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國防部長卡倫鮑爾資料圖片©路透社圖片
德國國防部長卡倫鮑爾（Annegret Kramp-Karrenbauer）在4月28日面世的《國際政治季刊》採訪中表示，德國發揮更積極的外交和安全政策作用是一個大轉變。她警告說，在德國9月大選後，未來可能與綠黨組成的聯合政府將涉及艱難的談判。
《國際政治季刊》由德國外交關係協會（Germ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出版。採訪中，記者問道，「國防部長女士，至少從2014年開始，德國一直試圖在世界範圍內承擔更多責任。但德國在外交政策方面仍然沒有一致的方向或戰略。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缺乏發展的情況？為什麼一切看起來還是那麼零散？」卡倫鮑爾回答說，「幾十年來，德國的優點之一是它沒有作為外交和安全政策的力量佔據（國際）中心舞台。在經歷了納粹時代的恐怖之後，這種立場是可以理解的，而且這也是我國政治和經濟成功的部分基礎。最重要的是，它是使我們國家得以統一的戰略。但現在越來越清楚的是，情況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我們舊的外交政策原則已經不再起作用。我們的許多夥伴和盟友希望並期望，而且是正確的，即德國應該做得更多，花更多錢，並發揮更積極的作用。」
卡倫鮑爾說，「這也應該是我們自己的願望，因為我們在德國的生活，我們的自由和經濟穩定的生活，都取決於我們這樣做。很多人對這種新思維有困難，這完全是自然的。這不是一覺醒來的過程。儘管如此，這是一件重要的事情，也是正確的事情。我們都能感覺到，世界正在發生變化，我們繼續面臨新的風險。我們不能繼續將我們的安全責任交到別人手中。這是一個很大的轉變，而且不是一個容易的轉變。」她說，「到目前為止，德國的地位非常舒適，被一個基本沒有敵意的世界所包圍。德國的武裝部隊參加了一些國際任務，但很少關注傳統的國防。這種情況在最近幾年發生了變化，這給我們既定的思維方式帶來了新的壓力。」她補充說，「突然間，人們越來越意識到，德國面臨着不可避免的地區和全球性挑戰。而且，新的威脅正在出現，新的技術和武器系統，新型的混合攻擊和信息戰。突然間，這不僅僅是德國能做出什麼貢獻的問題，而是以國家帶頭，在世界的組織方式中發揮重要作用。這是與過去的巨大決裂，它讓很多人感到害怕。」
卡倫鮑爾強調，「我們目前正在尋找進入這個新角色的方式。我相信我們會成功做到這一點。而國防部希望深入參與其中。」記者問道，「當然，關於這一進程的政治辯論正在如火如荼地進行，從增加國防預算的建議，到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這樣的新結構，以及關於國家戰略文化的問題。在外交政策方面，你認為德國最大的不足之處是什麼？」卡倫鮑爾指出，「毫無疑問，作為世界上最大和最強的經濟體之一，人們對我們的期望與我們實際做的事情之間存在着不平衡。在北約方面，政府已經承諾實現2%的目標並提供某些防禦能力，但我們在這些承諾方面仍然遠遠低於預期。」
卡倫鮑爾說，「我想說的第二點是關於提供安全的結構。我們現在面臨着一個質的變化的威脅。僅僅提到新技術，我們已經面臨着混合的、網絡化的威脅：為了解決這些問題，我們需要同樣是網絡化的政治方法。對我來說，這意味着一個新的安全定義和一個能夠協調這些複雜挑戰的體制結構。在我看來，這個角色可以由一個國家安全委員會來扮演，它將從不同部門提出的各種立場中創造出統一的政府政策。我們可以在當前看到：新冠病毒大流行表明，我們現有的結構不足以處理這類複雜情況」。她續稱，「然後還有一個問題：這個國家的很多人都不願意面對安全政策的艱難現實。雖然聽起來很矛盾，但近年來核威懾保證了歐洲和德國的安全。但歐洲的核平衡現在也面臨着嚴重的壓力。就我而言，毫無疑問：在未來，核威懾將繼續是我們安全的絕對基礎。而這包括德國在北約的核參與。」
記者補充說，「你說，德國仍然落後於與北約商定的目標，即每年將GDP的2%用於國防。但德國要在2024年前實現這一目標。如果在目前的聯合政府下證明它是如此困難，你認為在9月的大選後情況會改善嗎？」卡倫鮑爾說，「對於即將到來的預算年，國防部的數字還不錯。我們設法通過談判獲得了額外的25億歐元，超過了財政部的計劃。但是，如果你看一下中期財政規劃，在當前規劃期結束時，年度國防開支將下降到GDP的1.2%。這是不可接受的：它不能滿足我們自己的安全需求，也不能讓我們發展我們向國際夥伴承諾的軍事能力。」她說，「出於這個原因，任何新的（執政）聯盟談判都必須包括一個坦率的討論，即我們在未來幾年需要推動什麼，以及它將花費多少。我們將不得不討論提供這些必要資源的新方法。例如，我正在推動一項新的規劃法，為長期安全投資提供長期的政治保證。」
