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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在對待老幹部問題上周恩來、林彪迥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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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周恩來在毛澤東允許的範圍內保護了一些人,特別是一些黨外人士,還有一些毛並不想徹底打倒的人,如鄧小平等,周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予以通融照顧。所有保的人都是毛澤東決定,周恩來執行。毛澤東不決定,周恩來不敢也不能去做,重要幹部他不能決定。反之也一樣,毛澤東堅決打倒的人,周不會伸以援手予以保護。大陸黨史學界有意用所謂周恩來保護了一些老幹部來掩蓋周恩來的確參與迫害老幹部之事,這無非還是為尊者諱,將迫害老幹部的罪名轉嫁到林彪的頭上,希圖掩蓋歷史事實罷了。

現在大陸官方給林彪定罪的一個重要罪名就是「瘋狂迫害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原北京衛戍區司令傅崇碧就說「林彪、江青一夥為了篡黨奪權,打擊、摧殘、迫害老一輩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和跟隨毛主席革命多年的大批老幹部,掀起了陣陣惡風」,而周恩來則「以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大智大勇,砥柱中流,力排乾擾,堅決按照毛主席的教導和黨歷來的幹部政策,關心和保護老一輩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和老幹部,同林彪、江青一夥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53]另外一本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周恩來研究述評》中也提到國內的研究者都用「大樹參天護英華」和「殫精竭慮護英華」來形容周恩來對老幹部的保護,他們最常提及的就是周恩來在文革初期對陳毅賀龍彭德懷宋慶齡等人的保護,以及文革後期對鄧小平的支持和「解放」175位將軍等事。[54]這樣一正一反襯托出周恩來對老幹部是真心保護的,而林彪對老幹部則是殘酷迫害的。然而,事實真是如此嗎?

毛澤東親自發動的這場「文化大革命」最重要的使命就是要解決接班人問題,然而,這場「革命」首先要由毛澤東自上而下發號施令,然後卻要廣大老百姓自下而上造反奪權。既然文革是一場「革命」,是造「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反,是一場全民的「奪權」運動,那麼它就不可避免地對廣大上層領導階層形成巨大的衝擊,上到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家主席,下到基層黨委的支部書記都屬或被打倒或被奪權的範疇之內,其範圍之廣,規模之大,人員之多,影響之巨都創造了歷史之最。但是,哪些老幹部當屬被打倒之列,哪些老幹部當屬被衝擊卻要「燒而不焦」之列,這些無疑都在毛澤東的考慮之中,有時也隨着情況的變化而變化,要根據他們的表現加以區別對待,而周恩來就恰如其分地扮演了這一重要的角色。

王力在自己的回憶里說「中央還有一個重要的機構是專案組。……專案組與中央文革小組的地位是平行的,都是直屬中央常委,也就是對毛主席直接負責。」「專案組機構的成立開始於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成立一個處理彭、陸、楊這幾個人的機構,羅瑞卿除外,他由軍委處理。另外加一個田家英。當時毛主席同江青不在北京,根據毛主席指示,由劉少奇主持,成立一個組,分別同四個人談話,處理他們的問題。這個組少奇同志決定由周總理總負責。下面分四個分組。……一個是彭真的組,由周總理親自負責,一個組是康生負責,一個組是陳伯達負責。第四組安子文是組長,成員由王力、戚本禹,在周總理統一部署下工作」。[55]中央專案組的人員在後來有所增減,但大的格局基本未變。據知情人士透露,各專案組直接向周恩來負責,負責的內容包括被審者的關押、審查、外出提審、接受批判、生活起居、轉移、看病、可否家屬探視等,周恩來可說是事無巨細,面面俱到。在後來的很多老幹部回憶文革文章中都看到這樣的敘述(雖說大多數都是正面回憶)。海外著名學者高文謙先生在《晚年周恩來》一書中對此有十分中肯的評論:「周恩來當時作為中央專案審查委員會主任,同時又是中央文革碰頭會的牽頭人,而且作為中共最資深的領導人之一,熟知黨內各方的歷史情況,因此對文革中搞的不少冤假錯案都逃不脫干係,有的更負有重大責任。舉其犖犖大者,像彭德懷、劉少奇、賀龍、彭真等人的專案,他都直接或間接分管過,指導專案的審查,羅織罪名,擬定結論,對當事人的含冤而死實乃難辭其咎。」高先生特別指出「文革期間,凡是逮捕人,都需要經過中央文革碰頭會批准,大人物和北京的由碰頭會直接管,各省市的也須上報備案。這些全都經過周恩來的手。」「作者曾接觸過其中一部分專案審查材料,上面都有周的簽名或批示,有的還作過多次批示,寫了大段的批語,口氣是很嚴厲的,筆下頗有紹興師爺的遺風。」[56]

