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同康生見毛岸青
1959年春天，中共中央派出以周恩來總理為團長，由李雪峰、康生、劉寧一、劉曉等人組成的中共代表團，出席蘇聯共產黨第21屆代表大會。我作為隨團翻譯一同前往。這就使我有機會第一次近距離地接觸了康生。到莫斯科後不久，有一天，康生對我講：主席有個兒子叫岸青，精神曾受過刺激，現住在莫斯科的一家療養院。他讓我告訴蘇方接待人員，請他們通知院方，我們要抽時間去看望岸青。
代表團回北京後，過了一段時間，康生的秘書李鑫告訴我，康生見了江青，對她講了在莫斯科看望岸青的事，並建議接岸青回國，以便安排更好的治療。據李鑫講，康生告訴他，江青聽後很激動，把康生去看望岸青的事以及他的建議告訴了毛澤東，江青乘機為康生說好話。後來國內果然派人去莫斯科把岸青接了回來。
我在上世紀90年代曾聽前國家主席楊尚昆談到過康生歷史上的一些情況。楊尚昆說：「康生在共產國際時代，在莫斯科積極支持王明；1937年冬，康生從莫斯科回來以後，搖身一變，把自己說成是反對王明路線的英雄。還對王明進行了揭發，以求取得毛澤東的信任。」「1943年延安整風時，康生搞肅反擴大化，把大批幹部打成『叛徒』、『特務』、『內奸』，很快被中共中央發現糾正了，後來，毛澤東給大家平反道歉。」楊尚昆接着說：「1947-1948年，康生在晉綏地區搞土改，又搞『左』的一套。毛澤東說，康生這個人極『左』。在搶救運動中極『左』，現在也沒改掉這個毛病。」「後來毛澤東派康生去山東工作，中共建政後也沒調他來北京工作。」
1949年以後，康生長期處於休養狀態，未安排到中央工作。為此，康生十分焦慮不安，迫切希望見到毛澤東，重新獲得毛的理解與信任。1952年初，毛澤東允許他到北京來，住在中南海院的錫福堂。
康生回到北京後，雖然在中共「八大」上被選為中央委員、政治局候補委員（「七大」時是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但沒有實質性的重要工作安排。
利用反修鬥爭取得毛澤東信任
1960年2月4日，蘇聯赫魯曉夫在莫斯科舉行華沙條約締約國政治協商會議，邀請中國參加。中共中央決定派康生作為觀察員出席會議。代表團成員有伍修權和我國駐蘇大使劉曉，我是隨團的翻譯。這是我第二次與康生接觸。
會議結束後，蘇聯政府在克里姆林宮喬治大廳舉行招待會，各國首腦都參加了。赫魯曉夫在酒會上，不指名地攻擊毛澤東、中國共產黨，指責有人口頭上提「以蘇聯為首」，實際上卻拆蘇聯的台。招待會的第二天，蘇聯外交部長葛羅米柯在蘇共中央大樓會見了中國代表團，宣讀了蘇共中央給中共中央的口頭通知。通知中對中共的對內對外政策進行指責，當時，康生、伍修權對蘇共的指責給予了有力駁斥。康生幾次講：「你們反對毛澤東同志是沒有好下場的。」
這樣做就為他重新取得毛澤東的信任，並重返中國黨的權力中心開闢了道路。
1960年2月22日，毛澤東在中南海頤年堂主持政治局常委會議，討論赫魯曉夫在華沙條約締約國政治協商會議期間，對中共的攻擊。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在紀念列寧誕辰九十周年期間，發表紀念列寧的文章，從正面闡明列寧的觀點，批判蘇共領導對列寧觀點的歪曲和篡改。
從那時起，康生就一直參與中央有關對蘇方針政策的決策，參加中共與蘇共之間所有的會談。特別是中蘇公開論戰後的「反修」文章、文件的起草，都是在康生參與下進行的。
排斥王稼祥控制中聯部
在中蘇關係逐步惡化的過程中，康生總是利用一切機會排斥和打擊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聯絡部部長王稼祥，藉以加強他在中央的地位。
1960-1961年，當王稼祥得知農村缺糧非常嚴重，許多地方出現餓死人的情況後，心情非常沉重。1962年2月王稼祥經過反覆思考，決定就我國的對外政策問題，向主管外事工作的周恩來、鄧小平、陳毅三位領導同志寫信，詳細陳述自己的意見和看法。這封信的基本精神是：我們應當集中力量克服目前國內的經濟困難，在對外政策上應採取緩和的方針。對美國要採取革命的兩手策略，要緩和；對蘇聯要鬥得有理有利有節，要緩和；對印度等民族主義國家，也要緩和。在國內經濟困難的形勢下，我國的對外援助應當實事求是，量力而行。
周恩來、鄧小平、陳毅、劉少奇先後看了這封信，都沒有表示不同意；毛澤東看了這封信，也沒有認為信中有什麼問題。但是，1962年世界裁軍大會上發生的一件事，卻讓康生抓到了攻擊王稼祥的機會。
