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遠東軍事法庭）
1901年6月7日，梁啓超在其起草的一個奏摺《立憲法議》中提出：「憲法者，一國之元氣也。」有學者由此認為，憲法學家，一國元氣之元氣也。民國時期的法學家不僅從小接受儒家教育，而且大多具有海外留學背景，亦接受了西方憲政思想。他們與其他接受西方思想的中國人一樣，希望仿效西方，推動中國法治建設。
然而，中共竊國打碎了他們的夢想，換言之，民國積累起來的法學元氣在1949年後被破壞殆盡。彼時，民國的法學家或選擇留在大陸，或選擇去台灣，或前往歐美國家，而尤以留在大陸的法學家們結局最為悽慘，這其中的代表人物有民國最高院檢察長楊兆龍和民國大法官燕樹棠。
民國最高院檢察長家破人亡
1904年出生於江蘇金壇縣的楊兆龍，自小就十分聰明。1922年考入燕京大學哲學系，後轉入上海東吳大學改學法科。1926年加入國民黨。1927年畢業後，受聘上海政法大學教授，並任上海公共租界臨時法院及租界上訴法院推事（法官）。史載，在法院任職期間，他不畏強權，秉公執法，常常與陪審團針鋒相對，將有罪的洋人繩之以法。因他常在華洋訴訟之爭中與外國陪審領事發生衝突，兩年之後便被解了職。不過，他在任職期間所寫的不少判詞，都被收入了當時在國內頗具影響的《東吳法學季刊》。
1931年，楊兆龍考入南京政府的司法行政部，不久擔任秘書處科長。1934年他被美國哈佛大學法學院破格錄取為博士研究生，專攻英美法學。其題為《中國司法制度之現狀及問題研究——參考外國主要國家之制度》的博士論文獲得了專家的一致好評。此後，他到德國柏林大學隨著名的庫洛甚教授研究「大陸法」。
剛剛30出頭的楊兆龍在結束了柏林的學業後回國，被聘任為國家資源委員會的專門委員。抗日戰爭時期，他奉命起草國家《總動員法》、《軍事徵用法》等草案。此後，他先後擔任了西北聯大法商學院院長併兼任中央大學、復旦大學、朝陽法學院教授。
抗戰結束後，他完成了《聯合國憲章》的中文本翻譯，並任司法行政部刑事司長，主持起草《戰爭罪犯審判條例》等。1948年，楊兆龍被海牙國際法學院評為「比較法學」專家。當時全球獲此殊榮的共50人，中國有兩人，另一人是時任國民政府外交部長的王寵惠。
因不滿國民黨，1948年底，楊兆龍決定脫離官場，去大學任教或專事法學研究。正在他向司法行政部辭職之際，卻忽然接到了代總統李宗仁的一項任命，任命他為國民政府最高院檢察署代理檢察長。他將此事告訴了妻子沙溯，沙溯無意中透露給了自己的妹妹沙軼因。
沙軼因是中共地下黨員，遂將此消息報告給了中共組織。中共於是派人去說服楊兆龍接受任命，並藉此營救被關的中共黨員。起初，楊兆龍並不願意，但礙於親情，最終還是應允。
楊兆龍任職後，以「釋放政治犯」可表明國共和談誠意為由，多次去說服李宗仁。最終李宗仁同意釋放了全國約萬餘人被關的政治犯，不少是中共黨員或親共人士。
1949年，中共佔領南京前夕，國民黨政要紛紛前往台灣。此時陳立夫的妻子也給楊兆龍夫婦送來了兩張去台灣的機票，與此同時，楊兆龍也接到了哈佛的邀請信。但是在妻子和中共相關人員的勸說下，他還是決定留在大陸。這一決定註定了他此後的人生悲劇。
留下來的楊兆龍將國民黨最高法院檢察署的檔案全部保存了下來，並移交給了中共解放軍南京軍管會。
1950年，在南京大學任職的楊兆龍被選為南京市人民會議「特邀代表」，並以法學家的身份寫了建議人民政府迅即起草《土改法》的議案，以規範行將展開的土改工作。然而，時任南京市委書記的柯慶施對此提出了批評，因為在其看來，一個做過國民黨司法高官的人，根本沒有資格對共產黨「奢談」什麼「立法」。
1952年全國大學院系調整，楊兆龍被分配到復旦大學外文系擔任俄語教授，原因是他以前學的都是資產階級的法律，「不利於培養無產階級的接班人」。他雖然很不高興，但還是服從了安排。
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楊兆龍因發表的兩篇關於中共黨員工作作風及民主法制方面的問題的文章為他惹上了麻煩。他不僅被打成了「右派」，還於1963年9月被公安局逮捕，1971年6月又以「現行反革命罪」被判處無期徒刑，直至1975年12月才獲釋。在此期間，他的妻子自殺，三個孩子也被劃成「右派」，其中兩個兒子後又以「反革命罪」入獄。真真是家破人亡！
