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關於新疆再教育營、強迫勞動是否屬實的真相之戰，正在全球社群網站上愈演愈烈：來自新疆的官方製作公司，製作多語言的影片講述新疆生活的美好；匿名者每天發出網絡攻擊，要癱瘓累積超過萬份受害者證詞的公開數據庫；住在中國的西方網紅，拍攝雙語影片支持中共官方論述⋯⋯。
《報導者》越洋專訪6位在輿論戰前線的當事人，從社交網站數據、3份最新的研究報告和他們的親身經歷，也看見中國政府的宣傳機器如何在民主國家中埋下懷疑與分裂的種子。
2018年，來自新疆的維吾爾族人，目前人在芬蘭的33歲醫生穆拉特．哈利．維吾爾（Murat Harri Uyghur）在社交網站上貼出第一支影片，為人仍在新疆但已失去聯絡的父母求救；接着，他開啟了救援新疆維族人的旅程，到超過20個國家演講、組織人權工作，協助他們發聲。
兩年多後的現在，一路看着他向世界求助的芬蘭友人，卻邊散步、邊問他：「你確定你說的那些都是真的嗎？新疆真的有再教育營嗎？」
「我嚇了一跳，問他是怎麼回事，他說是網絡社群上有一些配了英文字幕的影片，說新疆生活非常美好，⋯⋯有一些聲稱是來自新疆發出的證詞，描繪的是穩定跟繁榮的生活。」透過越洋電話接受《報導者》專訪的穆拉特說，雖然身邊友人們都理解他的遭遇，但卻不理解中國政府對於網絡信息的監控、操縱，也無法分辨中國國家媒體報導所代表的意義，「我得跟他說『在新疆，是有特殊許可的人才能使用西方的社群媒體、才能夠上傳那些東西的』，他們才恍然大悟自己看的可能是官方的宣傳。」
針對美國與歐盟制裁，中國展開全球宣傳戰反撲
超過兩年的時間，如同穆拉特一樣，來自中國新疆地區受壓迫的不同族群，如今在海外生活或流亡海外者，因為聯絡不上家人、因為知道家人已被關進所謂的「再教育營」，在別無選擇下，他們冒着風險透過社交網站向世界求救，有的上傳影片並向媒體揭露、有的公開親人的照片、位置、戶籍數據，希望得到中國政府響應親人的下落。
這樣子的證詞，至今累積成1萬3千多份證詞與證據的「新疆受害者數據庫」。根據這份數據庫和其他中國政府官方文件，國際媒體、智庫、美國及歐盟已認定中國政府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大規模人權壓迫。3月，美國、歐盟、加拿大及英國，連手對中國相關官員祭出制裁，是歐盟自1989年天安門事件以來，首度對北京採取的重大制裁。
維吾爾人權項目發佈了"抓捕與失蹤：維吾爾家園的知識精英被圍剿"的中文版本。（維吾爾之聲）
另一方面，中國全力反撲，展開全球性的宣傳戰。
對內，中共官方以人口計劃解釋新疆地區人口下降問題，他們形容再教育營是職業培訓、住宿學校，稱強迫勞動是繁榮發展的一步，更是消除貧窮、打擊極端主義。
對外，中國則是炮火猛攻。就在美歐宣告制裁的兩天後，中國國務院發表《2020年美國侵犯人權報告》，就種族主義、貧富不均、COVID-19疫情批評美國；共青團微博和眾多官媒還翻出2020年10月，瑞典品牌H&M不採用新疆產品或原材料的官網聲明，點燃中國民眾怒火，要眾人力挺新疆棉、抵制西方勢力的「抹黑」。4月8日，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人民政府新聞發言人徐貴相，在北京 中共外交部內召開記者會開炮，稱所有關於新疆人權壓迫的信息都是造假，是西方勢力矇騙世人，包括穆拉特等受害者及其家屬的證詞影片皆是演員的演出。只是，徐貴相也在記者會中矛盾地說，中國政府已針對1萬多份證詞「認真研究查核」，其中「只有」1萬700多人是真有其人。但他的說法無異證明了多數證詞的存在。
證詞數據庫的重要性，也讓自身成為攻擊標靶
