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民黨主席江啟臣6月15召開記者會，宣佈將向政府追究防疫失當責任，並協助就武漢肺炎疫情所受損害爭取國家賠償。具體而言，國民黨立院黨團將提案修法，要求國家提供確診死亡者每人30萬元慰助金以及250萬元補償金；一般確診者每人5萬元慰助金以及10萬元補償金。
在江啟臣這個動作之前，前衛生署長楊志良已揚言將邀請律師團為罹難者家屬提出國賠訴訟，理由是染疫還有很多黑數，「政府疫情控制得很糟糕」。國民黨立院黨團總召費鴻泰說，確診者死亡率高，是因為「醫療系統嚴重不足讓這些人沒機會活下來」。國民黨立委鄭麗文主張，台灣的疫情正在上演世紀弊案，原因是執政黨的「貪腐結構」，光靠在野黨、媒體已經很難挖掘，只剩下司法調查才能揭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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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國家負責，基礎是什麼？
對於基於什麼基礎，因武漢肺炎疫情受有損害的人，有權向政府請求賠償或補償，中國國民黨及相關人士並沒有明確說明，而是用「亂槍打鳥」的方式，提出多項主張，第一是政府防疫不力：江啟臣認為台灣武漢肺炎致死率高於全世界平均值，台灣防疫無能，蔡政府沒有善盡照顧人民義務。
第二是政府決策錯誤：江啟臣認為這次疫情的破口，是針對機組員隔離的「3+11」是錯誤政策，加上疫情爆發之時，沒有足夠數量的疫苗保護國人。這些主張，似乎指出就台灣的國內法而言，國家應為疫情所造成的損害負擔責任，在此基礎上，國民黨將協助受害者及家屬訴請國家賠償。
但國民黨主張應發放的慰助金及補償金，又說是參考《災害防救法》。但《災防法》下政府發給救助金或慰問金，是為了協助受災民眾應急需要，並不是因為政府施政有缺失。《災防法》下的補償金，是政府出於減少災情有疏散撤離或徵用物資的需要，對受影響的人所做的相應補償，跟「疫情補償」更是完全沾不上邊。
國民黨所主張的疫情慰助金及補償金，到底是基於「疫情救助」還是「國家賠償」，還是兩個都要？這兩者相容嗎？難道國民黨主張，疫情與自然災害可相比擬，由國家負完全的擔保責任？世界上哪一個國家，哪一個法制採取這樣的立場？國民黨人士說請教過律師，卻對上述議題語焉不詳，錯亂表達，顯示其提議只是討好民眾之議。
需要跟這些錯亂認真嗎？畢竟，從疫情一開始，台灣就不乏只批評不做實質貢獻的嘴炮與鍵盤防疫專家，而且其立場經常前後矛盾。就拿自國外採購疫苗來講，去年台灣防堵疫情非常成功時，上述人士質疑政府是否花費太高的價錢自國外訂購疫苗；今年疫情爆發時，同樣的一批人轉而質疑政府是否未出高價積極自國外訂購疫苗。
在鼓吹開放中國疫苗，或把接受友邦援助的台灣說成「疫苗乞丐」上，上述人士很多論調與中共官方有驚人的相似與呼應之處。另一個不用認真的理由，是中國國民黨這段期間的作為，很多是「始亂終棄」：要疫苗繞行總統府七天的行動，不就無疾而終了嗎？說要提案發慰助金及補償金，很可能也會不了了之。既然原本就是來亂的，何必認真？
但國民黨記者會中家屬所表達的情緒，其實值得認真對待。死者家屬主張，生命不應該被草率對待，受有損失應該獲得賠償。意思是，感染武漢肺炎往生，不能當成自然災害，應該有人要負責。這是自然的法感與正義觀。
問題是，「有損失就應獲得賠償」，在全球化的現代世界，不再是件單純的事。以武肺疫情來說，議題至少有： 中華民國政府是否應該負責？武漢肺炎是怎樣的事件？有沒有除了國家責任以外的國際面向？這些是武肺究責的嚴肅議題。若是能稍做釐清，應該有助於了解未來的發展方向。
「有過錯，須賠償」：歸責與因果