周恩來在文革中對黨內的老幹部的態度基本上是看毛澤東的臉色行事,文革剛剛開始時,劉鄧等人尚未徹底倒台時,毛澤東只是先揪出了彭真、羅瑞卿、陸定一和楊尚昆等人,黨內鬥爭的焦點也主要集中在「彭羅陸楊」幾個人身上。對於這些已被打倒的人,周恩來是持嚴厲批判的態度。1966年10月3日周恩來對參加國慶觀禮的全國紅衛兵代表發表講話時談到彭真,周說「他長期執行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路線,更主要的是他是兩面派……從現在揭露的看,彭真是一個反黨、反毛主席的分子。」[57]11月28日周恩來在文藝界大會上談及文藝團體時說「我們的文藝團體,是無產階級革命文化大革命的重點單位之一。過去長期在彭真、陸定一、周揚、林默涵、夏衍、田漢、陽翰笙等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的統治下……我們一定要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堅決把一小撮盤踞在文藝界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統統揭露出來,把他們鬥倒、鬥臭、鬥垮。」1967年10月7周恩來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談到陸定一時說陸「三二年就叛變了,也是叛徒。」[58]陸定一隨後被關進秦城監獄。陸定一後來曾痛苦地回憶了自己的這段經歷,陸說「1967年10月9日這天,我被捕了。連續三天,有九個人審訊我。動了刑,沒有結果。就給我上手銬,刺進皮肉,很痛。接着又拷打,又上刑。他們根本不問我,也不問彭、羅、陸、楊的關係,硬給我加上叛徒、特務、階級異己分子的帽子,逼我招供。我受不了酷刑,人都快要死了,就按他們要的『招供』!從此,我就胡說八道。說什麼假話,他們都愛聽。他們愛聽什麼,我就說什麼假話。不說怎麼辦?死不了,就得說假話。黨內有些人就愛聽假話。口子一開,堵不住了。我就按他們要的,寫了假口供。接着,他們就把我送進監獄。」[59]從陸定一的這段回憶,我們絲毫看不到周恩來「大樹參天護英華」的「光輝」形象。

隨着文革按着毛澤東的思路不斷深入開展時,劉少奇、鄧小平、陶鑄等人被拋了出來,周恩來也一改過去不許紅衛兵批判劉鄧的做法。1967年1月7日年周恩來、江青接見農林口造反派時說「我們在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時候,一定要辨別方向,不要把方向指錯了,要把方向指向劉、鄧這些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頭子,指向繼續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陶鑄,更進一步指向反黨集團。現在正在進行批判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這個反黨集團,以及環繞這個集團的許多人,比如計劃經濟戰線上的反黨集團是薄一波,而不應該是余秋里,在黨的工作上象安子文這些人是負有跟彭真一樣的反黨罪責的,你們這個時期在北京的許多批判大會上,已經點了不少人的名,大家都弄清楚了。所以,鬥爭的矛頭一定要指對。我們應當把批判反黨集團的罪行,跟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和鬥、批、改這個斗爭結合起來。」[60]

