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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王同竹先生:人亡詩毀兩不存

—酈曼茵女士訪談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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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今——從修改教科書到修改憲法;憶往——看「文革」史實與終身領袖

在前面節目中談到,前不久中國教育部推出新版八年級中國歷史教科書送審本,其中刪去了原教科書中「文化大革命」一課,將有關「文革」的內容與「十年探索」合併歸入第六課,題目是「艱辛探索與建設成就」。把以前課本中「毛澤東錯誤的認為」中的「錯誤的」這三個字刪去,改為「毛澤東認為」。

近日一年一度的中國「兩會」正在北京舉行。在3月5日中國全國人大會議上,秘書長王晨正式公佈了憲法修改草案,其中刪除了 中共國家主席、副主席的任期限制,並把所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寫入憲法序言。修憲內容還包括,私有財產可以被徵用等等。

從修書到修憲,使越來越多人回憶起「文革」歷史,回憶起毛澤東作為終身領袖時代自己的親身經歷。

酈曼茵:習近平如果以前三十年來否定後三十年,那不就是要回到毛澤東時代嗎?

現在在美國的退休專業人士酈曼茵女士在「文革」中因南京一起所謂「反革命集團案」被判刑十五年。

該案所謂「首犯」、俄文翻譯王同竹和他的妹夫、數學專才孫本橋,以及朋友、英語專才姚祖彝被判處死刑,於1970年7月被槍殺。

對當年南京這一盡人皆知的大案,現在年輕的人們已經所知甚少。

近日我採訪了現在住在洛杉磯的已經81歲的酈曼茵女士,訪談的話題從中國教育部修改教科書談起。

酈曼茵:「我想,這個事情當然是跟習近平的領導有關係。習近平這個人,我覺得他作官幾十年好像也沒有什麼政績可言。而且在他上台作了總書記以後,也沒有什麼理論上的闡述。

但是他第一次講話引起我注意的就是那個『前三十年和後三十年』的問題。他說『不能以後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也不能以前三十年後否定後三十年』。我當時就覺得他的說法不但奇怪,而且根本無法成立。明明這後三十年就是對前三十年的否定,他為什麼說不是呢?如果以前三十年來否定後三十年,那不就是要回到毛澤東時代嗎?

所以,他這個說法,當時我覺得好像是搞調和折衷,既肯定毛澤東時代,也不否定鄧小平的『改革開放』。

當然了,他不否定『改革開放』,那是因為他一定明白,如果不用資本主義的辦法來搞經濟的話,經濟根本搞不上去。那就會國弱民窮,中共也沒有繼續統治的合法性。所以他不能否定『改革開放』,他還是必須用資本主義的辦法來搞經濟。只是他在意識形態上要堅持毛澤東的那一套,這個已經由他五年來的一些做法都證實了。

那麼,這樣來看,他要用一種比較隱蔽的手段來逐步肯定『文革』,那也就不難理解了。」

酈曼茵:「文革」是一場浩劫,毛澤東不把老百姓人命放在眼裏,根本不在乎死多少人

酈曼茵:「現在新編教科書的說法,是要把毛的錯誤……這是中共說……毛是『錯誤』,但是要用我們的觀點來說,不僅是錯誤,而是罪惡。他把毛的錯誤要合理化、榮耀化,要把『文革』說成是一個『偉大的革命家對社會主義實踐的一種探索』。可是對於數以億萬計的『文革』受害者來說,還有對於全中國來說,從經濟、文化和教育上都因為『文革』而受到全面破壞的中國來說,對倒退了幾十年的歷史來說,『文革』都是一場民族浩劫。不但在中國的歷史上是前無古例的,而且在世界的歷史上也是絕無僅有的浩劫。

所以,我們絕不能承認這是一種什麼『探索』。這種『探索』,如果說是要以千萬人頭落地、不顧人民死活、不顧國家安危……這樣來『探索』的話,這種『探索』還有什麼意義嗎?這種『探索』還是有任何理由可以成立的嗎?

西方人確實也有一些學者認為,毛澤東是『理想主義者』,認為毛澤東老是對現狀不滿,所以就要不斷地『革命』,而他搞『文革』,也就是因為有這種『理想主義』是原因。我的一位哲學教授,也是這樣看法。

這個話不能說全錯,因為毛澤東確實是想一步登天,他總想在他活着的時候讓中國進入『共產主義』,那他就太『偉大』了,他搞『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就是這種思想支配。後來雖然失敗了,他還是不甘心。而在『文革』的時候,他又要把原來的學校都打爛,想另外搞一套,因為他認為原來的教育體系是資產階級的。

這些你可以說是有一定的『理想主義』色彩,可是這樣搞法,搞得國家不像國家了,人民受的苦難極深,那簡直都是罄竹難書!這是可以原諒的嗎?

