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的反右擴大化，是十年「文革」的序幕。
反右擴大化使中國廣大的知識分子遭到滅頂之災，極左思湖的陰霾籠罩着無聲的中國。按照80年代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匯編》，當時黨中央對1957年整風反右中劃定右派的問題，曾作過非常明確的指示：「可劃可不劃的，一律不劃。」如果這一指示能夠得到貫徹執行，就不會發生反右擴大化，甚至連十年「文革」也不致發生。然而不應該發生的事情卻終於發生了，這究竟是為什麼？
願者上鈎
蘇州的反右鬥爭，是在1957年8月間開始的。早在這年的春末夏初，這一斗爭就已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打響了，「引蛇出洞」的「陽謀」也已被明眼人所察覺，再在像蘇州那樣的中等城市重演故伎，還有多少人會自投羅網？然而知識界的相當一部分人，此時並沒有意識到日益臨近的危險。他們相信經過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等十餘年甚至更長時間的嚴酷考驗，黨內外的團結是堅如磐石，牢不可破的；相信統戰政策的權威性；相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的真誠坦率。所以認為，各民主黨派在中央統戰部召開的座談會上的發言，如有不妥或錯誤之處，給予批評指出，也是完全應該和必要的。但很多人卻忽略了一個事實：這已經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批評，而是在反擊資產階級對黨的猖狂進攻。反右鬥爭的擴展，猶如姜太公釣魚——願者上鈎。那些天真無邪、頭腦簡單的人，紛紛落入了那張隱形的大網。
我那時正在《新蘇州報》社任時事組組長，編新華社的國內外電訊，還要編寫「時事綜述」、「時事講話」、「時事問答」等解釋性的文章。或許是我患了政治上的感冒症，竟然嗅不出悄然降臨的厄運的氣味，而對那隻搖晃在眼前的釣鈎，也竟然熟視無睹。但說人們一點沒有不祥的預感，那也是不符合實際的，所以當蘇州開展整風運動的時候，報社內部的反應並不怎麼強烈，所謂幫助黨整風的大字報，數量極少，而且內容上也只是寫些雞毛蒜皮、無關痛癢的瑣事，氣氛相當冷淡。這時，漁翁們便三三兩兩地找預定的對象閒聊，動員他們要放手多提意見，意見提得越多越尖銳越好，這可是要求進步和靠攏黨的表現，你是否願意接受黨的考驗，就看你的實際行動究竟如何了。但不少人對寫大字報仍然抱着敷衍塞責的態度，有的寫了一張就不再寫第二張，有的紙張只有16開那麼大，成了小字報。為了消除人們的疑慮並打破這沉悶的局面，報社組織大家去參觀中共蘇州市委的大字報。
蘇州市委的大字報果然氣勢不凡，那間專門張貼大字報的廳堂，四壁都貼滿了巨幅大字報，有的篇幅從屋頂一直鋪到牆根，毛筆字寫的標題有笆斗那麼大，內容大都是批評黨政領導人的思想作風和工作作風問題，有些意見還提得相當尖銳。我記得其中有一張題為《當代陳世美》的巨幅大字報，內容是一張大型的表格，逐一填寫着黨政領導幹部的姓名，某年某月在蘇北農村中跟某某人結婚，有的還生兒育女，某年某月在又鬧離婚，拋棄農村中的妻兒，於某年某月某日又在蘇州和某某人結婚。這張大型表格的附註欄內還寫着：這裏揭露的只是職位較高的幹部，至於有類似情況的一般幹部則為數更多，為篇幅所限，不再一一列舉。這張大字報的內容，跟那時相當一部分幹部的婚姻狀況是完全符合的。因為自從《婚煙法》頒佈以後，在蘇州就有某些職位較高的幹部利用種種藉口，對蘇北農村中的「土包子」妻子提出離婚，再跟城市裏的「洋包子」小妞結合。這些人把自己打扮成封建婚姻的受害者，用「保障男女雙方的婚姻自由」的外衣，來掩蓋他們那種喜新厭舊的思想。這些人的離婚，並沒有遇到什麼阻力，偶爾也有對方不答應的，便以每月給予十元錢的生活補貼，作為交換條件，打發了事。參觀中共蘇州市委的大字報以後，報社內部的大字報似乎稍多了一點，但仍不如「漁翁」們所想像的那麼多而激烈。而我則認為，幫助黨整風並不是搞階級鬥爭，說各民主黨派在中央統戰部座談會上的發言是「資產階級的猖狂進攻」，是不是混淆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還是批判從嚴的表現？在這個問題上，我的思路還沒有理清，加上我也實在沒有什麼意見要提的，所以對寫大字報也只能抱着應付的態度。
在報社整風期間，黨和團的組織生活都停止活動，只有一個整風領導小組在處理運動的日常事務。那時蘇州人民廣播電台的直播室就設在報社閱覽室隔壁的房間內，所以電台負責人也參加了整風領導小組，算是由兩家合併在一起開展整風的。但電台工作人員的大字報卻顯得寥寥無幾。