損害賠償的原型，是做出侵權行為之人，必須為其所造成的損害負責。台灣的《民法》第184條規定：「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這裏的幾個要件，可以用白話文來講：一、必須造成實害（harm）；二、實害系因行為所造成：這裏的行為包括作為，及應作為時的不作為，也包括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三、損害賠償責任系以過錯為基礎（fault-based）。
歸結而言，究責有兩個基礎面向：一是歸責（attribution）：責任之歸屬，是追溯到做出侵權行為之人；二是因果關係（causation）：侵權之行為，與損害的結果之間，必須有足夠接近（proximity）的因果關係：不論是侵權之行為直接造成損害，或者間接造成損害，但是在可預見（foreseeable）的範圍內。
用以上兩個要件檢視，在台灣因染上武漢肺炎死亡，是否應由台灣的政府負擔損害賠償責任？首先，造成染疫的直接因素，是病毒的傳播，不是 中華民國政府的作為或不作為。相反的， 中華民國政府的行為是在圍堵病毒傳播，防止病毒擴散。僅針對 中華民國政府究責，而對病毒起源、散播、變異等節不置一詞，是搞錯對象，甚至只是找替罪羔羊。
第二， 中華民國政府是否在保護人民的義務上，有所欠缺？在微觀的「3+11」政策上，把對機組人員隔離檢疫的特別規定說成防疫破口，並不嚴謹，因為造成破口的直接原因，是有受管制人違反規定，以及防疫旅館未切實執行空間分層隔離的規定。也就是說，造成破口的是規定未受遵守，而不是政策本身。
在宏觀上，是 中華民國政府對國民健康所負的保護義務（duty of care）到什麼程度。以武漢肺炎疫情來講，各國所采邊境管制與防疫措施，包括戴口罩、社交距離、居家、宵禁等措施的強度，各不相同，這必須由各個國家的國內法乃至政治文化來決定。
以 中華民國政府的措施來看，可以說政府及指揮中心，處處以國民健康為念，並未疏忽，對於疫情的擴大也沒有主觀的故意或輕忽的過失，不但守住台灣疫情一年多，在五月疫情爆發前後也是認真防堵控制疫情。當然，政府做的並不完美，但應該已經盡了其應負的注意義務（due diligence）。
蘇貞昌在回應立法委員質詢時說：「看到國民受苦，甚至有死亡，我們沒有照顧到百分之百好，我也覺得深感抱歉」、「發生死亡或民眾染疫，政府很遺憾，還有做的不夠好的，也要來改進，但這不是決策錯誤」，應該也是這個意思。
在這樣的事實狀態下，主張政府仍應負賠償責任，等於說政府必須為國民免於在國際上大流行的疫病，負擔保責任（guarantee）。這是否符合台灣的現行法制、政治文化上國家與人民的關係的基本想法，非常有疑問。如果 中華民國政府必須為國民免於疫病負擔保責任，是否亦應為國民免於不確定會發生的天然災害、山難風險、金融風暴，負擔保責任？由政府編列預算提供染疫者補償，也是由整體的公預算支出，我們要活在一個照顧義務如此高的國家？果真如此，為什麼獨厚染疫者，那麼社會福利、對身障者使用接近設施的改善、對托幼的公共支出，難道沒有要求國家給付的更高正當性？
國家賠償不及於政府政策
至於染疫者向國家訴請國家賠償之議，恐怕也是根本上的對國家賠償制度有所誤解。依據《國家賠償法》第二條第二項：「公務員於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時，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人民自由或權利者，國家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國家僅對公務員執行公權力之侵權行為負責，僅限於公務員之違法行為，不及於政策的決定。
這是世界上其他國家所共通的，其理由在於，政策的制定原本就必須在考量做決定當時的多種因素後，衡量局勢做成決斷。政策的決定沒有絕對的對錯，而是有所選擇，連帶的有利弊得失。允許依據事後之明，向做決策之人「究責」，會引發應下決斷者顧忌事後的責任，在做決策時有所猶豫的後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