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屠殺改為勸降
自1927年以後，國民黨對共產黨人一直採取屠殺政策，並制定了《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這個嚴酷的法律是白色恐怖的體現，但並沒有達到徹底消滅共產黨和進步力量的作用，反而激起了更大的反抗。顧順章對此有親身感受，他勸說陳立夫和徐恩曾：對共產黨人不要採取殺害的愚蠢做法，而要做說服轉變工作，讓他們脫離共產黨，或叛變自首，被培養為「細胞」，潛伏在共產黨內，幫助國民黨破獲共產黨機關和組織。
顧順章建議：發現中共嫌疑對象，並不馬上逮捕，而是將他定為「說服對象」，派特務秘密到他家，或者將其帶到偏僻的茶館和清靜的馬路邊，先問生活、工作情況，再試探他對共產黨的看法和態度。開始對方不會承認，特務就威逼利誘說：「你有妻兒老小，全家靠你養活。你參加反動組織，擾亂社會治安，萬一被捕，你的家庭不也要受到牽連嗎?我們為了挽救你，希望你早點向政府自首，這樣既可以保證你的前途，又可以保證你的家庭安全。何去何從，你要三思。」這樣做的效果非常明顯。因為「說服對象」多是基層黨員，他們有職業、有家庭，害怕失業。這樣的談話，他們一般不會向上級組織匯報，怕受到懷疑，被斷絕組織關係，更不敢逃跑(因有家庭拖累)。所以，多數人在經過兩三次談話後，就辦理了秘密自首手續。然後又被派回到中共組織，成為隱藏在中共內部的「細胞」。
對於被捕的共產黨人，顧順章指出：「審訊政治犯，若用嚴刑拷打的方法，絕對不能解決。應以談話的方法，探求其口供。」其方法是：
A、要審查對方的一切：1.須明了其等級，高級領袖，中級幹部，抑是下級幹部。2.須知道他的知識、程度及家庭情形。3.須知道他的態度及性格。
B、談話時態度要誠懇，並且要內行，問其思想、路線及所知機關等。
C、有時安慰之，有時欺騙之，或真或偽，不能給他知道自己的本來面目。茲舉數點：1.你不要害怕，不會捕到即槍斃的。2.假使派你擔任工作，你會怎麼樣呢?3.我以前同你一樣的，你不知道嗎?
對嫌疑犯的談話，要注意需要，以博其同情而得到口供。如問：1.你要帶信回家嗎?我給你帶去。2.你要被單、蓆子和衣服嗎?3.你知道牢內的一切規則嗎?
什麼樣的對象可以促使其叛變呢?顧順章指出：最重要的是觀察他的思想及日常生活嗜好。例如：
「一個人的一切一切，全以自私自利做根據，只求保守自己，不願多管閒事。對於社會上不公平的事，毫不關心，甚至連批評都不批評。這種人沒有一點丈夫氣概，不獨不能充當革命戰線上的戰士，連一個忠實的朋友都不夠資格。因為在你有患難時，他不但不來幫忙你，反要投井下石。」
「口裏不斷地喊着平民化，而他的日常生活完全是貴族化，我們可以知道他的內心中仍然充滿着升官發財的思想。」
「口裏儘管喊着廉潔奉公，不要做貪官污吏，但他嗜好打牌，狎妓，和姨太太一起去玩遊藝場，這種人事實上一定不會廉潔的。」
顧順章說的這些人是有所指的，在上海中央機關，確實有些人作風不正。這些人多數是共產國際任命的領導人，他們沒經歷過1927-1931年的嚴酷鬥爭，唱着國際路線的高調，拿着國際經費，在租界過着優裕的生活。一旦被捕，最先反水的往往是這些人。
高級幹部的腐敗導致組織破壞
通過「自首政策」，國民黨特務運用恩威並施、軟硬兼施的策略，特別是對中共負責人進行瓦解和勸降，達到消滅黨組織的目的。1931年7月，國民黨破獲上海中共中央宣傳部和《紅旗日報》機關，中共中央委員羅綺園、楊匏安等16人被捕。起因是羅綺園生活腐化導致的桃色案件。