不久，按照預定的步驟，原有的大字報都被撤掉了，另外換上一批揭發批判的大字報，據說這是「思想交鋒」階段，這時，還算是讓人講話的，有人批判你，你可以為自己辯護，還可以反批判。但隔了幾天，那些大字報又被撤掉了，再換上一批專門針對某一個人的大字報。這些大字報的內容，無一不是斷章取義，無限上綱，極盡誹謗、誣陷之能事，其目的無非是要把人往死里整，硬是要把反黨反社會主義反人民的大帽子強加在某一個人的頭上。這種蠻橫無理的「定性」，任何人都接受不了，然而不接受也得接受。根本不存在什麼「右派」，卻一定要無中生有地劃出成千上萬的「右派」來！這種在主觀主義和形而上學指導下發生的悲劇，正是盛行個人迷信的必然結果。在這一意義上，與其說挨整者是願者上鈎，還不如說是被硬推硬拉着掛上鈎的。
報社和電台被錯劃為「右派」的共有4人，其中電台1人。我是最後一個挨整的，對前面人的批判鬥爭，好像都很簡單，每人各開了一次批鬥會，便被定為「右派」，而對我的批鬥會卻開了好多次。在我寫的大字報中，遭到批判的有這樣幾張：首先是我為響應黨的整風號召而寫的一首詩《飛蛾頌》，那是根據有位黨的領導人說的「整風是引火燒身」而引伸出來的頌詩，但卻被歪曲為攻擊黨的整風是「飛蛾撲火，自取滅亡」。另一張響應上山下鄉的大字報，因為有「不怕上刀山下油鍋」的字句，便被歪曲為攻擊上山下鄉是下地獄，因為只有地獄才有刀山、油鍋。還有一張大字報《紅蜻蜓》，那是批評某些人的工作作風如蜻蜓點水，不夠深入細緻的，也被歪曲為惡毒攻擊黨的幹部。另有一張大字報是對編委會提的一些意見，而有意思的是那個批判者自己也寫過內容類似的大字報，如果把批判我的「讕言陳詞」奉還給他本人，倒也是很合適的。可笑的是那時的「鏡子」「手電筒」特多，都是只照別人不照自己的。那些針對預定對象的大字報和發言，不僅是強詞奪理、荒謬絕倫，而且不容置辯、一錘定音，堪稱是強凶霸道、仗勢欺人的範例，也是為「文革」中的「大鳴大放大字報大批判」奠基的力作。
不久，報社整風領導小組拋出了我寫給民進中央副主席王紹鏊的四封信，說這是我為資產階級向党進攻而提供的四發炮彈。
這四封信，是我在1957年3月、4月間寫給王老的，他也是吳江同里人，總是稱我為「同鄉老弟」。1946年6月間，我和蘇州《大華報》社的同事黃啟之在上海參加民主建國會，入會介紹人就是王紹鏊和章乃器。王老早已是中共地下黨員，建國前後一直都在搞統戰工作，1955年以後，他又同時參加了民主促進會的領導工作。我這四封信的主要內容，有兩個方面，一是我對自己的組織問題得不到解決而感到困惑和苦悶。1956年審干時，有人曾說為了審查我的歷史問題，去過青海找正在服刑的唐某談話，但結果如何卻秘而不宣。我在1953年的申請入黨的報告中附有一份自傳，對自己的經歷作過詳細的交待，沒有任何保留。但自1953年至1957年初，報社黨組織從未找我談過話，這些引出了我的一些看法。我把這些看法都寫信告訴了王老。另一方面，這時反右鬥爭已在北京展開，正在批判章乃器的「工人階級也有兩面性」，而章老很不服氣，說「把我燒成灰，也找不到反黨的影子」。章老這話，我是完全相信的。因為我參加民建以後，曾多次到上海同王、章二老晤談，有一次章老曾問我是否願意到蘇北解放區去工作，他可以幫我聯繫。但由於全面內戰的爆發，王、章二老都撤離上海去了香港，我的願望也就無法實現。因此，我相信一個跟黨有過長期密切交往的人，是決不會反黨的。不過，我覺得章老的態度好像過於強硬了，所以在信上請王老去勸勸他，以便使氣氛緩和一點。
這四封信，是王老在中央統戰部召開的座談會上交給中央統戰部長李維漢的。但報社整風領導小組卻並沒有把這四封信的內容公佈於眾，原因大概是因為如果把我要求入黨的願望說成是反黨，那無論如何是說不過去的。這使得有些幸災樂禍的人感到尷尬，這些人的批判發言只能是無的放矢的空炮。
我所經歷的反右鬥爭，可以說是錯綜複雜的，有些問題的澄清，還需要相當的時間。儘管我寫給王紹鏊同志的四封信的內容並沒有受到批判，但我要求入黨的願望竟然成了為資產階級的進攻提供的炮彈，成了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罪證，堪謂滑天下之大稽。在這裏可以清楚地看出，1957年在全國範圍內開展的反右鬥爭，製造了不少大冤案，當時被錯劃為「右派」的受害者多達五十餘萬人，加上被株連的家屬、親友，為數又何止幾百萬人？！而對受害者本人的處置，據說又分為「輕右」、「中右」、「極右」，給予監督勞動、下放農村、勞動教養，以及降級降薪、開除公職等處分，又據說這是把敵我矛盾當成人民內部矛盾來處理的，還是相當寬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