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6月8日，一隻孔雀站在加州阿卡迪亞（Arcadia）一處民宅的草坪上引吭高歌
如今諷刺小說都成了讖語。此外，諷刺小說也越來越難寫了，即使不是不可能成文，因為現實政策的荒謬比虛構的荒唐有過之而無不及。我的故友，傑出的經濟學家彼得‧鮑爾（Peter Bauer）曾經說過，現在唯一真正失業的是諷刺小說家。
這個問題顯然存在很久了，因為彼得‧鮑爾2002年就去世了。事實上，我是在1994年第一次注意到它的。當時我發表了一篇中篇小說，虛構了一個連環殺手，用自由主義的刑罰學和社會學的論點為自己辯護，證明他在道德上遠勝於任何知道他的案子的旁觀者。
令我驚訝的是，一位我素來尊重的評論家認為，我的諷刺作品是一篇直截了當的道德哲學論文，並且我真的認為一個連環殺手並不比普通公民更壞，也許更好。
巧合的是，一位英國最臭名昭著的連環殺手不久之後出版了一本回憶錄，幾乎完全吻合了我的中篇小說中的論點。諷刺小說情節如此迅速地變成了現實，以至於很難再認為它是虛構的。
本周，我的注意力被美國鳥類學和觀鳥界的一場可怕的危機所吸引。根據2011年進行的一項調查，93%的美國觀鳥者是白人，只有4%是黑人。
自調查公佈以來，美國花了十年的時間才對這種不公正的差距採取行動，這表明美國的種族主義有多麼嚴重。
預防觀鳥的官員
當然，有幾種解決這個問題的可行性方案。至少從概念上和理論上說，最簡單的是完全禁止觀鳥活動。如果沒有觀鳥活動，就不會存在觀鳥者之間的種族差異。
當然，我認為這個方案可能有點小問題。首先是對觀鳥的定義。你要盯着鳥看多久才算觀鳥？是必須要四處找鳥，還是一不小心看到一隻鳥就足以構成觀鳥罪？
此外，執行起來也有點小麻煩。你如何確保人們不會偷瞄或者非法觀察鳥類超過允許的時間，比如說10秒鐘？
毫無疑問，在城鎮用錄像機可以解決這個問題，但在農村或荒郊野外怎麼辦呢？
還得有預防觀鳥的官員，必須配備長焦鏡頭，而且還可以直接抓人。反正我們已經是負債纍纍了，再多養活幾千名公務員也不沒什麼大不了的。但是，他們能否有效地制止觀鳥行為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非法觀鳥應該受到什麼懲罰呢？我建議在養雞場強制勞役一段時間。畢竟，這也是罰得適得其所了。
另一種方法是有選擇地壓制或清除白人觀鳥者，這樣就可以改善白人與黑人觀鳥者的比例。
再或者，把年輕的黑人強拉硬拽到觀鳥隊伍里來，直到他們能夠證明自己看到並識別了一定數量的物種，不然就別想脫身。
社會的不公正
也許我應該在這裏指出，我並不反對鼓勵年輕人去觀鳥。
有一次在巴西一個中等小鎮上，我參觀了一所學校，那裏的老師嘗試培養學生對周圍的自然界產生興趣，將他們的注意力從和朋友聊早餐吃了什麼、什麼顏色的口紅最漂亮等等的手機屏幕上，轉移到繁茂的大自然中。
老師們在校內牆上張貼了很多當地豐富多彩的鳥類圖片來吸引學生。我不知道這一嘗試是否有效，但對我來說，這種努力是值得稱讚的。
如果青年黑人的注意力能夠從嘻哈文化轉向鳥類學，我認為這都是好事，任何正派人也不會阻止他們。
經過一番推理就會發現，觀鳥不是一種單純無害的消遣（雖然我知道觀鳥者具有很強的競爭力），而是社會不公的表現，這種不公平是黑人觀鳥者相對較少的原因之一。
另一個原因是許多鳥類的名稱，通常是根據第一個將它們描述為獨立物種的人命名的。事實證明，有些名稱出自於南方聯邦（Confederate States of America，19世紀下葉成立，試圖脫離聯邦，引發美國南北戰爭），或許是觀鳥的將軍或前將軍，或其他不受歡迎的人。
正如一位黑人觀鳥者所說：「改鳥名運動是人們日益意識到，觀鳥需要更具有包容性。」
另一位說，「道德上令人厭惡的人的名字並不能告訴我們任何關於鳥類的信息。」當然，通常任何人都有令人厭惡的地方。
憤慨
在我看來，這種憤慨充滿了創造性：如果道德敗壞者的人名不能告訴我們任何關於鳥類的信息，那麼如果在這個普遍道德懷疑的時代還有道德楷模的話。他們的名字也同樣不能。
因此，以某個人的名字來命名鳥類這件事本身沒有得罪人，而是名字被命名的那個人存在的道德缺陷。
當然，道德義憤是人類所知的最愉快的情緒之一，而且與大多數其它愉快情緒不同，它幾乎可以無限期地持續下去，毫無疑問，它會不時發現一些值得憤慨的話題而義憤填膺一番，就像給酒杯里再續點酒。
道德上的憤慨讓人非常放心。如果你感到憤憤不平，你一定是慷慨激昂的，而且肯定不會有錯。因此，道德義憤令人陶醉又上癮。
這就是為什麼當鳥類被重新命名，並且所有人口群體在觀鳥者中都有平等的代表權（我幾乎不需要指出，僅在這裏就有無數不滿的可能性）時，整個隊伍將繼續前進。
那麼接下來是不是就輪到植物學家、真菌學家、魚學家、昆蟲學家、爬蟲學家和古生物學家了？要做的事情還多着呢。
原文Birdwatchers Must Be Made to Embrace Diversity and Inclusion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作者簡介：
西奧多‧達爾林普爾（Theodore Dalrymple）是一名退休醫生。他是《紐約城市雜誌》（City Journal of New York）的特約編輯，共撰寫了30本書，包括《底層生活》（Life at the Bottom）。他的最新作品是《禁運和他它故事》（Embargo and Other Stories）。
本文只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大紀元時報》的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