羅綺園，廣東番禺人，1922年底加入中國共產黨，是廣東早期的共產黨員之一。1924年主持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培養大批農運幹部。1927年12月參加廣州起義，擔任農軍總指揮。起義失敗後，羅綺園又到上海工作。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以後，擔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
羅綺園有光榮的奮鬥史，但是他生性風流，在此期間，他借「住機關」之便，強迫同志的妻子陳小妹與他同居。陳小妹不願意，向丈夫胡某訴苦，胡某本來對領導上這種做法非常忿恨，忍無可忍之下，胡某去向國民黨特務機關舉報。徐恩曾回憶：「在一天的早晨，胡君引導我們到馬斯南路(今思南路)一幢很華麗的巨宅中，把他的愛妻接出來，並把羅綺園捕到。
說來非常不幸，羅綺園被捕後，楊正巧來到機關，因此一同被捕。羅綺園被捕後，很快投誠，供出了宣傳部的機關和其他人。大革命國共合作期間，楊匏安知名度很高，蔣介石又知道他受過共產黨的處分，便實施勸降。楊匏安堅決不降，1931年8月被殺。羅綺園雖然投誠，但其價值有限，也被國民黨當局槍斃。獲悉羅綺園叛變的消息後，1931年8月28日，中共中央通過《中央關於叛徒羅綺園、廖劃平、潘問友的決議》，決定永遠開除羅綺園等人的黨籍。
由於機關不斷被破壞，反水者日益增多，周恩來、王明等人在1931年底離開上海。1933年臨時中央負責人張聞天、博古離開上海前，把工作交代給李竹聲。李竹聲(1903—1973)，安徽壽縣人。1925年加入中共，1926年10月赴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是王明宗派骨幹之一。1931年回國後升為臨時中央政治局委員。博古離開上海前，指定李為中共上海中央執行局書記。
李竹聲心胸狹隘，動輒打擊異己，在黨內影響很壞。張國燾夫人楊子烈當時住機關，她回憶：「瞿秋白到蘇區後，常常託交通同志帶信給楊之華。有一天李竹聲和黃文杰在新閘路我的住處開會，李竹聲對黃文杰說：『你看瞿秋白這個傢伙，又給他老婆捎信來了。差不多交通同志來上海，每次都有她的信，真討厭!這次不要把信轉交給她。』我默默地坐在旁邊，未敢插言，只感到陣陣心寒。秋白走了，之華照例搬家。李竹聲派一個男同志跟之華同住，晚上他要和之華同睡一床，氣得之華抱着被褥睡在地板上。當時誰敢反抗這種可恥的措施，馬上就不給生活費!這就是當時在上海的所謂『二十八個半』對待同志的殘忍手段。」
1934年6月26日，由於線人告密，李竹聲在公共租界馬立斯新村中央機關開會時，和與會的負責人一同被捕。特務們順藤摸瓜，共破獲上海中央局及江蘇省委機關13處、逮捕18人，繳獲大量文件。李竹聲被捕後，國民黨特務向他勸降，但在理論上辯不過李。徐恩曾命令將李竹聲押往南京中統總部，改由訓練科的特務出面勸降，李竹聲終於動搖投誠，供出了上海中央局組織部長盛忠亮的住址。
盛忠亮，又名盛岳，1925年五卅運動後加入中國共產黨，從事學生運動。1926年底到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加入「二十八個半」。盛精通馬列主義理論，外語能力強，受到米夫重用。1932年底回國，未經選舉被博古等推舉為中央委員，任中央上海中央局組織部長，1934年6月李竹聲被捕後，接任中共上海中央局書記。