他的這種『理想主義』對中國人民是禍還是福,已經有明確的結論了。所以他這個人完全不把老百姓的人命放在眼裏、記在心裏。不論死多少人,他根本不在乎,所以他就是用無數中國人的生命當代價,當白老鼠,作他的這種所謂的『實驗』,所謂的『探索』。」

酈曼茵:「文革」是罪惡,運動中被殺害者包括王同竹是國家精英,卻被毛澤東視若草芥

酈曼茵:「習近平現在居然要肯定毛澤東這一點,我覺得是一種大大的倒退。而我們中國人呢,跟西方那些學者的觀點基本上是不同的。因為我們知道毛澤東搞『文革』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個人原因。他害怕自己死了以後像斯大林那樣被批判,所以他就要消滅所有和他意見不一致的人,特別是在黨內有地位、擁有一定實力的人,像劉少奇。同時也懲戒那些可能反對他的人,像周恩來、鄧小平什麼的。因為他讓全黨全民都神化他,自己也早已神化了自己。所以他認為自己永遠是正確的革命化身。凡是在任何問題上和他有意見出入的人,都被他看成是『反黨』、『反革命』,後來又多了一個『修正主義』的罪名。

為了消除異己,他不惜用任何手段和代價來作出任何令人髮指的事情。

當時在每一次運動中殺害和迫害致死的知識分子,也包括王同竹……本來這些人都是國家的精英,都可以為中國做出很多貢獻,可是被毛澤東視若草芥。

王同竹的死和我本人的經歷……當然還有許許多多和我們一樣的經歷,甚至於比我們更慘的經歷,都說明『文革』是一種罪惡。

我就想,憑什麼一個獨裁者他就可以這樣來剝奪有價值的生命?!憑什麼獨裁者可以用所謂『探索』的名義,要我們用生命和青春作出犧牲?!

所以我覺得。這種把『文革』擺到『艱辛探索』裏頭的這樣的做法,是一個極大的倒退,是歷史的倒退,是習近平企圖蒙蔽下一代。

這個我覺得是絕對不允許的,所以我們大家都來反對,都來揭露,我覺得這個是非常有必要的。」

酈曼茵:「文革」的受害者與犧牲者,自覺的反對者與被荒謬的加罪者

主持人:「如果簡要的說,您和『文革』是什麼關係?」

酈曼茵:「我個人和『文革』的關係,我並不是糊裏糊塗只是因為認識了王同竹,而且成為朋友以後,我幫他整理了一些詩文糊裏糊塗的被牽連進去。

因為『文革』的荒謬,我們在當時已經有充分的認識。我們對於『文革』,已經是很自覺地加以反對。

當然了,我們並沒有真正的以什麼行動去反對這個『文革』,也沒有真正的『組織』一個什麼『集團』來擴大我們的影響,或者是做一些什麼事情來反對『文革』,我們還沒有能夠做到。但是在思想上,我們確實對『文革』是持一種極大的批判、反對的態度。

所以當我看到王同竹這些詩詞的時候,我有極大共鳴。我並不是糊裏糊塗讀他的詩詞、幫他整理詩詞。所以,我覺得我們在思想上確實是反對『文革』的,也確實是反對所謂的『毛澤東思想』。

因此我當時被捕以後,我覺得判我『反革命』不算冤枉,因為我確實是反對『文革』了。當然從共產黨來說,一定說我是『反革命』。我覺得從它的立場來說,這一點沒有冤枉我。

因為我跟其他很多被判為『反革命』的人來說,他們那些(罪狀)才叫荒謬呢——報紙上有毛澤東的相,他把報紙給揉掉、撕掉、摔掉了,那也算『反革命』。或者是日記裏頭寫了幾句什麼話,也算『反革命』。或者有兩個人在一起說了些什麼話,都算『反革命』……我覺得,比起他們來,我確實已經有自覺反對『文革』的思想。

只不過,共產黨判刑那麼重,就為了幾個文字上的一點事情就判了我十五年,而且我也沒想到,我本來想,大概判我十年也就差不多了吧。結果判了我十五年,所以這個事情是我所不能接受的。