俄裔美籍的斌吉恩（Gene Bunin）是徐貴相在記者會上點到的名字，也是建立「新疆受害者數據庫」的核心團隊成員；2014年斌吉恩開始以學生及研究者身份在新疆學習維吾爾語言、文化、藝術，2017年後有不少友人消失、傳出死亡，他於是開始理解人權現況、協助向國際求援、翻譯證詞，從2018年秋天開始數據庫的建置，卻也導致他被迫離開新疆，隨後也被哈薩克斯坦政府停發籤證。
俄裔美籍的斌吉恩（Gene Bunin）。
因人身安全因素無法公開位置的斌吉恩，在接受《報導者》越洋專訪時說：「這就代表了我們做的事正在發揮作用，中國政府必須做各種不同的事來應對。」
枱面上，中國政府否認這些證詞的存在，但台面下，這個證詞卻發揮極大的救援效果，「有一次十幾個受害者家屬一起在YouTube上作證，隔天他們就收到（中國政府）電話；也有人在美國上網作證，一周之後家人就被釋放；還有一次，我們把證詞上傳到數據庫之後，一個小時內就收到新疆地區公安打來的電話，⋯⋯他們很仔細地在看我們的數據庫，」斌吉恩細數證詞所代表的真相揭露，在過去兩年多對中國政府造成的壓力。
「這也是他們直接攻擊我們的原因，因為證詞是最客觀的證據，無關地緣政治，就是人們真實受害的親身經歷，」斌吉恩說，「新疆受害者數據庫」每天收到網絡攻擊，有時一天內收到上千份假冒的求救需求，也有人會發釣魚信件引誘斌吉恩下載惡意軟件。但攻擊只在2018年底數據庫建立時成功過一次。
數據庫靠着群眾募資支持運作，至今捐款人超過千人，由全球各地十餘名兼職人員共同維持運作，還有學者、資安團隊、智庫、十幾名志工主動協助參與。團隊透過搜集社群網站、媒體報導和各地人權組織上的證詞，也協助求助的受害者拍攝證詞影片。網站則為上萬名受害者建立證詞檢索的功能，供全球研究者、記者、人權工作者調查使用。另外，包括中國政府流出的官方文件、網上的公開標案數據、官員發言等也都在此建檔。
國際人權律師、拉烏爾瓦倫貝格人權中心法律顧問戴蒙德（Yonah Diamond）告訴我們，這些證詞的重要，不僅讓全球有機會在新疆被封鎖的情況下理解真實情況，也讓受害者和其家屬在中國政府創造出的震懾中，有勇氣、有機會作證和發聲。戴蒙德參與撰寫的獨立調查報告中，取用了數據庫中近百位目擊證人的證詞，進一步將成為聯合國、國際刑事法庭等調查的基礎。
國際人權律師、拉烏爾瓦倫貝格人權中心法律顧問戴蒙德（Yonah Diamond）。（推特圖片/@yonahdiamond）
但中國也跟着這些證詞，找到攻擊的目標。人在芬蘭的穆拉特，當時不僅為自己失去行動自由的父母作證，也發起#MeTooUyghur的網上串聯行動，打破恐懼造成的沉默、帶起跨國維族社群間的作證潮。這也讓他成為首要的攻擊目標之一。
惡意而伶俐的攻勢，從癱瘓運動者的日常開始
「我必須說，他們（中國）的攻勢非常厲害⋯⋯幾乎癱瘓了我在社交網站上動員跟組織的可能。」2019年7月，《報導者》第一次採訪穆拉特，當時的他還是在各國之間的活躍倡議者，如今，他已刪除Facebook賬號，回歸醫療專業的研習，說要過好個人生活。
攻擊分成幾個面向。首先是當面的威脅，然後是大量的私訊，包括怒罵、羞辱、恐嚇。也有人假裝是其他受害者私訊求救，卻只是無止盡地要佔用穆拉特的時間，「我甚至收到說是同鄉的人從新疆發來的訊息，『勸』我，同時威脅說我再發聲，我的家人就會再被關。我只問他，是誰讓你用Facebook的？你在為誰說話？」
「這些我們都習慣了，你知道很多人就是網軍，他們就是在賺錢，發這些訊息。」然而真正造成穆拉特受傷的，是第二波攻勢。
用謠言、懷疑論分化反對陣營，「中國的確摧毀了我們」
先是謠言出現在各地的維族社群，說穆拉特其實是猶太人。接着是在維族社群之間放大矛盾，宣傳穆拉特的基督信仰，此舉，讓許多以追求東突厥斯坦獨立的維族運動分子、以伊斯蘭為宗教信仰的維族群眾，與追求中國境內多元宗教自由的穆拉特之間，出現了被有心挑起的衝突。有心人放大了之中的差異並煽動懷疑，讓許多維族人不願再與穆拉特合作，甚至要他上網開直播、宣稱自己改信仰伊斯蘭，否則不再支持他的倡議運動。