李竹聲的反水，導致盛於1934年10月4日在上海法租界被捕。盛忠亮被捕後，受審時一言不發，大有堅貞不屈的架勢。國民黨特務請教線人，終於找到盛忠亮的唯一弱點：他對女友秦曼雲(1908—2001，擔任中央局機要通訊工作，與李竹聲同時被捕後成為叛徒)言聽計從。徐恩曾命令將秦曼雲從南京解往上海，經過秦的勸說，盛忠亮終於投誠。盛忠亮被捕同時，國民黨還破獲了中共在上海的兩部電台，導致上海與中央蘇區的電信聯繫中斷。
楊子烈親身經歷了這段厄運時期。她回憶：「1932至1933年，上海共產黨的機構大遭破壞。地下工作人員被捕者日眾。前幾年國民黨凡捉到共產黨，不管三七二十一，有殺無赦。殺了這麼多年，共產黨還是殺不完，而且共產黨還有了游擊隊。大概當道者仔細想想也不是辦法，現在忽然改變了政策，捉住共產黨，不但不殺，而改用懷柔優待政策，使之為國民黨工作，以毒攻毒。他們用連環跟梢辦法，破獲了上海共產黨中央分局的機構。中央分局書記李竹聲第一個被捕，這自然使人吃驚!代理書記盛忠亮，不數月又被捕。黃文杰繼任代理，不久又被捉去。差不多不到半年，捉去了三個中央分局書記，上海黨的大小機構幾乎被破壞殆盡。」
「反省院」和「轉變」政策
隨着被捕的共產黨員越來越多，國民黨和中統對共產黨員的「轉變」政策也上升到制度化、規範化的程度。國民黨在南京和蘇州等地建立了「反省院」，直屬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中統)。當時最重要的「反省院」一是南京曉莊的「首都反省院」，一是蘇州「反省院」，位於蘇州盤門內銅元局前蘇綸紡織廠職工子弟小學校址內。
反省院所拘押的人員大約可分為三類：一為背叛中共不徹底的人，二為堅決不承認自己共產黨員身份的人，三為托派分子、脫黨分子以及其他思想左傾者。
反省院對送進來的「反省人」進行政治思想訓練，形式有學習、上課、訓話等。「學習」就是發給「反省人」一些國民黨理論書籍和反共文章，如戴季陶的《孫文主義之哲學基礎》等，讓「反省人」自己學習，寫出讀書筆記、思想匯報。「上課」就是由擔任訓育員的特務講。「訓話」就是聘請國民黨要人、名流學者講話。陳立夫親自到一些反省院訓話，企圖對「反省人」施加影響。凡聽課聽講的人，必須寫聽講筆記、反省筆記，送交訓育員審閱，此外，訓育員還經常找一些人進行個別談話。
反省院規定：對「反省人」的「轉變」工作以半年為一期，到期舉行考試。試題多為「對共產黨的認識」、「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比較」、「對蘇聯的認識如何」、「中蘇關係怎樣」之類，考試不及格要留級，繼續反省半年，如果再次考試再不及格，就要嚴厲懲罰。反省院的訓育員常常威脅說：「如果三期不及格者，便要槍斃!」以此造成「反省人」精神和心理上的壓力，促使他們自首。
在勸降、軟化的同時，特務也使用嚴刑拷打，達到軟硬兼施的效果。儘管這些手段殘忍毒辣，有些共產黨員並不屈服。有人寧肯留級，也不寫悔過書，不寫反共聲明。當然也有部分人經不住考驗，自首反省，投誠反水。多數人雖然沒公開叛變自首，但也沒有激烈反抗，有的也應付差事，說些軟話，爭取早日出去。
