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賴惠敏所著《乾隆皇帝的荷包》一書中，統計了直至乾隆朝的皇室各項收入來源，大致可分幾塊：
1、內務府在直隸、盛京、熱河等地有大量官莊，按照出產分為頭等至四等。乾隆時有官莊132.73萬畝。莊頭每年交地畝銀兩，還有雜糧、豬、鴨、鵝、梨、葡萄、甜桃、櫻桃、核桃、白果、枸柰子、山里紅、榛子、野雞、白蜜、紅花、蓼子、茜草、黃花、豆草、柳條、麻繩、炊帚等物品，其中有些也折銀。官莊地畝銀兩都有定額，莊頭如果長期拖欠，會被革退，甚至抄家賠補。
2、一部分稅關的稅收盈餘。清代戶部稅關共24處，其中關稅盈餘全部交給內務府的有崇文門稅關、左翼稅務衙門、右翼稅務衙門、歸化城、蟠桃口、山海關、張家口、殺虎口諸關；關稅盈餘一部分交內務府的有天津關、淮安關、龍江關、滸墅關、北新關、九江關、粵海關等。此外滸墅關替皇室成造玉器、貢墨、金箔等器物，九江關替皇室成造官窯瓷器，粵海關、閩海關每年有「辦貢」任務。
3、清代內務府壟斷的關外人參、皮張、新疆玉石收入（多交給兩淮鹽政、長蘆鹽政、江寧織造、蘇州織造、粵海關等變賣）；崇文門和左右翼稅務衙門變賣上駟院的老弱牛羊駝馬。此外內務府官房對外出租，還有租銀。
4、清代皇家每年收入大量貢品，像綢緞，高麗紙，高麗布，扇子，俄國羽緞，西洋嗶嘰，氆氌，白絲，胡椒，香料……由內務府廣儲司六庫收儲。用不完的就發售變賣。紅樓夢賈府那些「內造上用」的宮花啊、茯苓粉啊、俄羅斯雀金裘之類估計就是這麼來的。廣儲司瓷器庫所賣明代御窯瓷器，其式樣之工、質地之美，世間罕見，像紅樓夢裏的「成窯五彩小蓋鍾」也有可能是這麼從宮裏流出的。稅關提供的2～4這三項收入規模，乾隆時在每年60萬到80萬兩左右。
5、內務府先後經營26家當鋪，最主要的經營方式是依靠官員押當，借錢給官員，然後從其俸祿中按季坐扣。後來因當鋪利潤低，於是陸續撤本，將本銀放給皇家的「買賣人」（即紅樓夢薛家那樣的皇商），叫做「生息銀兩」。年利率是12%左右，比清代官定最高年利率30%要低。皇商大多身兼鹽商身份，除了經營鹽業外，也用這些錢去恰克圖販賣毛皮茶葉，去日本販銅等等。
6、鹽政收入和鹽商的「報效」。乾隆朝六十年裏，鹽政交給內務府大約1881萬兩，此外乾隆三十三年兩淮鹽引案發，勒令鹽商賠補1020萬兩。清代鹽務利潤分成比例，大約是內務府得10%，鹽政官員得50%到60%，鹽商得20%到30%，但鹽政官員也需要向內務府「報效」。乾隆朝六十年間，內務府來自鹽政和鹽商的收入在4260萬兩左右，平均每年六七十萬兩。
賴惠敏書中統計，乾隆十年到六十年內務府收入總額為6880餘萬兩，推測乾隆朝六十年的內務府總收入約8000萬兩。此外戶部每年定例撥給內務府60萬兩，六十年合計3600萬兩。兩項合計，內庫每年的歲入在200萬兩左右。
皇室支出規模，乾隆三十年以前在每年100萬到150萬兩左右，乾隆三十年以後大約200萬兩。主要的常項支出是每月採辦皇室所用食品，以及賞賜（包括賞賜后妃，皇子公主婚嫁，賞賜蒙古外藩，及宮廷筵席）、出巡、祭祀（祭天、祭神、喇嘛寺法會）、修繕等。建造園林寺廟的銀兩不是常項支出。同治年間慈禧曾想重修圓明園，就為這一塊的經費來源頭疼，最後只得號召各省的官員和商人「報效」，結果還弄出個李光昭案件，這裏不細述。至於內務府銀庫的盈餘，則經常返撥給戶部，乾隆時經常歲撥百萬餘兩。嘉慶即位後查抄和珅，所得全交給內務府，廣儲司銀庫存銀一度達1240萬兩，這筆錢到道光末期還剩800萬兩左右。
道光朝以前，內務府收支基本能平衡，內務府盈餘銀兩有時還交給戶部。但道光朝開始入不敷出，所以道光「撤三山陳設，罷木蘭秋獮」以求節省開支。咸豐朝全國多地爆發大規模戰爭，內務府收入下降，同時還要用皇室內帑補充軍費開支，比如咸豐三年就命令熔化內庫所存的三口金鐘，鑄成五兩、十兩的金條，交給兵部充作軍費。
咸豐中葉以後，因全國大規模戰亂影響，鹽政衰敗，皇商和鹽商大量破產（揚州衰落也始於此時），稅關收入也下降，而官莊提供的農業收入有限，所以內務府開始需要戶部每年撥款，同治年間達到每年五六十萬兩的規模。從咸豐七年到同治十三年，十七年間內務府總共借款918萬兩。來源包括兩淮、兩浙、廣東鹽課銀各5萬兩，福建茶稅、閩海關常稅、太平關常稅各10萬兩，九江關常稅15萬兩。遇到皇帝大婚、修建陵寢等場合，戶部還要額外撥付銀兩。此外光緒朝還有戶部撥給太后和皇帝的私用銀兩（不經由內務府公費開支），叫「交進銀」。光緒初年每年十餘萬兩，光緒十八年達到28萬兩。
總之到清末，內務府的收入主要靠戶部撥款，相關款項則指派各省的稅銀。內務府支出的規模，咸豐年間每年約40萬兩，同治年間在每年80萬到100萬兩左右，光緒中期143萬兩（每年膳食支出15萬兩左右），光緒末年295萬兩。宣統三年內務府為次年制訂的經費預算為1024.7萬兩，由度支部（財政部）支付。內務府支出數字的巨大變化，除了貪污等因素外，也有清末經濟規模總體膨脹（比如台灣一地的歲入就從乾隆年間的不到10萬兩上升到光緒割台前的444萬兩）所帶來的物價上漲因素。（參考申學峰《晚清戶部與內務府財政關係探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