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江蘇省常州人，1917年考入中華民國外交部「不要學費又有『出身』」的俄文專修館。1921年，作為記者，被派駐莫斯科。1921年5月，加入俄羅斯共產黨。1922年春，加入中共。早年做了大量介紹俄國革命和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工作。
從1925年1月起，瞿秋白在中共第四、五、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1927年8月7日，共產國際代表羅明那茲在武漢主持會議，正式將中共第一任黨魁陳獨秀免職，指定瞿秋白主持中央工作，瞿從此成為第二任中共黨魁。
1928年，瞿秋白到蘇聯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1930年，攜妻子楊之華回到上海。1934年初，到江西瑞金，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教育人民委員。1934年10月，中共第五次反圍剿失敗、開始「長征」時，被留在江西。1935年2月24日，在福建長汀被當地保安團抓捕，同年6月18日，被中華民國政府「就地槍決」，時年36歲。
瞿秋白之死
瞿秋白被「槍決」之日，中華民國政府貼出佈告說：「凡民國十六年以後，各地共匪之行動，悉由該匪唆使，以贛皖閩粵湘鄂豫川等省之生命財產，直接間接，受該匪之殺戮焚毀者，不可以計數，其罪大惡極，已不容誅。」
中共自1921年成立後，成為蘇聯共產黨領導的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配合蘇聯對外政策，以暴力顛覆中國的合法政府——中華民國，是其最重要的目標之一。
1927年8月1日，中共發動南昌暴動，開啟了中共以暴力顛覆中華民國的進程。這個決策正是瞿秋白參與制定的。此後，瞿領導了各地的一系列武裝暴動，並積極準備「全國總暴動」。
期間，除湖南的「秋收暴動」外，湖北的蒲圻、咸寧、公安、石首、松滋、沙市、通城、通山、崇陽、孝感、麻城、黃安、洪湖等地，江西的修水、德安、弋陽、鄱陽、橫峰、萬安等地，廣東的廣州、海豐、陸豐、瓊崖等地，江蘇的宜興、江陰、無錫、崇明等地，河南的四方山、光山等地，河北的玉田等地，陝西的清澗等地，都曾發動過武裝暴動。
1927年11月，瞿秋白派中共政治局委員張太雷到廣州準備暴動。12月11日，暴動者佔領廣州，建立了「廣州蘇維埃政府」，但在第三天被擊潰，張太雷死於亂槍之中。
雖然各地暴動接連失敗，瞿秋白仍然強調，中國革命正處在「高潮」中，做出了「儘量施行紅色恐怖」的決策，指示各地「殺盡改組委員會委員，工賊、偵探、以及反動的工頭」，「殺盡土豪劣紳、大地主、燒地主的房子」，「殺政府官吏，殺一切反革命」。
《多餘的話》
1935年5月17日至23日，瞿秋白在獄中寫了《多餘的話》。其中寫道：「但願以後的青年不要學我的樣子，不要以為我以前寫的東西是代表什麼主義的。所以我願意趁這余剩的生命還沒有結束的時候，寫一點最後的最坦白的話。」
「因為『歷史的誤會』，我十五年來勉強做着政治工作」。「我雖然屢次想說『你們饒了我吧，我實在沒有興趣和能力負擔這個領導工作了』。但是，終於沒有說出口」。「一方面固然是身體衰弱，精力短少，而表現十二分疲勞的狀態；別的方面也是幾十年為着『顧全大局』勉強負擔一時的政治翻譯、政治工作，而一直拖延下來，實在違反我的興趣和性情的結果。這真是十幾年的一場誤會，一場噩夢。」
自從「離開了中央政治領導機關」後，「（我）事實上從此脫離了政治舞台」。「對於政治，從1927年就逐漸減少興趣，到最近一年――在瑞金的一年，實在完全沒有興趣了。工作中是『但求無過』的態度，全國的政治形勢實在懶問得」。「七八年來，我早已感覺到萬分的厭倦」。「我的政治生命其實早已結束了」。
「告訴你們：我實質上離開了你們的隊伍很久了」，請你們別「把我當一個共產主義的烈士」，「因為我始終不能夠克服自己的紳士意識，我終究不能成為無產階級的戰士」。
對於離開中共，「我不覺得可惜，同樣，我也不覺得後悔」。「一生沒有什麼朋友，親愛的人是很少的幾個。除開我的之華以外，我對你們也始終不是完全坦白的。就是對於之華，我也只露一點口風。我始終戴着假面具」。「現在我丟掉了最後一層假面具」。
文末，沒有提到一本馬克思主義的書，而是說「俄國高爾基的《四十年》、《克里摩.薩摩京的生活》，屠格涅夫的《羅亭》，托爾斯泰的《安娜.卡里寧娜》，中國魯迅的《阿Q正傳》，茅盾的《動搖》，曹雪芹的《紅樓夢》，都很可以再讀一讀。」
台灣大學的夏濟安教授寫道：「《多餘的話》是一個虛度了一生的人的輓歌，它也是對自身懦弱、怠惰和虛偽等弱點的招供……在它的作者看來，政治代表了世間一切的醜惡：精力的耗竭，致命的疲乏，心靈的死亡，感官的麻木，永恆的謊言，以及自然情感的毀滅。」
我以為，這個評論比較貼近瞿秋白當時寫這篇文章的內心感受。
生前屢遭打擊
