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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半山腰 一個中國研究聖地的死亡

傅高義(Ezra F. Vogel)逝世前兩天,給熊景明發了一封電郵。「聽說中心要被關閉了,不知我過幾天寫信給中大,有否作用?應該寫給誰?」

傅高義所指的「中心」,是座落於香港中文大學半山腰、田家炳樓八樓的中國研究服務中心。熊景明曾是中心助理主任。此前數天,她剛收到風聲——中心將被重組,甚至完全關閉。消息來得突然,之前中大從來沒有就此事進行任何諮詢。

1963年,來自美國哈佛大學的傅高義和一群研究中國的西方學者,在香港促成了中心的前身——大學服務中心。近60年來,中心屹立中西的夾縫地帶,在中大保持獨立運作。它藏書超過12萬冊,收藏了全球孤本——一系列完整的《內部參考》、學者宋永毅帶頭整理的文革資料庫、逾400部中國紀錄片、中國各省的地方志……所有這些資料,都面向公眾開放,任何市民只需簡單登記,即可閱覽中心館藏。學者們稱它為中國研究的聖地「麥加」。在傅高義眼中,「沒有中心,就沒有當代中國研究」。

「先上床休息吧,」考慮到收信的一刻,已是美國時間凌晨2點,而傅高義剛做了一個手術,熊景明簡單回信,打算第二天再去打聽,該聯絡中大何人。

位於中大田家炳樓八樓的中國研究服務中心。

這是兩人最後的聯繫。香港時間2020年12月21日,傅高義在美國麻薩諸塞州一家醫院去世。4天之後,中大向媒體發信,正式宣佈「重組」中心。起初校方稱,「重組」是為了把中心館藏交給大學圖書館管理並數碼化,而學術交流活動交由中國文化研究所承擔。到了12月底的記者會上,經記者多番追問,校方承認,18個月的重組後,中心不再存續。

然而,據端傳媒多方了解,今年1月20日左右校方已發信予中心各職員,強調自1月1日始,所有職員已被分派至中國文化研究所和中大圖書館轄下,所有館藏已為大學圖書館所有。所謂18個月重組期,子虛烏有。

風雨數十載,熊景明沒有想過,中心落幕的一刻,如斯倉促。自校方公佈決定,先是二十多名美日學者發起聯署,望中大三思,後又有過百名中西學者聯署,對決定表達失望,促請中大重新考慮決定。78歲的熊景明亦奔走聯絡,查詢中大決定的原因,最終沒有任何回音,亦沒有挽回的希望。「這個(決定)沒有說服力,自然會引來很多遐想。」熊景明嘆。

而中心原主任、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教授李磊(Pierre Landry)對端傳媒表示,校方於12月召開會議,突然通知他這個決定,開會後一小時,他已憤而遞交辭職信。「如果在中心死亡的過程中,我有份參與監督或組織工作,對我來說是絕對不正直的行為。所以,我決定退出。」李磊說。

從中國、從西方來的人,在香港吵架

每天午餐時間,就是爭論之時,吵著吵著,什麼訪客、助手、教授,種族身份都忘乎所以了。華峰覺得,中心的學者就是故意跟你吵……

1967年,香港正處於六七暴動,街頭混亂,交通停滯。美國學者戴慧思(Deborah Davis)一路趕來香港,下了飛機才發現沒有車坐,辛苦輾轉才抵達當時位於九龍塘的一座小洋房。那機構沒有招牌,只在門前泊一架小麵包車,上頭寫有「大學服務中心」(Universities Service Centre)。

戴慧思當時於哈佛大學修讀東亞研究碩士,是傅高義的學生,為了更好地研究中國,找到中國人做訪談,而來到香港。

上世紀六十年代,世界仍處於冷戰格局,專研中國的美國學界分為兩派,領頭人物一邊是較為同情國民黨的華盛頓大學教授George Terylor,另一邊是對共產黨抱持開放態度的哈佛教授費正清(John Fairbank)。當年,美國教育與世界事務基金的主席 William Marvel,兩方均不想支持,以免造成分化,轉而嘗試在香港設立獨立的學術機構。