1979年的一天，楊兆龍在浙江海寧縣的一間4平方米的小屋裏悄然離世。臨終前，他喃喃的吟出了屈原《離騷》中的一句詩：「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是什麼讓他九死仍舊未悔？是對選擇與中共為伍而不悔？還是對自己敢於直言的所為所行而不悔？大概是後者吧。
民國大法官燕樹棠躲不過一次次運動
燕樹棠是民國時期名重一時的法學家。他生於1891年，1914年畢業於北洋大學，1915年赴美，進入哥倫比亞大學、哈佛大學、耶魯大學學習，1920獲得耶魯大學法學博士學位；1921年回國，歷任北大法律學系教授暨主任，武漢大學法律系教授暨主任，清華大學法律學系、政治學系教授暨法律學系主任，西南聯合大學法律學系教授暨主任，兼任憲政實施協進會會員、監察院監察委員等職。
據說，他的課講的非常好。大陸介紹其生平的《在亂世中沉浮》一文記述道：燕樹棠在北大授課時以認真和嚴肅著稱。他在課堂上從來不苟言笑，以至於很多學生都有點怕他。但他課講的好，聲音洪亮，講解細緻，沒有廢話，教學效果非常好，學生都喜歡聽他的課。他還常常邀請學生來家裏做客，一起吃飯，一起研究法學問題。
燕樹棠還運用自己對西方法學的歷史了解，將西方法學諸流派的發展演變講述給學生；他還利用深厚的文字功底和熟練的外語能力，將一些西方法學大家的最新作品翻譯到中國來。
除此而外，燕樹棠曾負責起草《中華民國民法》親屬編草案，參與修改並討論《中華民國憲法》草案等。
抗戰勝利後，國民政府邀請燕樹棠擔任司法院大法官。「燕老先生有非常完美和獨立的人格，除了認真教書以外，他很少與人交往，不嗜煙酒，幾乎沒有什麼特別的嗜好。現在看來，這樣的人當法官真是太合適了。」長期研究武大歷史的武漢化工學院教授戴克中如此評價道。
1949年，國民黨撤退台灣，當時的國民黨教育部長杭立武給燕樹棠送來了去台灣的機票。燕樹棠予以拒絕，稱：「我一輩子愛國，共產黨不會殺我，我不願意躲在外國軍艦上當『白俄』，改朝換代總還是要用人的。」
可惜，燕樹棠看錯了中共。武漢被中共佔領後，接管武漢大學的中南軍政委員會當即就解聘了三位與國民黨政府有關係的著名教授，58歲的燕樹棠就是其中之一。
此後，毛和中共發動的歷次運動，燕樹棠都沒有被錯過。66歲被打成右派，被迫離開講台。「從此以後他幾乎不再與任何人交談，連碰見昔日的『老』人都不敢打招呼了，心中的抑鬱只能通過在家裏閉目長吟『念天地之悠悠，獨悵然而涕下』的悲愴詩句來釋懷。」兒子燕今浩回憶說。（見《在亂世中沉浮》）
1961年，燕樹棠患上了精神亢進症。他不再關注法學教育，而是將自己埋沒在《考證古文觀止》和《易經》等古書之中。
文革爆發後，已經步入古稀之年的燕樹棠並沒有被遺忘，他不僅被抄家，造反派還從檔案中找出來很多「罪證」，給他掛上牌子在校園裏遊街示眾。隨後，他被送去勞改。「戴着深度眼睛，穿着斯文的長袍馬褂，連挑擔走路的樣子都是那麼的中規中矩，挖溝、挑磚、睡工棚成為了他每天生活的全部。」
勞改回家後，燕樹棠搬了兩次家，而且是越搬越小，最後全家擠在一個只有17平方米的屋子裏，燕樹棠的工資也越來越低，從原來的每月114元降到48元。八十多歲的他天天還堅持在武漢大學的圖書館上班，主要工作是打開水、掃廁所和補破書。幾十年來，他常常叨念的是，「整我的人都是我的學生，我的為人，他們又不是不了解！又得到了多少好處！」
晚年，燕樹棠出現了老年痴呆的症狀，「他可以幾個小時坐着發呆，間或嘴裏玩弄假牙發出異響。」1984年2月，燕樹棠病逝，享年93歲。
結語
毋庸置疑，從楊兆龍、燕樹棠的遭遇看，留在大陸的民國法學家1949年後鮮有作為，其他如曾任遠東軍事法庭法官的梅汝璈等也皆是如此。正是通過一次次運動，曾經保留在他們身上的法學元氣，被中共扼殺殆盡。而顯而易見的是，自中共1949年建政後，法治從來就仍然是空中樓閣，民國的法學家們自然也就逃不脫其魔掌。中共不除，法治就將永遠是中國人的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