第一次打擊：1927至1928年，瞿秋白領導的一系列武裝暴動失敗後，共產國際為推卸指導中共「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的責任，把瞿當成替罪羊。不久，工人出身的向忠發成為中共第三任黨魁，李立三逐步成為中共實際負責人。
第二次打擊：1928年至1930年，瞿秋白在蘇聯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期間，共產國際東方部中國事務副部長米夫指使王明、博古等所謂的「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在中共黨內造反奪權。瞿秋白受到「殘酷鬥爭，無情打擊」。其三弟瞿景白，一氣之下，將蘇共預備黨員的黨證退給黨委，之後便「失蹤」了（很可能被暗殺了）。1930年6月，瞿秋白被撤銷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職務。
第三次打擊：1930年9月，瞿秋白被派回國參加中共六屆三中全會，負責解決李立三的路線問題。但是，瞿的一些做法被認為犯了「調和主義」錯誤，受到共產國際的嚴厲批評。1931年1月，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瞿秋白被逐出中共政治局。1931年6月，第三任中共黨魁向忠發被捕後，王明成代理總書記。10月，王明去莫斯科，博古成為第四任中共黨魁。
第四次打擊：此後，瞿秋白離開中共權力中心，在上海從事左翼文化工作。1933年秋，瞿又挨一記悶棍。9月22日，中共發出「關於狄康（瞿秋白）的錯誤的決定」，稱他發表的有關文章，「對革命形勢估計不足」，「犯了非常嚴重的有系統的機會主義的錯誤」。各級黨組織應對其錯誤「開展最無情的鬥爭」，「以保證徹底執行中央關於反對五次『圍剿』的決議」。
第五次打擊：1934年初，中共強令身患嚴重肺病的瞿秋白離開上海，到「中央蘇區」所在地江西瑞金，而且明確不許他深愛的妻子楊之華同行。林梵在《瞿秋白之死》中寫道，離開中共權力中心後，「瞿秋白與楊之華雙雙棲居隱蔽地在上海生活多年。兩人相依為命，甘苦憂患共嘗，並結識了魯迅，成為摯友，瞿秋白還搞了自始至終鍾愛的文學創作與翻譯工作」，「但是好景不長」。「強迫瞿、楊分離，是當時執掌中共大權的王明、博古派對瞿、楊自莫斯科結下的宿怨，予以無情打擊的繼續」。
第六次打擊：1934年10月，中共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不得不撤離江西，開始「長征」。瞿秋白請求隨軍一起走，但被中共黨魁博古拒絕，不得不以病弱之軀留下來「堅持鬥爭」。毛澤東認為，這是王明、博古「有意把瞿秋白當作包袱甩給敵人造成的」，他們「客觀上做了借刀殺人的事」。
另一個打擊是身體上的。瞿秋白是一個長達15年以上的嚴重肺病患者。他寫道：「從1919年就得了吐血病，一直沒有好好醫治的機會。肺結核的發展曾經在1926年走到非常危險的階段，那年幸而勉強醫好了。」「雖然現在肺癆的最危險期逃過了，而身體根本弄壞了，虛弱得簡直是一個廢人。」
死後再遭打擊
1966年6月10日，「文化大革命」開始後不久，毛澤東在杭州會見越南領導人胡志明時說：「你看，幾朝都是叛變。陳獨秀叛變了，瞿秋白被捕後寫了自首書。」
「文革」期間，《多餘的話》被當成「一個叛徒的自白書」、「自首叛變的鐵證」，瞿秋白被視為「叛徒」。1967年1月19日，瞿秋白母親金衡玉的墓在常州被砸；2月7日，一群造反派到八寶山砸碎了瞿秋白墓上的塑像；5月12日，另一群紅衛兵又來到八寶山，砸了瞿秋白的墓；瞿秋白的父親瞿世瑋在濟南的墓，也被紅衛兵砸毀。
1967年6月17日，在中國革命博物館召開了「聲討叛徒瞿秋白大會」，會後把瞿秋白的大型塑像從八寶山掃地出門。
其妻楊之華先被說成吹捧「叛徒」瞿秋白，繼而被扣上「特務、叛徒」的帽子，送到某部隊隔離審查。女兒瞿獨伊被下放到河南的「五七」幹校，獨伊的女兒曉女被迫去內蒙古插隊。獨伊母女都患有嚴重胃病，先後到上海住在姨媽楊之英家中醫治。
1973年10月，楊之華病危才被解除隔離狀態，轉入北大附屬醫院。楊之英趕往北京探視時，見姐姐已骨瘦如柴，氣若遊絲。三天後，姐姐就逝世了。楊之華死前悄悄對楊之英耳語：「我知道的東西太多了，非弄死我不可。」
結語
文革結束後，中共為瞿秋白「平反」，說他不是「叛徒」，給他戴上各種「桂冠」。這不過是中共的政治需要和自欺欺人罷了。
瞿秋白最後的遺言《多餘的話》，對他的一生進行了反思，講出了他的真心話。他對中共你死我活的鬥爭，人人戴着假面具的表演，「萬分厭倦」。對於曾經宣傳過的馬克思主義，沒有絲毫留戀；對於離開中共，沒有什麼「可惜」。長期的病痛折磨，加上政治上接連不斷的打擊，使他萬念俱灰，看不到任何光明與希望，只想早日解脫。
瞿秋白最後開出的書單，與「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風馬牛不相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