016），2020年又添新內容，批評中國把COVID-19疫情當成「控制記者的新手段」，導致2020年，中國「媒體自由迅速縮減」（FCCC Working Conditions Report2016）。
體制差異成為美國容忍中國不公平對待美國駐華記者的理由，這聽起來非常荒謬，但一直很有市場，討論這事的美國各界人士自認為理由充分。就以時間距離最近的2020年為例，美國川普政府以《外國代理人登記法》對中國駐美官媒實施限制，而中國則以驅逐美國記者作為針鋒相對的報復。當時，美中政策工作小組就如何解決美中兩國在互派記者問題上的爭端進行了探討。該工作小組的共同主席、21世紀中國中心主任謝淑麗（Susan Shirk，1997年-2000年克林頓政府期間任美國國務院負責對華政策的副助理國務卿）在會上說，美中兩國目前可以借鑑美蘇冷戰的做法，兩國通過發放簽證將雙方互派記者人數設定具體的限制。當時的情形與今天的中美兩國情形一樣：蘇聯記者均為共產黨官方宣傳機構人員，而美國常駐蘇聯記者是私營媒體的新聞業者。
但謝淑麗的建議沒得到回應。反對者來自新聞界。擔任過《華爾街日報》和《華盛頓郵報》高級編輯、目前是媒體投資公司「北方基地媒體」（North Base Media）的共同創辦人、執行董事的馬庫斯·布勞奇利（Marcus Brauchli）認為，這個冷戰式的交易，並不是一個好的解決方案。他在研討會上說：「我原則上反對這樣做，因為我對任何要求美國政府代表媒體進行談判的做法感到擔憂，因為它印證了一些中國人的看法，即媒體是國家機器。」因此他建議將信息審查當作貿易問題——布勞奇利這種說法完全是自欺欺人，因為不管美國人如何認為，中國的媒體就是國家宣傳機器，這也不是一些中國人的看法，而是中國的現實。
被取消簽證的《紐約時報》駐華記者儲百亮（Chris Buckley）也反對採用冷戰模式，他在會上說：「如今的中國不是蘇聯。我認為，它對（美國採取的）任何針鋒相對的做法做出的反應方式都會與蘇聯不同。」在他看來，在中國國內越來越收緊對信息和輿論的控制之際，中國政府很難在讓外國記者有更多接觸的問題上做出重大的讓步。他的反應與其本國駐蘇聯的前輩一樣。美國公共外交諮詢委員會1986年向國會和美國總統提交的一份報告顯示，當時經常發生的情況是，儘管美國記者受到蘇聯當局的攻擊，但是該記者所屬的新聞機構可能會敦促美國政府不要採取報復措施，因為他們擔心這會影響到該機構與莫斯科的關係，從而落後於它們的美國競爭者。
上述細節說明，在對華交往中，不僅有對華戰略存在的問題，在戰術即具體做法上，當事者出於各種考慮，比如布勞奇利出於利益的考量、儲百亮職業繼續的考量，都在自撤籬笆。須知美國本是一個極度開放的國家，只有一道輕易可拔除的籬笆。但上述做法，是乾脆連這道籬笆都撤掉的做法。美國方面輸在意志力，而非實力。
這是在美國人還認同獨立宣言與美國憲法，對美國有共同的國家認同時發生的事情。如今，當1619項目公然挑戰美國的1776為立國之始，國歌作者的塑像被推翻，美國的軍事實力雖然猶在，但在對峙初期，中美對峙比的是意志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