1967年到1968年之間全國各省市地區的領導人有不少被點名批判打倒,周恩來也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1967年3月3日周恩來在批判新疆軍區副政委張仲瀚的會上說:「張仲瀚今天上午低頭認罪,不管你過去十七年的影響,只要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就什麼都沒有了。……今天張仲瀚既然低頭認罪,向毛主席請罪,覺得心情沉痛,這點比別的同志好象還好點,既然如此,我們確實還給你一個帶罪立功的機會,讓你改造」。張仲瀚隨後即被關押入獄。3月28日周恩來接見安徽各界代表時說:「為什麼要專門提出打擊以李葆華為首一小撮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因為安徽流傳中央要保李葆華的說法,這樣就影響了一部分群眾,影響了奪權鬥爭中把矛頭指向以李葆華為首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61]被周恩來點名打倒的省級領導人還有廣西的賀希明、霍泛,新疆的武光,東北局的顧卓新、喻屏等人。事實上,文革期間周恩來點名打倒的人數量之多,一點不比康生、江青和陳伯達少,從周恩來文革期間的大量談話中看,周提及的西北和西南地區的原領導人幾乎全被打倒了。

從這些事例可以看出,在處理因奪權鬥爭而引發的各省和地區的矛盾,以及成立革命委員會,特別是「三支兩軍」後部隊系統介入地方政治工作,一些領導人被當作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被打倒,而另一些人則重新進入新的權力機構。在這個過程中周恩來都起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由於造反派秉承中央文革的旨意瘋狂奪權而迫害老幹部時,一些老幹部被整得死去活來。原煤炭部長張霖之就是因為被毛澤東江青點名而被造反派活活打死的,現在不少書籍談及此事時都說周對此很悲憤,並說「這個同志死的不明不白,我怎麼向黨中央交代啊!」[62]由此顯示出周對老幹部的慘死悲憤異常。然而,周還有他的另一面。當雲南省委第一書記、昆明軍區政委閻紅彥被逼自殺後,周在1967年1月14日對雲南赴京代表談話時卻將閻定性為「叛徒」,周說「是他自絕於黨,自絕於人民,是一個可恥的叛徒」,「我代表黨中央向你們正式聲明,這件事與兩派中的任何人也沒有關係,我向毛主席匯報時說過,任何人要想拿這樣的事來嫁禍給誰都是空想,任何人想要造謠誣衊都不行」。周恩來其他場合還不止一次說到閻紅彥之死,在1月14日的對各大區和省委書記講話時,周再次說「這麼大的事情,用這麼個態度,不單是壓制群眾,而且反抗毛主席為代表的革命路線,抗拒中央的領導,自絕於黨和人民。」「閻之死,有人要把責任嫁禍於紅衛兵,紅衛兵一定要調查真相。……閻紅彥是自己可恥地解決了。」[63]周恩來這種對待被迫害致死的老幹部的態度豈是用「大樹參天護英華」一詞就能加以掩蓋呢?

文革中軍隊的一些老幹部也相應倒台,大者如賀龍、楊勇、廖漢生等人。1967年1月29日周恩來與徐向前接見北京軍區革命組織時說「廖漢生和楊勇的問題,要批深批透,由大家先揭發,不僅是軍區大院內」,「廖漢生和賀龍的關係,跟的很緊」,「為什麼揪出楊勇,他在北京多年,從不到林副主席那去匯報,這也是出乎意料之外,廖漢生封鎖林副主席,楊勇也封鎖林副主席。」「現在要集中目標,要對楊勇、廖漢生挖得深,挖得透,再作結論。」[64]實際上廖漢生1月8日即被抓,楊勇在一個多星期後也被關押,北京軍區成為全軍12個大軍區當中最早受到衝擊的一個軍區,也是司令員、政治委員雙雙被抓的一個軍區。1967年8月1日周恩來接見國家體委的造反派時說「主席說,賀龍的問題要背靠背……兩個結論:賀龍不是一貫正確地,(一)在湘西執行了立三路線,(二)肅反擴大化。」8月2日周又說「賀龍要背靠背鬥,這是最高指示。」[65]不久周恩來正式向毛澤東報送審查報告,毛則在9月13日批准對賀龍立案審查。賀龍隨即被關押在國務院前指的西山象鼻子溝寓所,直至病危身亡。周在審查報告上親筆寫下了大段的批語,實為對賀的落井下石。高文謙先生說「周在賀龍後來被迫害致死的問題上,是無論如何也難辭其咎的。」[66]