這個制度推行到許多地區。1932年8月，廣東軍閥陳濟棠派警衛旅到海南島「圍剿」紅軍。瓊崖紅軍被警衛旅剿滅，紅軍中有個女子軍特務連，龐瓊花、馮增敏、王時香等連排幹部8人被警備旅俘虜。根據國民黨編寫的《瓊崖剿匪記》的記載，這幾個女紅軍被捕後，先關在當地警察所，「旅長均許改過自新」。警衛旅調離瓊崖前，就如何處置女子軍連幹部問題請示陳濟棠。陳濟棠1933年9月7日指示「施以感化處分」。1934年，八位女子軍幹部被轉至廣州國民特別感化院。
特別感化院位於廣州河南，亦稱南石頭監獄。1927年「四一二」事件後，大批共產黨人和親共人士被關押在此，著名的共產黨員蕭楚女、熊雄都是在這裏被處決的。1933年改為感化院後，女子軍幹部被送到這裏。除了進行政治訓導外，她們在感化院裏種菜、到作坊做手工勞動。為了體現感化效果，還給她們拍集體照。1933年上海雜誌《良友》第74期發表了一張照片，題為「在瓊崖捕獲之紅軍女子模範軍先鋒隊隊長龐瓊花與全體隊員合影」。龐瓊花與王時香、馮曾敏等剪了統一的披肩短髮，穿着統一的半袖廣東傳統白色女裝。還有一張合影，是《瓊崖剿匪記》書中刊登的，這張照片上，8人穿的是統一的黑色短袖夏裝，頭髮也統一剪的短髮。
國民黨對共產黨推行的自首反省政策，導致一些共產黨高級幹部的投誠，直接導致上海等大城市中共組織的破壞。
但是也要指出，國民黨的感化政策，確實讓許多共產黨員免遭屠殺。1937年「七七事變」後，開始了第二次國共合作新局面。共產黨代表周恩來到南京、廬山、上海等地與國民黨當局談判，要求釋放全部關押的政治犯。南京、蘇州等地反省院中關押的共產黨員陸續出獄，共計有一千餘人。他們出獄後，多數去了延安。
顧順章之死
顧順章投奔中統後，徐恩曾對他抱有很大期望。徐回憶：「顧順章是上海機器工人出身，曾在莫斯科受過嚴格的特務訓練，加上他在這一方面的天才，聰明、機警和技巧都是高人一等，因此造成了他的特務工作的卓越才能。」但是徐也說顧「為人陰狠毒辣，死在他手下的同志不知凡幾，同黨的人將他比作餓了要吃人，飽了要打架的豺狼，人人都畏懼他。當我和他相處較久之後，發現他有強烈的領導欲，享受欲和殺人狂也是他的特性之一，對安分守己的正常生活，逐步顯露不滿」。
起初，顧順章還想在國民黨中顯示他的能力。徐恩曾說：「顧順章轉變之後，我們在全國各地與共產黨作地下戰鬥的戰績，突然輝煌起來，案件進行也不像從前那樣棘手，尤其破獲南京、上海、杭州、蘇州、天津、北平、漢口等大城市的共產黨地下組織的案件是和他取得聯繫的結果，由於他在共產黨內部的歷史和地位，使他對共產黨的上中級人事具有極廣泛的了解，各地共產黨的指揮機構中，更不少是他的舊部，他好像一部活動的字典，我們每逢發生疑難之處，只要請助於他，無不迎刃而解，本來是無法判罪或情節輕微的案件，經過他的指證之後，立刻可以定讞或重要性突然增加了。同時，從這些破案中，又獲得了向上追溯的機會，於是又擴大再破獲。這樣一次又一次地連續破獲，使共產黨在全國各地的地下組織受到前所未有的重大打擊，受創嚴重的地區，竟至無法恢復組織。」
但是不久，顧順章就失望了。顧順章想自己組建一個新黨，並與上海地下黨組織建立了關係。這些舉動被國民黨方面察覺了。徐恩曾認為顧是個危險人物，不除掉總是不放心。他說：「我派在他手下做事的一位工作人員(也是共產黨轉變過來的)向我報告，他有實行暗殺計劃後，逃亡江西赤區的準備，於是我們對他的最後一點希望也只好放棄了。我前後經辦和他同等重要地位的共產黨分子的自新轉變案件，不下五六十起，顧順章是唯一的轉變後又想回到敵人懷裏的一個。」1935年6月，蔣介石以通共的罪名，下令將顧順章殺掉。顧順章這個中共黨史上的傳奇人物，死時年僅32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