記者問，「目前（德國）憲法規定，軍事部署必須得到議院的具體批准，未來會怎樣？早在2018年，你已經在說。『作為實現新安全戰略的一部分，對海外軍事部署的議院批准必須有一些回退』。」卡倫鮑爾說，「對議院審查的要求實現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功能。我們的武裝部隊與議院有着如此密切的夥伴關係，因此可以真正依靠議院的支持，這是德國政治文化在歷史上發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德國軍隊仍然是一支議院軍事力量」。她表示，「但與此同時，我們需要確保國家在安全政策方面能夠真正採取有效行動。這就是為什麼以前關於這個問題的議院委員會建議讓議院的批准更加靈活。例如，通過一種預期性的決議，這可以為特派團提供一個框架，在緊急情況下有更多的靈活性和更多的速度。或者，議院可以被賦予召回代表團的權利。在任何情況下，到目前為止，每一個外國部署都是由議院多數批准的。」
記者問，「在歐洲軍隊的問題上，議院的監督也起着關鍵作用。三年前，你還在說支持建立一支歐洲軍隊。但在去年，你說，歐洲軍隊或歐洲人的軍隊是否更可取，這是一個開放的問題。你現在對這個問題有什麼看法？」對此，她指出，「有5億人生活在歐洲。這關係到他們的安全和自由。保衛這些人是每個歐洲國家的武裝部隊的使命和目標。目前，我們主要是通過國家軍隊和國家合作形式來做這件事。我們希望大幅擴大這種合作，以便我們能夠在政治和軍事層面上共同行動。」卡倫鮑爾說，「歐盟的戰略指南針進程，是德國的倡議，將在這方面有所幫助。同樣，歐盟的『永久結構性合作』機制（PESCO）和各種共同軍備倡議，以及通過歐洲防務局進行的武器採購協調。這是個很長的項目清單。重要的是，每個國家與其國家軍隊的行動都應被視為對歐洲整體安全的貢獻。如果我們最終要建立一支歐洲軍隊，這就是它所基於的基本前提。」
採訪中，記者還提問，「在政治方面，更積極的德國外交政策的議院多數將來自哪裏？例如，會不會是在基民盟和綠黨的聯盟中（出現）？」卡倫鮑爾說，「議院國防委員會中的綠黨代表可能傾向於比他們整個政黨更順從和開放。目前還不清楚綠黨中誰將最終佔上風。無論怎樣，與該黨的聯合談判將涉及全面的艱難談判。不僅僅是關於武裝無人機。」記者問，「外交政策的任何新方向都需要議院的多數，但也需要更多民眾的支持。為什麼在2％的目標背景下，對你來說，組織多數派資金為我們的武裝部隊提供足夠的裝備，然後向德國公眾解釋這一切是如此困難？是溝通的問題嗎？還是只是德國人仍然完全不覺得受到威脅，即使現在國際形勢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卡倫鮑爾說，「你的最後一點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我認為，最終處理這些議題的唯一方法是誠實地處理它們，並鼓勵廣泛的辯論。我們知道，外交和安全政策，包括海外發展，往往不在日常政治議程的首位。但我們也看到，國際發展如何能對國內問題產生強大的影響。我們的工作是積極確保外交和安全問題被列入議程的顯著位置，並將其作為一個突出的問題留在那裏。現在，在外交政策界有非常密集和有爭議的討論。我想公開這場辯論，並使事情更加公開。」她說，「你必須帶領人們，讓他們參與進來，不要迴避困難的對話。我的經驗是這樣的。在安全政策方面，德國人大多是非常現實的，極其務實的。這種認為你不能與人民談論威脅或部署，或一般的國防和安全政策的想法，我認為這是一個藉口。」
記者問道，「去年年底，政府公佈了印太地區的政策指南。現在，德國正在向南中國海派遣『拜仁』號護衛艦，儘管沒有計劃參與美國領導的『航行自由』行動。你能告訴我們你在印太地區的目標嗎？」卡倫鮑爾回答稱，「之所以需要印太準則，是因為該地區的戰略重要性正在迅速增加，無論是總體上還是對我們來說都是如此。我們在那裏有與我們價值觀相同的夥伴，他們與我們有非常相似的關切。我們在該地區也有經濟利益。作為一個國家，我們依賴於世界貿易的自由、公平和基於規則。該地區的穩定對我們來說至關重要，航道自由也是如此。我們的當地夥伴：澳大利亞、日本和韓國期望我們發出信號，展示我們的存在，並發揮我們的力量。這關係到我們如何與區域民主國家和法治國家一起工作。以及我們對區域安全對話的參與。」