穆拉特承認，來自「自己人」的謾罵跟不理解，讓他心力交瘁，決定關閉Facebook賬號。就連跨國串聯的腳步也停下──近來聲音社交軟件Clubhouse竄起，他也一度與朋友們在上面開啟英、德、芬三語的交流房，希望證詞被更多人聽見，但此舉也立刻引來攻擊。如今，他只留下每周一次的咨商專線服務，提供受害者和其家屬使用。
「我本來是想協助受害者的，但我們之間被謠言跟操作過的信息，種下懷疑、仇恨之後，我卻也成了受害者。⋯⋯我不想用這個字，但他們（中國政府）的確摧毀了我們的動員方式，他們學得很快，」穆拉特說。
長期觀察中國人權問題的人權觀察（Human Right Watch）專員王松蓮觀察，抹黑與攻擊人權運動者、受害者，在中國709維權律師大抓捕事件後，成為慣用的手法，但隨着社交網站普及、新疆事件的受害者數量龐大且位於世界各地，中國的攻擊及對事實的圍捕規模變得更大、更為極致。
於是，中國政府對穆拉特等受害者家屬證詞的反制，如今透過不同語言展開，聲稱是來自新疆的維族家庭上傳的生活影片，在Facebook、Twitter、YouTube上配着不同語言的字幕出現，又或是住在中國各地的西方面孔，以網紅之姿，講述支持官方說法的中國故事，近來以色列人高佑思在新疆體驗采棉花的影片就是一例，影片也在中國國際頻道CCTV播出。
「這是很危險的，這些西方面孔用不同語言從中國發向各地，尤其對那些對中國沒有基本認知的人⋯⋯我覺得會有效，」穆拉特說。
人權運動者穆拉特（左）在網絡發起「#MeTooUyghur」（「我也是維吾爾人」）等眾多串聯運動。Twitter上的聲援者（右）。（臉書/推特圖片）
官媒互推、平台人為操作、西方網紅賬號連手洗白新疆
3月，一份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 ASPI）發佈的研究報告，揭示了部分中國政府全球性的圍捕手法。
撰寫報告的ASPI研究員張羽楊（Albert Zhang）向《報導者》解釋，中國不實信息操縱的規模前所未見。ASPI從2014年1月到2021年2月間提及新疆（Xinjiang）的27萬多則Facebook貼文和95萬多則Twitter貼文中觀察到，中國宣傳機器的新策略和手法。
首先是官媒在西方社群媒體上，針對新疆報導的宣傳力道逐年增加。以2020年為例，在Facebook上所有提到新疆的貼文中，得到最多贊的前10名，皆是來自中國官媒的發文（注1），總計超過1千1百萬贊數給了《新華社》、《人民日報》，以及旅遊與文化類的中國英文官媒，打造一個繁榮壯麗的新疆形象。
在中國社交平台上關於新疆的內容呈現，則被平台刻意的排列。以國際使用者為主的TikTok為例，ASPI做了兩次的數據研究，2020年8月共444支標註了「#xinjiang」的影片，只有5.6％是批評性質的。2021年3月再次調查，同樣看見異常，標註#xinjiang的影片共累積超過900萬次瀏覽次數，但在排行榜上的前三位，卻是都與新疆美麗風景相關、各自贊數都少於600的影片。而與釋放維族人要求相關的影片，雖有2,831個贊，卻只排在第129，以同樣贊數來說，該影片應位於排名前30的位置。
TikTok上標註中文標籤「#新疆」的影片有245支，累積共約90萬瀏覽次數，但只有一支是批評性質。相較之下，標註了#Uyghur、#uyghurlivesmatter等兩標籤的前20名影片，大都為批評性質。張羽揚說，這表示TikTok有明顯的人為操縱。
「中國在Facebook跟Twitter等西方平台上大量推廣『替代性』的說法，是從2019年底開始的，」張羽揚進一步解釋，除了官媒和中共官方相關賬號的分享，另外有是表面上與官方無關的「第三方」賬號所發佈的內容。Jerry's China是其中一例，他是一名住在廣東的澳洲人，2020年間，Jerry貼了697次與新疆相關的貼文，轉推其貼文的包括了中國外交官和官媒賬號。