我在『文革』裏頭,當然我是『文革』的受害者、犧牲者,可是我當時的思想已經是比較自覺的了,確實是反對毛澤東的這種做法。」

酈曼茵:憶「文革」中難忘場面——「破四舊」、鄰居全家被鬥後自殺、我家被抄……

主持人:「您現在回想起來,您親身經歷的『文革』,當然有很長時間您是在監獄中度過的,包括監獄在內,『文革』的場面,讓您永遠沒辦法忘記的,如果請您回憶一、兩個場面,您會首先想到什麼?」

酈曼茵:「『文革』一開始,就是所謂『破四舊』的那個時候,我記得『八·一八』毛澤東第一次接見『紅衛兵』,我是在上海。『八·一八』的第二、三天我就到常州。是到一個劇團去。那個劇團要考慮讓我教幾個學員唱京劇。結果,我的在那裏才待了第二天,這個劇團的領導人馬上就要送我走,因為我當時打扮得比較時髦。這個劇團的副團長是個女的,她還趕緊給我幾件普通的衣服叫我換上,趕緊送我上火車走。

我在一路上去火車站的時候,已經看到常州市在大『破四舊』了。馬路上燒的燒、砸的砸,人群亂糟糟的,喊口號啊……我馬上就想到法國大革命的那種場面,這是第一個印象。

回到南京也是一樣,我因為可以說是『喬裝』了嘛,所以沒引起他們注意到我身上來『破四舊』,我還戴了一頂帽子,按得低低的。一路上回家也是看到南京這種火光沖天亂糟糟的場面。

過了大概兩天,我們後面有一家人家,大概是所謂的『資產階級』。一大早『紅衛兵』就來抄他們的家,搞了一天,一直搞到晚上。到底裏頭怎麼折磨那一家人,我們也不知道,因為不敢過去看,也怕引火燒身。

到了第二天早晨起來,鄰居們都在竊竊私語,說那一家人全部自殺了。我當時覺得揪心得不得了,就覺得這真是法國大革命翻版了。人命啊、財產啊什麼什麼都毫無保障。因此,我們從此天天生活很揪心,在很忐忑、很害怕的一種心理當中,不知道哪一天『紅衛兵』……

大概又過了幾天,我好些日子沒回我母親家了,我就想去看看。那時候也沒電話,去就去了嘛。我記得是下午,才走到樓梯……我們家是住樓上,一進那個門,樓梯上全是砸爛的、撕碎的、破壞的東西,我連那個樓梯都無法走路,上去以後看到家裏面被洗劫一空,什麼東西都沒有了。連什麼床啊,板凳、桌子都搬走了,好像不讓人家過日子了。然後我就看到我媽媽和我的弟媳婦兒坐在地上,看見我來了,也沒話說,都呆掉了,都沒辦法說話了。因為她們剛剛……就是上午,被『紅衛兵』他們搭了一個桌子,站在上面被批鬥了半天。而且我的弟媳婦還是個大肚子,還懷着孕哪……

這種種的場面,都使我覺得這簡直是不可思議,我都沒法來形容這到底是什麼了。」

酈曼茵:王同竹不該白白死去,人亡詩毀,他應受到懷念,我希望讓大家知道他的事情

酈曼茵:「當然,最讓我觸目驚心的就是我們判刑那一天。

我在1979年『平反』以後,我當時的心情跟現在不同,當時『平反』以後我都不願意再去回憶那件事情,好像想擺脫這個陰影。

可是後來我到美國以後,時間越長,我越覺得王同竹這樣一個人不應該就這麼白白的死去。不應該不受到懷念,因為他真的是一個很有才的人。

再加上我在美國以後讀了書,上了大學,讀了研究院,所以我對事情的看法當然也就越來越不一樣了。我就覺得王同竹這麼白白的死去了,就像我寫過的那篇文章里所說的,詩毀人亡。詩也全被共產黨毀掉了,人也被共產黨殺害了。而且好像這個世界上也沒有什麼人知道他,來懷念他。所以逐步逐步的,我就老是覺得『哎呀,我一直沒有做一點事情來紀念他』,我就覺得有點對不起他,所以我老是希望至少把他的事情能夠讓大家知道。」

在美國的酈曼茵女士在紀念「文革」爆發五十周年時所寫的文章,一直沒有機會發表。在近日的採訪中,我請酈曼茵女士朗讀這篇文章,在「心靈之旅」節目中和網頁上首發聲音與文字版。

