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雪海濱
1958年1月31日下午，我被宣佈為「右派」，開除公職，收容勞動教養。我被一個法警押送到司前街拘留所。次日下午，那個押送我的法警也被打成「右派」，真是「法網恢恢，疏而不漏」。他跟我關在同一個號房內。
拘留所的幾間號房人滿為患，擁擠不堪。除了「右派」，還有歷史反革命，無理取鬧的壞分子，其中有幹部，有中學教師，甚至還有個別的職工，都是中青年人。有個四十多歲的幹部，據他說是抗日戰爭時期參加工作的，由於有點「功臣思想」，平時跟單位領導合不來，經常抬扛，這次竟被定為無理取鬧的壞分子。他不住地蹬足嘆氣，懊悔不迭。
當時人們談話的熱點是勞教的期限，不少人認為，既然勞教是最高行政處分，不是判刑，期限自應不同，最短的刑期是6個月。人們又抱着一線希望，想熬過幾個月以後，一切又可以重新開始了。
1958年2月10日，我被押送到蘇北濱海縣的東直農場。這裏本是關押罪犯的勞改農場，大批罪犯現已調走，只留幾個刑滿留場就業的職工，以幫助勞教人員學習農作技術。
東直農場地處黃海之濱，這裏原是一大片無邊無際的蘆葦盪，經過勞改犯多年的開墾，已在蘆葦叢中開闢出面積廣大的可耕地，全是鹽鹼地和沙土，種植棉花、玉米、大豆、小麥、玄麥、胡羅卜以及苞菜、青菜、南瓜、香瓜等。由於土質的問題，種的蔬菜就這麼幾種，人們常年吃的是胡羅卜、苞菜葉、青菜、玉米、玄麥，只在節日才能吃到大米或麵粉，每月還可吃到一兩次豬肉；只在春節的三天假日內，才有大米飯、饅頭、豬肉、鹹魚、粉絲、豆腐、油炸黃豆等等。儘管不久就把整粒玉米用機器軋成玉米粉，但由於玉米皮屑沒有篩去，在城市吃慣大米的人仍然感到難以下咽，大都拉稀；加上吃的是苞菜的邊皮老葉，又苦又澀，棉籽油又少，甚至根本不放油，只用鹽和水把一大籮筐的老菜葉倒在大鐵鍋內煮。於是有些人就患了浮腫病，大多數人則患上了蛔蟲、鈎蟲等寄生蟲病，除了重病號，都得帶病下大田勞動。
這裏的空氣很新鮮，但整日整夜的颳風，「大風三六九，小風天天有」，人們的臉都被刮成紫醬色了。
冬季的農業勞動，只有植樹和開河。因為風大，所以要種植大面積的防風林帶；因為要改良土壤，所以要開河，實際上是修築較大的排灌渠道。一般勞力不是種樹就是挑土方，老弱病殘則幹些輕活，如揀僵瓣棉花、搓草繩、編籮筐、編蘆席、脫土坯……等工作。
我被安排在四大隊第十二中隊，共有近千人，分別住在那些用土坯壘牆、麥秸蓋頂的長條形茅屋內，室內有兩行長長的統鋪，共計約有百餘個鋪位，中間有條泥地過道，屋子中央的木柱上，掛着個點燃棉籽油的油盞，兩邊的土牆上，開着一個個四方形的窗洞，因為土牆很厚，所以風雨再大，室內都不受絲毫影響。這樣的茅屋冬暖夏涼，東西兩端都有一扇木門，加上幾十個朝南的窗洞，室內的光線還算是不差的。
大隊部的管教幹部有教導員1人，大隊長、大隊副各1人，幹事若干人。中隊部有中隊長1人，中隊副2人，幹事若干人，以及管理大夥房、小伙房的事務長1人。炊事員、趕馬車或牛車的，則在勞教人員中挑選懂些門道的人擔任。中隊的農業勞動中除了養牛、養豬、養雞、種菜，由隊長指派專人負責外，其餘的按照強弱勞力搭配的原則，編成幾十個小組參加大田勞動。一個小組共有十五六人，由隊長指派一個強勞力任生產組長，一個勞力較差但有點文化的任學習組長。生產組長要負責完成隊部規定的勞動任務，完不成就得在晚間的點名會上挨批評；學習組長則要主持每晚的政治學習以及評工分、記工分。勞教人員每月有19元工資，扣除9元伙食費，餘下的10元便充作組員的工資，憑每月結存的工分，多勞多得，年終結算，由隊長當眾公佈各人當年的工資數字，把錢存在財務室的賬簿上，以供人們購買生活用品之類的需要。我在蘇北先後調過6個農場，勞教隊的編制和勞教人員的勞動、學習、生活，都是同一個模式，在21年中一點也沒有改變。
勞教農場是個沒有笑的場合。管教幹部的臉自然是嚴肅的，講話都帶着訓斥的口氣。至於勞教人員則更是成年累月地從早到晚都板着臉，人人的臉皮都繃得緊緊的。在大田勞動中彼此也都談話，也還是看不見笑容，聽不到笑聲。在那種沒有笑的氛圍里，我也喪失了笑意，不會笑，不懂得笑究竟是怎麼回事了。在21年的漫長歲月中，我沒有看見過笑，自己也從沒有笑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