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田勞動是單調乏味的，一天8小時，對農作物的田間管理，總是千百次地重複着同一個動作。到了收穫季節或冬天興修水利，除了付出較平時增多好幾倍的體力之外，不管是割麥、掰玉米棒，還是挖工挑泥，也還是千百次地重複着同一種運動和姿勢，這就愈益顯得生活的呆板和寂寞。
只有在天氣晴朗而風又並不太大的時候，在田頭幹些輕活——比如棉田中耕，遼闊的田野響着鋤地的金屬碰擊聲，高空又傳來雲雀那悅耳的鳴囀聲，人的胸襟才會略微顯得開朗一些。
人們最關心的，是自己在這裏究竟要呆多久，什麼時候才能離開這個與世隔絕的環境，重新回到社會上去，過着跟普通人一樣的生活。有時中隊長到田頭來看看，便有人問：「隊長，我們什麼時候才能出去？」中隊長站在田埂上，提高嗓音說：「改造好了就走！」或者這樣回答：「你什麼時候改造好，就什麼時候走！」
人們問的次數多了，中隊長便在晚間的點名會上以訓斥的口氣說：「有人問，什麼時候才能走；我倒要問，你什麼時候才能改造好？你怎麼會到這裏來的，你怎樣才能脫胎換骨，重新做人？所以你需要考慮的不是什麼時候走，而是如何老老實實地改造。」
但隊長的話並不能消除人們的疑慮，既然勞動教養是最高行政處分，是不夠判刑的，那麼為什麼就沒有一個期限，強調改造而且要改造好，用什麼標準來衡量？勞動力的強弱並不是判斷改造好壞的根據，也不能用日常言行來判斷改造的成績；思想改造是長期的，勞動教養也是長期的嗎？到60年代，才聽說勞動教養的期限被確定為1～3年。
黃海之濱的氣候是多風，冬季的最低溫度是-18℃，一般也都在-10℃左右。天寒地凍，上工時用海門鎬挖凍土，火星直冒，鎬刃也卷了邊，磕成一個老大的缺口，工具報廢是常事，實在無法開工，只得回到工棚去揀棉花、搓草繩什麼的。有時碰到7級左右的大風，也只得收工，但走路異常吃力，仿佛前面有一隻無形的巨手在攔阻着你，花了吃奶的力氣，才勉強向前移動了一步。
在東直農場的這幾年，生活的艱苦還在其次，主要是由於營養不良和寄生蟲病，把人們折磨得瘦骨嶙峋、有氣無力，我的體重下降到35公斤多一點，竟然連棉田裏的一棵小草也拔不掉！而飯量卻奇大，午餐的七兩胡蘿蔔玉米飯，還有一勺胡蘿蔔或青菜湯，吃下肚去，一點沒有飽適感；早晚的三兩胡蘿蔔玉米稀飯，加上一丁點兒菜，自然更不耐飢，人們把這稱為「湯飽」。
「吃不飽」是很難受的，人們成天想的是吃，談的也是吃，什麼揚州的三丁包，常州的麻糕，無錫的肉骨頭，蘇州的茶食，上海的弄堂小吃……可謂「嘗」遍了各地點心、小吃的獨特風味。這種「精神會餐」也略能起到一點畫餅充飢的作用，但畢竟於事無補。於是在大田偷燒玉米棒的事發生了，到幹部的小伙房去偷饅頭、包子的事發生了。一經發現，中隊長便在晚間的點名會上批評，還叫這些人站出來示眾。有一次當眾亮相的有5人，中隊長挨個指着說：「地、富、反、壞、右，哼！每人38斤糧食定量還不夠？你們的勞動又怎麼樣？對得起人民政府嗎？」但偷食物吃的事依然經常發生，甚至還發生了多次逃跑事件。不過，這裏周圍都是密密層層的蘆葦盪，等你好不容易走出這座迷宮，剛一露頭便被逮住了。
1959年10月，我接到甥女的信，告訴我說外婆在不久前去世了，家中什物被盜一空，箱子是空的，桌子抽屜是空的，連馬桶、煤球爐也都不翼而飛了。這封信猶如晴天霹靂，把我驚呆了，心頭的悲痛像壓着一塊大石，很想大哭一場，但乾澀的兩眼竟然沒有一滴淚水。我記得初來時那位場長曾在大會上說過：「你們不要記掛家裏，你們的家屬，當地政府會妥善安排的……」然而事實證明那不過是騙人的空話。我的母親已年逾花甲，患有精神病，時愈時發，她多麼需要有人照顧啊！自從我被遠謫蘇北以後，母親、甥女都曾到報社找過我多次，人們冷眼相向，沒人理睬她們，也不告訴她們關於我的消息。那時甥女才十多歲，老母更不知發生了什麼事，她終於在生活的煎熬和思念兒子的極度痛苦中悽惶地離開了冷冷的人間。
家破人亡的厄運，迫使我成了無家可歸的人，而農場對待無家可歸者的安置辦法是留場就業，這實際上意味着永遠失去自由。因為雖說勞教跟勞改尚有一線之差，但兩者在管理方法上是一樣的，而且都在勞改單位生活，都是專政對象；即使成了留場就業的職工，也仍然是專政對象，而不是農場的主人，尤其令人困惑的是有些人明明有家，卻也不能及時恢復自由，硬要這些人留場就業，又不向他們說明為什麼要這樣做的原因。似乎留場就業的不止是無家可歸者，家中有妻兒老小的某些人，也不能倖免。
當時的勞教農場，是「五類分子」集中改造的場所，勞動、學習和生活都是一樣的，其中有12級以下的幹部，有抗美援朝的英雄連連長，有大學教授、中學教師，有冶煉鋼鐵的工程師，有研究國際問題的專家，以及特務、兵痞、盜賊、扒手，還有店員和工人。形形色色的人混合在一起生活，除了有文化高低的差別以外，彼此之間並沒有什麼顯著的不同。
兩年以後，個別的被保外就醫，或經過「甄別」以後被釋放，而大多數人則被「遣返」回家；工棚里的人明顯地減少了，本來很擠的統鋪現在變得相當寬綽，各種小道消息不脛而走，人人都盼望着「遣返」。
1961年3月間，中隊長在一次大會上當眾宣佈摘掉右派帽子者的名單，我也在其中。摘帽，解除勞動教養；下文是中隊長告訴大家勞教期限為1～3年。接着是場部的政委講話，他用親切地語氣說：「職工同志們，過去你們的勞動是強制的，現在則是自覺的了……」從此，農場的五類分子都被摘帽、解除勞教，成了留場就業的職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