1962年7月，世界和平理事會在莫斯科召開世界裁軍大會。中國派出以茅盾為團長、康永和為副團長、王力為黨組負責人的代表團出席會議。我作為工作人員也參加了代表團的工作。代表團出發前，在王稼祥的主持下，制定了代表團的活動方針，集體討論起草了代表團團長的講話稿，闡述了中國對爭取裁軍、保衛世界和平的看法。抵達莫斯科後，活動進展比較順利。但是，代表團回京後，卻收到一份電報，說有幾個非洲國家代表對中國代表團這次的表現不滿意，認為中國代表的發言中沒有大反美帝國主義，又認為中國代表團的同志一反過去參加類似國際會議的一貫作風，很少同非洲的積極分子交換意見。
毛澤東看到這份電報後批評代表團的做法是「脫離了左派，加強了右派，增加了中間派的動搖。」毛澤東說，這是對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要和，對以蘇聯為首的修正主義要和，對以印度為首的各國反動派要和，這叫「三和」，對民族解放戰爭和革命運動的援助要少。這一下，康生認為機會來了，到處煽風點火，說中國代表團的「錯誤」是王稼祥按照他2月份給周恩來總理等寫的那封信上提出的對外政策引起的。
在1962年9月舉行的八屆十中全會上，康生就被增補為中央書記處書記了，隨後中央決定由他分管中央聯絡部的工作。由於對「三和一少」的批判，王稼祥不能繼續工作，以養病為名，徹底靠邊站了。
打倒知情人重掌社會部
康生1937年從莫斯科回國後，曾被任命為中央社會部部長。後因他在許多工作中搞「左」的一套，中央把他調離社會部。中共建政後，中央社會部改為中央調查部，康生對他當年被調離中央社會部並不甘心，但不敢違抗。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康生認為機會到了。他利用中央文革小組顧問的職權，首先指使造反派打倒了中央調查部部長孔原。因為孔原上世紀30年代曾在莫斯科列寧學院學習，最了解康生在共產國際工作時期緊跟王明、帶頭呼喊「王明同志萬歲」那段歷史。在孔原靠邊站後，康生接着就把矛頭指向主持日常工作的副部長鄒大鵬。鄒大鵬曾經領導過東北的情報工作，也知道—些上世紀30年代王明和康生聯名從莫斯科向東北地下黨發去《王康指示》的事。凡是手中握有《王康指示》或了解《王康指示》情況的人，康生都認為是他的心腹之患。
1968年，康生如願以償，取代周恩來，實際上主管了中央調查部的工作。有關調查部的業務、運動、幹部任免等重大問題都必須向他請示匯報。
草菅人命的「迫害狂」
有人說，康生患有「迫害狂」，最喜歡整人。在國外，人們常把他稱為「中國的貝利亞」。康生的「迫害狂」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現得淋漓盡致。他要迫害的大體上是兩類人：
第一類，根據政治氣候的變化來整人。後來發展到根據江青的意願來整人，江青要整誰他就整誰。只要江青說某人是壞人，他就連夜找材料，第二天就能證明某人不是叛徒就是特務。
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發表了有關古今中外「政變經」的講話、康生緊密配合，於1966年7月捕風捉影地大講所謂彭真策劃了「二月兵變」，並說「這是千真萬確的事情」，致使許多人受到牽連，遭到迫害。
1968年，康生和江青一起指揮「劉少奇、王光美專案組」大搞刑訊逼供，製造偽證，誣陷劉少奇、王光美是「叛徒」、「特務」。1968年9月17日康生在寫給江青的信中給劉少奇戴上「大叛徒、大內奸、大工賊、大賣國賊、大漢奸」等大帽子。
第二類是那些知道康生底細的老幹部。除前面已提到的孔原、鄒大鵬外，還有王世英、李士英、陳剛、趙健民、馮仲雲、師哲以及他從前的幾任秘書等人，都遭到他的嚴重迫害。還有那些同他本人、他的妻子曹軼歐以及曹軼歐的妹妹蘇枚結下過恩恩怨怨的人，也難逃脫受迫害的命運。我在這裏只舉一個有關蘇枚的案例，來說明康生的「迫害狂」已發展到何種地步。
蘇枚是曹軼歐的妹妹，原任中央政法幹校政治部副主任，歷史上曾被捕過。出獄後經康生給她恢復了黨籍。文革初期，正當紅衛兵到處「揪叛徒」時，蘇枚突然服安眠藥自殺。康生、曹軼歐硬說這是「反革命謀殺」，責令公安部門和政法幹校追查謀殺的兇手。1968年1月，康、曹聽說政法幹校有人調查蘇枚的歷史問題，又指使謝富治等人，以「謀殺蘇枚的嫌疑」和「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的罪名將該校副校長石磊等7人拘捕起來，還有50多人被隔離審查和受到批鬥，其中逼死1人，逼瘋4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