ASPI從這些內容的推播網絡中，看見許多使用相貌相似的亞洲女性照片、風景照、使用西方名字的可疑賬號，轉推着官媒的文章、友好第三方的內容。這些許多後來都被平台偵測為不實賬號的網絡，與《環球時報》的發文緊密合作，各自貼文文字皆完全相同；部分賬號有的在2020年上半年前，張貼與香港《國安法》、美國疫情政策、BLM（Black Lives Matters）運動等相關貼文。
2021年3月18日，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宣傳部副部長徐貴相在北京外交部舉行的新聞發佈會上，播放了維吾爾人讚揚中國對穆斯林少數民族政策的錄像帶。
隱藏在官方標案里的新工具：多語影片
網絡中還分享了一家位於新疆烏魯木齊的出版公司「昶宇文化」製作的影片，以阿拉伯語、英語、土耳其語、華語講述新疆生活的美好。從中共官方的招標文件可以看見，2019年底，昶宇文化以人民幣60萬元得標，為維吾爾自治區新疆音像出版社拍攝執行《這裏是新疆》的製作案；而新疆音像出版社的股東，就是中國維吾爾自治區廣播電影電視局。
昶宇文化不只製作內容，也發佈作品在YouTube上，其頻道擁有5,280個訂閱，卻只有1,437個瀏覽次數（註：2021年4月17日的統計），這樣的數字是異常的──第一，世界上大部分的頻道，瀏覽次數都比訂閱數多；第二，從歷史紀錄來看，在2020年9月，此頻道的累計瀏覽次數竟倒退，代表觀看和追蹤的賬號是創造出來的，非一般人使用，被平台發現後刪除。
進一步細看昶宇文化發佈在YouTube的180多支影片，大部分瀏覽次數低於20次，都有英文字幕。最多人觀賞的一支影片，是前職業培訓所學員在2020年1月接受中國環球電視網（CGTN）採訪。昶宇文化的賬號除了自行經營社交賬號、發佈內容，更重要的是擔任制播的角色，製造出來的內容也被其他中國官媒使用，如《人民日報》也都透過西方的社交平台分享昶宇文化的影片。
「大量的使用影片是一個新的現象，對平台來說，影片的內容較難偵測，」張羽揚解釋，平台大都仰賴人工智能和人工，偵測上傳內容是否含有不實信息等不符合平台規範的內容，影片的偵測難度會比純文本、圖片來得高。同時，利用一般出版社而不是官方賬號建立頻道，也讓一般用戶、特別是非中國籍的使用者，更難以判別是否為官方宣傳。
「這是一項多語、多國、使用各種平台跟手段的全球性宣傳活動，系統性的攻擊之外，其投入的資源前所未見。」張羽揚所屬的ASPI在2020年發佈關於新疆地區強迫勞動的調查報告，指出至少8萬人處於強迫勞動狀態；報告撰寫者被中國網軍瞄準攻擊，中國官媒甚至發佈影片，污衊研究者的私生活和家庭。一樣的做法，也針對斌吉恩以及各研究報告的撰寫者。
直接利用「美國媒體」製造極端訊息，獲取可信度和影響力
中國針對新疆的宣傳大戰，影響的除了受害者以及研究者之外，ASPI發現的一項新手法，更為所有民主國家敲響警鐘。
中國的宣傳網絡，包括中國外交官、官媒跟不實賬號，挑選了一家位於美國的媒體《The Grayzone》，在上頭分享文章。以2020年為例，《The Grayzone》瀏覽率前12名的報導，包括了指稱新疆強迫勞動是美國政府捏造、指美國在發動新冷戰的極端言論。
在2019的12月到2021年的2月間，《The Grayzone》被《環球時報》、《新華社》、《CGTN》等中國官媒引用了252次，《人民日報》也引用了61次，《The Grayzone》因此在Twitter跟Facebook上得到了有史以來的最高曝光。
爬梳過去的數據，中國外交官跟官媒第一次開始分享《The Grayzone》文章，就是該媒體發佈了詆毀研究新疆問題學者的報導，中國政府發言人趙立堅在2019年12月30日轉推，華春瑩在2020年3月也再轉發了同篇文章，至今該媒體已成為中國對應任何關押維族人回應的數據源。中國駐澳洲代表處還將《The Grayzone》報導，寄送給各澳洲媒體刊登。《The Grayzone》的創辦人布魯門塔爾（Max Blumenthal）甚至在《環球時報》及俄羅斯官方相關媒體《RT》、《SputniK Radio》接受專訪。