63年,William Marvel致電正在香港度假的美國加州大學法學院教授孔傑榮(Jerome Cohen),請他成立中心,並擔任第一代主任。此後,各路研究中國問題的西方學者,一批批來中心落腳,尋找從大陸逃來香港的難民做訪談。他們大都是來自世界各地的年青研究生及教授,其中不乏日後的大家,如潘鳴嘯(Michel Bonnin)、傅高義,亦有推動中美關係正常化的學者Michel Oksenberg等。傅高義曾說,6、70年代,西方大學有關中國的課堂內容,核心幾乎全部來自中心。

後來赴美國讀書、成為戴慧思學生的香港學者陳健民對端傳媒介紹,當時中心聚集了許多傅高義的學生,有別於主要依據歷史資料做研究的傅高義,這些學生開始尋求實證研究,是第一代的中國研究學者,《陳村》一書的作者就是其中代表。

當時,陳佩華(Anita Chan)、趙文詞(Richard Madsen)、安戈(Jonathan Unger)等幾位「蹲在香港」的研究生,以訪問從番禺陳村逃來香港的人為基礎,撰寫了《陳村》一書,以豐富的故事,還原陳村的社會變遷與政治秩序。後來,這批學者中不少人成為中國研究的領軍人物,戴慧思現為美國耶魯大學社會學的榮休教授,陳佩華為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的名譽副教授,安戈則是同校的政治與社會變革學系教授。

1979年,熊景明從昆明抵港不久,就在報紙上讀到一個廣告,邀請有中國農村經驗的人到中心做訪談。想着可以說出「中國實際情況」,她很快前往。

她生於雲南昆明,原是當地澄江中學的英文老師。文革時期,因有親人在美國,她被批判為「修正主義苗子」,被遣往軍墾農場。經歷文革的折磨,熊景明以丈夫的華僑身份離開中國,抱着剛出生的女兒前來香港。

訪談期間,當時在中心從事中國政治研究的美國教授Jean Oi,決定邀請熊作她的研究助理。中心當時有10多個職員和研究助理,氣氛自由無拘。

當時曾任中心研究助理的華峰(化名)對端傳媒回憶,當時許多來自大陸的、香港的、西方的人在這裏臉紅耳赤地吵架,在中心「爭吵」的時光,教會了他許多。

華峰生於香港,1948年,未滿1歲的他被左派父親帶往中國,在動盪的政治運動中挨過二十多年,1974年終於逃回香港。回港後他與一群朋友創立了一個讀書會,「香港人也好,台灣人也好,華僑也好,讓他們知道到底中國是什麼。」

起初,他們在新亞書院聚會。後來有人提議,大學服務中心好像不錯,有些外國人在找人訪問。華峰先與同伴到中心探探口風,推門一進去,迎面幾個外國人,開口卻是普通話,「正好就在找我們(這些從中國過來的人)」。

每隔三兩天,讀書會就去中心開會,和外國學者聚餐聊天。中心餐食便宜,職員要價4元,來客6元,「總之比外面餐廳便宜」。這個一邊吃飯一邊交流的習慣,後來成為中心學術午餐會的傳統。

華峰迴憶,當時不少來自西方、不曾進入中國的學者,認為毛澤東思想頗具吸引力。華峰親歷文革,就愛與中心的左派者爭論。每天午餐時間,就是爭論之時,吵著吵著,什麼訪客、助手、教授,種族身份都忘乎所以了。華峰覺得,中心的學者就是故意跟你吵,「爭吵過程中他們教會了我們很多,我們也教會了他們很多。」後來,華峰更成為中心一名法國學者的研究助理。

然而,時代很快轉向。

70年代末,鄧小平推行改革開放,竹幕大開,西方研究者得償所願,紛紛湧入中國,中心頓時失去了特殊的價值,訪問學者越來越少。不同的美國私人基金會,也開始重新考慮中心的價值,中心再難申請資助。時任主任John Dolfin辛苦籌得的經費,有一半都要用對付房租,也不知明年的經費有否着落。

轉眼到了1983年,中心的研究助理只剩熊景明一人。

不過,香港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都有意接管中心,香港大學甚至曾派人過來中心丈量房子。在與當時中心的主管單位——美國學者聯合會委員會的洽商中,中大的秘書長、中國研究文化所所長陳方正、政治與行政學系系主任關信基和社會學講座教授金耀基等人均顯出極大誠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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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李廣松   來源:端傳媒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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