卡倫鮑爾續指，「那麼，一艘護衛艦能實現什麼？顯然，這次部署首先是一個象徵性的：它顯示了我們的團結和我們在該地區的利益。這艘護衛艦將在執行任務時進行長途跋涉：它還將參加索馬里沿海的『阿塔蘭特』反海盜任務，以及監測對朝鮮的武器禁運任務。拜仁號的部署還將包括一些港口訪問和與合作夥伴的聯合演習。」記者追問，「在推特上，你最近寫道：『我們從中國聽到了令人不安的武斷語氣，甚至呼籲'戰鬥準備'。『我是這樣看的。我們在可以的情況下與中國合作，但在必須的情況下，我們將反對他們。』你想在什麼樣的領域與這個越來越有侵略性的中國合作？」
卡倫鮑爾說，「中國最近對歐盟的一些個別民意代表進行了制裁。這非常清楚地表明，對北京來說，這不僅僅是一個追求經濟利益的問題。中國顯然希望推進其對全球體系的構想，一個符合其自身利益的體系，並增加其政治和軍事影響力。它一心一意地這樣做，常常無視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她說，「我們必須清楚：完全不能確定世界將繼續由西方體系和我們的民主、個人主義和人權理念來塑造。如果我們關心這些價值觀，我們就必須每天站出來支持它們，與志同道合的夥伴緊密合作。我們已經在通過大量的聯盟以及國際組織來做這件事。但我們仍有改進的餘地。」
卡倫鮑爾說，「但這一現實還有另一個方面。中國是一個重要的經濟和貿易夥伴，對我們自己和其他國家都是如此，而且它將繼續如此。而且我們也需要中國來解決影響全人類的重要問題，比如氣候變化。沒有這個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解決方案是不可想像的。中國和美國在阿拉斯加安克雷奇的會談開始時是對抗性的，但後來你可以看到實際上有可能就國際問題進行建設性的會談。」記者問，「拜登政府正試圖與歐洲結成一個非常緊密的聯盟來對抗中國。這是否是正確的方式？德國和歐洲應該明確站在美國一邊嗎？」
卡倫鮑爾說，「在我看來，德國在中國和美國之間採取同等距離的立場是不可能的。我支持一個強大的歐洲。而事實是，美國和美國的價值觀，比中國或其價值觀更接近我們。但這並不意味着美國的利益總是與德國或歐洲的利益一致。東盟國家給了我們一個非常巧妙的思考方式。這不是建立一個反對某一方的聯盟，而是為某些東西建立一個聯盟。例如，為一個基於規則的世界，為貨物的自由流動，或為航運路線的自由而建立聯盟。如果中國在這方面有其他想法，我們就有必要堅定地表明，我們不會在這方面向中國讓步。」
卡倫鮑爾補充說，「對我來說，問題根本不在於歐洲是否會在美國人和中國人之間被壓垮。更大的挑戰是歐洲是否會起到任何作用。如果你看一下誰在制定技術標準，例如，是中國和美國。我們歐洲人必須面對我們自己的競爭力問題。我們不能讓自己落伍。我們必須保持我們追求自己利益的能力，採取與北京不同的立場，必要時也與華盛頓不同。這是我們能夠對我們的美國朋友說：我們有一個強大的共同基礎，但在一些問題上我們的利益是不一樣的。這是很合理的，這在跨大西洋的朋友和夥伴之間一直是可能的。」
記者說，「你開始聽起來有點像法國總統馬克龍...」卡倫鮑爾接話說，「德國和法國對此表示贊同。歐洲在未來需要大力發展自己的能力。這是我們與法國共享的一個大的戰略方針。」她說，「但不應該把跨大西洋關係與歐洲關係相提並論。兩種關係都在朝同一個方向拉動。兩者都有可能：我們可以加強歐洲的安全能力，同時仍然保持美國在歐洲一邊。沒有美國，歐洲安全是根本不可能的，而且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都是如此。我們正在努力提升歐洲的行動能力。」
卡倫鮑爾說，「在德國去年擔任歐盟輪值主席國的六個月期間，我們開始了制定歐洲總體戰略的道路，即戰略指南針，法國將在明年結束這一進程。這也是為什麼我們正在推動聯合軍備項目和PESCO項目的合作。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的軍隊在薩赫勒地區一起工作。人們必須意識到德國和法國立場之間的差異。但在這裏佔主導地位的是相似之處。歸根結底，重要的是我們都想要同樣的東西：一個自由、安全、強大的歐洲，在世界事務中擁有強大的聲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