那麼林彪是如何對待被迫害致死的老幹部呢?林彪的秘書張雲生回憶說「我從內部的文電中得知閻紅彥自殺的消息。林彪聽後,身體顫抖了一下,但他什麼也沒說。此前不久,國防工辦主任趙爾陸也由於經不住造反派的折磨,服了過量的安眠藥而致死。林彪聽到那個消息後,身體也顫抖了一下。……這一期間,林彪的情緒相當壞。文件不愛聽,『轉車』也少了,平時整天悶坐在沙發上……」[67]煤炭部長張霖之被造反派活活打死後,張的家屬也遭株連迫害。林彪得知張霖之的死訊非常震驚,當主管國防科委的七機部部長王秉璋將軍向林彪匯報工作時談及張霖之之死,林彪當場表態說:「張霖之是個好同志,他是讓戚本禹那伙人害死的,戚本禹是劊子手!」[68]林彪還托王秉璋將軍向張霖之的遺屬表示慰問,爾後又頂住江青的干擾接見了張霖之的夫人李蘊華,並與周恩來一起促成了張霖之的女兒與邱會作的兒子的婚事。林彪對李蘊華說「他被毒打致死,說明他沒有屈從造反派,沒有屈從她(指江青)」趙爾陸將軍過世後,林彪也接趙的夫人郭子瑞到毛家灣休息。王秉璋將軍因被殘酷批鬥折磨向林彪求救。林彪對此極為憤怒,大罵「法西斯!慘無人道!他們就是想把老幹部都搞死!。」林彪命令王秉璋說「你住到西山(軍委指揮所),不要出來,避避風潮。」

[69]趙爾陸和王秉璋都曾經長期在林彪手下工作,而張霖之卻與林彪素無淵源,但林彪卻是文革中第一個明確指出中央文革那伙人是致張霖之不幸去世的元兇,並毫不隱諱地說出「張霖之是個好同志」的中央領導人。以上的這些事例都說明了林彪內心對打倒老幹部的反感和其對文革的真實態度。