王同竹之死——「文革」焚書坑儒一例

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優秀知識分子不計其數,有些慘烈的事跡已有人記錄留傳,但還有更多不知名人士的悲壯之死被埋沒了。他們的生命本來可以放射出燦爛的火花,卻被橫遭撲殺;他們的死理應重如泰山,卻成為一個統計數字。我所認識的王同竹就是其中一例。他是中共統治初期接受大學教育的那一代知識分子中先知先覺的反共鬥士,因書寫詩詞而在「一打三反」運動中被處死。除了丁抒先生在《風雨如磐的歲月》中提及王同竹之外,其人其事鮮為人知。

「一打三反」是文革十年中的一個小階段,時間不長,從一九七零年一月到五月,但規模覆蓋全國。所謂「一打」是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三反」是反對鋪張浪費、貪污盜竊和投機倒把,但實際上以「一打」為主。這是中共一九四九年建政以來,經過正式的法律程序,以言論罪和思想罪而大批量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的一場恐怖運動,其特點有三:

一、和文革群眾運動殺人或整人致死不同,「一打三反」是在中共中央領導下,以國家機器的名義,由公檢法出面,動用法律程序的大規模殺人;

二、不需要有行動,僅憑思想、言論、或文字就判槍斃;

三、為了達到在短期內大規模殺人的目的,死刑審核權由最高法院一級級下放到地方。這場運動是中共歷來殺戮思想犯規模最大的一次,被殺的當然絕大多數是知識分子,而受迫害者至少有二百萬人。(註:以上引用丁抒先生大作《風雨如磐的歲月》)。

「一打三反」運動大張旗鼓,雷厲風行,從嚴從重,從快從速。所謂的「王同竹反革命集團成員」從1970年5月被捕到判刑僅花了兩個月時間。7月,南京市分兩批宣判「現行反革命分子」,筆者為其中之一。宣判那天,我們被押送到五台山體育場的萬人「公審大會」。這種公審大會在世界上大概絕無僅有,在無產階級專政下,也算司法程序之一部分,實質是殺雞儆猴的恐怖宣傳秀。下車之後,我們一個個被公安用麻繩捆了個結結實實,背後還插了一塊打着紅叉的「現行反革命份子某某某」的大牌子。筆者腦子裏立刻跳出京劇《竇娥冤》裏竇娥被五花大綁押赴刑場的形象,時光彷佛一下子倒退了八百年。

筆者被兩個公安一邊一個架着押上台去。由於頭部被死勁地往下壓,眼睛只看到地面。我使勁朝左右瞄,發現兩邊「同夥」和我一樣,脖子裏都套個繩套。我當時不明白這勞什子是做什麼的,事後才知道,原來有那不怕死的「反革命」在宣判後、臨刑前高喊口號,如「打倒共產黨」或「打倒法西斯」什麼的,當局才想出這一預防高招。臨刑前喊口號本是電影裏所表現的共產黨員英雄氣概,可是,「英雄」只有共產黨能做,反對共產黨的就不讓做,萬一哪個「反革命」學英雄喊口號,兩邊的公安馬上就勒緊繩套,讓你欲喊無聲,甚至氣絕。

筆者不是不知道共產黨對異己者的殘酷無情,但宣判結果依然讓我震驚,當時真覺得後腦勺被大棒重重敲了一下似的。不但所謂「首犯」王同竹被判處死刑,而且他的好友兼妹夫以及三個故交也都被處死。此外,三個和王同竹交情不深但「出身不好」的人,一個被判死緩,另一個獲有期徒刑20年,再有就是筆者,15年徒刑。同案的三個插隊知識青年以「年輕受騙」而免於刑事處分,還有一個因是中共幹部子弟也免於刑事處分。另一個免刑的,就是那個「立功贖罪者」了,他是王同竹在南京交往最密切,也是對王了解最多的人。

宣判結束,在震天的口號聲中,我們這些被判刑者又被押上卡車,但不再是十幾個人擠在一輛車上,而是兩個人一輛,每車上押解的公安卻有十多個。接着是遊街示眾,這種古老的不文明做法,世界上別的地方即使曾經使用過,到20世紀也絕跡了吧,唯獨無產階級專政卻拿來古為今用。