人位在美國的王松蓮告訴我們，民主國家在社交網站的影響下，不同政治群體已經開始習慣了在各同溫層里擁有不同的「事實」，滋養出的媒體環境、替代性信息網站，扮演各同溫層的信息來源。《The Grayzone》的例子，便是極端的聲音被極權國家取用──本來屬於政治光譜上偏極端的少數讀者閱讀的網站，卻被中國的宣傳機器推到了媒光燈的中心，並意圖加持彼此的「可信度」、支持對方的說法。
在新疆議題上，因為新疆的完全封鎖，加上西方人對中國政治運作的陌生，這樣子的替代性極端媒體，很可能因為位於美國、以英文撰寫，影響國際上許多人對於中國實況的理解。
2021年3月24日，中國攝影家協會在北京舉辦以新疆地區拍攝的圖像為主題的攝影作品展。
王松蓮的擔心已經在發生。
ASPI爬梳社交數據，發現世界衛生組織（WHO）傳播總監斯特恩（Gabby Stern）、聯合國特別報告員（Special Rapporteur）多漢（Alena Douhan），都曾分享過《The Grayzone》的文章，以支持自身的政治判斷。
以斯特恩為例，2020年的7月，她分享了《The Grayzone》的文章稱台灣寄給WHO的電子郵件並未含有任何新的信息，以否認台灣衛福部的說法，但台灣衛福部曾公佈電子郵件全文，說明早已向WHO示警（注2）。《The Grayzone》的文章支持WHO立場，斯特恩於是分享了連結並寫道：「台灣從未提供任何關於冠狀病毒或是其傳染途徑的警告訊息給WHO。」她的貼文得到750個轉推、按贊，也讓《The Grayzone》作為媒體的可信度提高。
「要確保的是，我們不能因為這些騷擾而停止發聲」
「現在在美國的幾種極端聲音中，有的極左派說中國的治理是民主之外的另一種新選項，說他們的人權問題並不存在；有的極右派則說，中國是民主的威脅，但同時極右派自己在美國造成的人權問題，也絕口不提，在這種環境中，真相更為重要，卻（傳遞真相）更難了，」王松蓮認為，中國在民主國家的信息操縱、宣傳特定說法，凸顯了民主國家在社交網站時代下的認知弱點，尤其民主國家的人們無法理解一黨專政的中國，政治與信息環境如何運作，於是像是新疆人權壓迫這樣子的事實，就可能在美國和其他民主國家內部不同政治群體的爭辯和衝突中，成為可以操作、能夠扭曲的事實。
「西方對於中國的認知，有很多這樣的狀況，」王松蓮嘆道，新疆人權議題只是其中一例，或許中國針對新疆議題的全球性操作，能讓世界早一步看清中國的戰狼本質，也認清華文網絡信息環境所處於的「網絡暴力時代」。
對同時身為人權被迫害的當事者、受中國宣傳攻擊的對象，又生活在民主國家的穆拉特來說，如今中共利用民主國家媒體環境的多元和混亂，形塑對中國的認知，這已是殘酷的現實。
而生活在民主的社會裏，能做些什麼？
穆拉特說，除了努力保存真相與事實，也要努力理解中國如何操縱信息；斌吉恩則提醒：「大家都知道他們是誰、他們在幹些什麼事，就不用太理中國網軍了，要確保的是我們不能因為這些騷擾而停止發聲。」
注1：前10名貼文的按贊數如下：CGTN5,787,299、人民日報1,680,369、新華文化與旅遊800,487、新華社新聞762,482、環球時報647,697、中國日報646,973、Discover Xinjiang453,582、Discover China408,321、China Xinhua Sci-Tech361,696、FlyoverChina360,139
注2：但根據衛福部公佈的電子郵件全文，台灣在2019年12月31號即向WHO提及中國正在發生的非典型肺炎特性病症、病患均隔離治療的現況，作為示警，但WHO卻以「未直接提及人傳人」作為理由，稱台灣的信件無明確示警作用。
※本報導為《報導者》與自由亞洲電台（RFA）中文部共同製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