周恩來在打倒劉少奇一事上同樣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高文謙先生在他的《晚年周恩來》一書中有極為詳盡的論述,[70]此處不再贅述。筆者這裏想談的另一件事是林彪與劉少奇一案的關係。文革期間林彪從未管過中央專案,也未直接負責過其中任何一個案子。但後來的「兩案」審理過程中,特別給林彪加上了一條蓄意迫害劉少奇的罪名,中共對「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起訴書中特別指出:「一九六六年八月劉少奇仍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並重新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的時候,林彪就指使葉群於八月十一日、十二日兩次找中國人民解放車總參謀部作戰部副部長雷英夫,把林彪、葉群捏造的誣陷劉少奇的材料口授給雷英夫,指使雷英夫寫誣陷材料。八月十三日,林彪看了雷英夫寫的誣陷材料。八月十四日,林彪在他的住處告訴雷英夫,用給林彪和毛澤東主席寫信的形式,附上誣陷材料,由他批轉毛澤東主席,並說『這樣更政治化些』。當天,林彪就把雷英夫寫的信和誣陷劉少奇的材料批送給江青『酌轉』毛澤東主席」[71]這也是當局指控林彪參與迫害劉少奇的唯一證據。然而令人奇怪的是,既然雷英夫早在1966年8月就積極投靠林彪集團蓄意陷害國家主席劉少奇,可是在兩案審理時,特別法庭對以上指控並未進行過專門的庭審調查,雷英夫在審判後不僅沒有因為這一罪行予以追究鋃鐺入獄,反而在後來還按原級別享受離休待遇,過上了幸福的晚年生活。著名的文革史研究專家余汝信先生曾專文辨析雷英夫的問題,予以詳盡的分析,余先生對此特別提出疑問:「惟『誣陷材料』為什麼會出自雷英夫之手?令人好生疑惑。以現有材料來看,雷與劉勉強可以扯得上有些關係的,僅是1940年代中期雷在北平軍調部,劉後來的夫人王光美亦在此時參加軍調部中共方面工作,與雷短期共事過,而中共建國後雷與劉、王便沒有直接的工作關係。難道真的是葉群告訴他的那一句話起了刺激作用?況且,雷不是中央委員會成員,當時尚未對外公開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上中央高層的變動,以及毛澤東的真實意圖,他揣測得如此迅速、準確,政治嗅覺如此靈敏,真是匪夷所思!」[72]此外,以林彪的地位,怎麼會找上總參二級部的一個副部長來誣陷劉少奇呢?筆者見過國內一位知情人士,此人曾與雷英夫多次詳談。據雷英夫本人講,那個所謂林彪指使雷誣陷劉少奇一事根本就是子虛烏有,是「兩案」審理小組授意雷英夫如此交代承認,惟如此才能給林彪安上蓄意誣陷劉少奇的罪名。正由於這是出自「兩案」審理小組的授意,雷英夫日後不僅不會被追究「誣陷罪」,反而屬於「為黨立新功」,自然也就可以按原級別享受離休待遇,雷損失的無非就是個人的名聲而已。所以,余汝信先生前面提出的疑問也就迎刃而解了。由此可見,所謂的林彪蓄意誣陷劉少奇不過就是中共當局的無中生有栽贓陷害。林彪雖然在劉被打倒的材料上批了幾句表態聲明的話,但與周恩來在劉少奇專案上的實際表現和作用相比較,林彪差周恩來何止十萬八千里。

整體來看,文革中周恩來在毛澤東允許的範圍內保護了一些人,特別是一些黨外人士,還有一些毛並不想徹底打倒的人,如鄧小平等,周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予以通融照顧。王力回憶說「據我所知,所有保的人都是毛澤東決定,周恩來執行。毛澤東不決定,周恩來不敢也不能去做,重要幹部他不能決定。」[73]其實反之也一樣,毛澤東堅決打倒的人,周不會伸以援手予以保護。現在大陸黨史學界有意用所謂周恩來保護了一些老幹部來掩蓋周恩來的確參與迫害老幹部之事,這無非還是為尊者諱,將迫害老幹部的罪名轉嫁到林彪的頭上,希圖掩蓋歷史事實罷了。

[53]傅崇碧《大樹參天護英華》,見《周恩來的最後歲月》安建設編60頁

[54]李海文《周恩來研究述評》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3月版551頁

[55]《王力反思錄》下卷726頁

[56]高文謙《晚年周恩來》184頁

[57]見宋永毅《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盤

[58]見宋永毅《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盤

[59]紀希晨《陸定一談文革經歷》見《炎黃春秋》2005年第7期

[60]見宋永毅《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盤

[61]見宋永毅《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盤

[62]吳慶彤《周恩來在「文化大革命」中》27頁

[63]見宋永毅《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盤

[64]見宋永毅《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盤

[65]見宋永毅《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盤

[66]高文謙《晚年周恩來》191頁

[67]張雲生、張叢堃《「文革」期間,我給林彪當秘書》79-80頁

[68]張光渝《拜訪王秉璋叔叔》,載《老照片》第四十四輯,山東畫報出版社2005年12月第一版

[69]仰天長嘯《汪東興的一部充滿謊言的書--評「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見《華夏文摘》文革博物館增刊第453、454期2005年9月5-6日

[70]高文謙《晚年周恩來》245-252頁

[71]《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檢察院特別檢查廳起訴書》,見圖們、肖思科《特別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受審實錄》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1月版381-382頁

[72]余汝信《在雷英夫未被追究的背後》華夏文摘文革博物館增刊第444期2005年7月6日

[73]《王力反思錄》下卷923頁

責任編輯: 吳量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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