載着筆者的卡車在隊列的後方,王同竹作為「首犯」應該在第一輛車上。整個遊街過程中,兩個公安的兩隻大手緊抓着我的肩膀,另兩隻大手重重地往下壓我的頭部,以示強迫低頭認罪的意思。卡車開出五台山體育場,從廣州路向中山路方向緩緩行駛。由於我在卡車上居高臨下,雖然被壓低着頭,依然可以部分看到一路上被組織來觀看的民眾密密麻麻地擠滿了街道。前引的丁抒先生文章中說,沿途安排的觀眾竟有百萬之眾,而且卡車前方兩側還各配備一挺機槍。如此煞有介事地如臨大敵,而「大敵」不過是幾個手無縛雞之力的書生,不啻在恐怖劇中增加了諷刺鬧劇的成分。

遊街車隊一路向南,最後到江東門刑場繞了一圈,判死刑的被立即執行了,免於刑事處分的被釋放了,發監勞改的只有三個「出身不好」的人,包括筆者在內。

王同竹是個才高八斗的詩人,他被害時應不超過四十歲。1950年代初,他就讀於武漢大學俄語系,畢業後任中共中央馬列主義編譯局俄文翻譯,據他說,曾和毛澤東那個腦殘的兒子毛岸青同事。1957年,王同竹因書寫和發表初試啼聲的詩作和短篇小說而被打成右派,由於不認罪,被定為極右份子,發往河北省茶淀農場改造,後來又去了新疆,曾和著名詩人艾青在一個農場。文革時,他趁亂逃離新疆,流落南京。他是那種越受迫害越反叛的硬骨頭,他對共產集權有透徹的認識,所以他的反共是徹底的,毫不妥協的。

儘管過着顛沛流離的生活,王同竹的詩作仍源源不絕。他的格律詩展現寫景抒懷的愛國之忱和嚮往山水田園的雅意逸趣(包括很多描述新疆風光的生動作品),更有杜甫式飽含滄桑的濃郁和深沉;他的新詩有徐志摩的清新自然,也有匕首般直刺中共專制要害的疾言厲色。他追求形式美的創新,絕對超越大多數中共允許的當代詩人水平,令對白話詩不甚感興趣的筆者刮目相看。只可惜他的作品早早就被剝奪了發表的權利和機會,僅在熟人小圈子裏流傳,筆者即因讀過並幫他抄寫過詩作而獲十五年有期徒刑。令人跌足的是在他被捕之時,當局搜走了他隨身帶在皮箱裏的全部詩作手稿,不管反共不反共,銷毀殆盡,片紙不留。筆者常想,如果他的作品留存至今,定能在國內外引起廣泛關注,但由於當時的環境,沒人敢保存他的作品,即使是閱讀欣賞,也只能偷偷而匆匆,年長日久,早已於記憶中消逝。他的妻子是藏人,原是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藏語播音員,早在他被打成右派時就離他而去,想來不會保存他反右前的作品;聽說過他有個妹妹,好像是是沒有受過多少教育的農村婦女,也不知道她那裏是否可能存有兄長的作品;他的女友雖然是三個免於刑事處分的下鄉知識青年之一,但在平反前仍一直戴着「現行反革命」的帽子,也不可能留有他的遺作。總之,王同竹的詩作,似雁過不留聲,船過水無痕,彷佛從來沒有存在過,令人傷痛!

1979年胡耀邦主持平反工作,捱過9年半鐵窗生涯的筆者得以出獄。令我吃驚的是,此案不但判刑勞改的都獲得平反,連死去的王同竹和他的妹夫、故友等也都獲得平反。我當時想:難道共產黨已經進步到放棄以言定罪,甚至允許言論自由了嗎?還是真如平反書上所說,王同竹詩作中雖有部分反共言論,但那都是反右後所寫,而當初定其為右派份子根本是錯誤的?或許只是因為文革中的反革命案多如牛毛,統統一風吹,不予細細追究了?事實上,文革後中共對異見分子的鎮壓政策從未放鬆,王同竹的作品,即使放在今天,共產黨也一樣容不得的。

王同竹只因寫詩而被殺,人亡詩毀兩不存。我們失去的既是一位反共鬥士,也是一位文學天才,不論從反抗共產專制的意義看,還是從文學價值的意義看,都是無可彌補的損失。文革已屆50年,王同竹被害也已46年。多年來,筆者一直想寫點什麼來紀念他,但每每提筆,竟有千金之重,因為我不能提供任何東西,哪怕是他寫的一首短詩,向世人展示這位詩人和他詩作的真實性和價值,真正是悲莫大於此!筆者已年屆耆耄,來日無多,再不留幾個字,只怕這段焚書坑儒的殘酷事實將永埋歷史灰燼之中,筆者亦將永遠愧對王同竹在天之靈,故有此文。

責任編輯: 李廣松   來源:自由亞洲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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