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述之回憶錄》問世
今年，香港天地圖書出版了《彭述之回憶錄》，上卷是《中國共產主義的起飛》，下卷是《中國第二次革命和托派運動》。兩大卷書近一千頁。
一九八五年我與王滬寧從中國到法國訪問，在巴黎見到一位叫程映湘的人，知道程映湘是彭述之的女兒，而彭述之是中國共產黨的創建人之一。回到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外事局告訴我，彭述之是一個托派分子。
「六四大屠殺」後，我與妻子高皋流亡法國。前年從美國重訪巴黎，又見到程映湘和她丈夫Clande Cadart（高達樂）。與三十年前相比、巴黎的街道、巴黎的咖啡店、程映湘的家、通往她家的電梯，幾乎沒有變化，而程映湘、高達樂兩人已是年近九十的老人了。他們家中到處是為寫作用的成堆成堆的各種舊報刊，兩人還在不停地寫作，這部《彭述之回憶錄》是彭述之口述，由程映湘編撰了中文本、高達樂和程映湘翻譯成法文出版的，今年香港出版的是中文版。
讀《彭述之回憶錄》，我首先關心的是，一個中國共產黨的創建人在共產黨掌握政權後是怎樣流亡的，而程映湘是怎樣隨同她父親到巴黎的。
始終堅持他的托洛茨基主義信念
彭述之比毛澤東小一歲。一九二一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後，彭作為中共最早黨員之一被派往蘇聯留學，先後在莫斯科紅軍大學和東方大學學習。一九二四年，彭述之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和李大釗一同出席了共產國際五大。是中共莫斯科支部負責人之一，彭述之與瞿秋白、羅亦農被稱為中國共產黨「留蘇三領袖」。一九二五年，中共四大在上海召開，彭述之擔任大會秘書長，並當選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陳獨秀任中央總書記兼中央組織部主任，彭述之任中央宣傳部部長，成為名副其實的共產黨「二把手」。這時，張國燾任中央工農部主任，蔡和森、瞿秋白任中央宣傳部委員。由於彭述之與陳獨秀贊同托洛茨基的主張，一九二九年彭述之與陳獨秀被開除出中國共產黨。接着，陳獨秀、彭述之宣佈成立「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三年後，陳獨秀與彭述之被國民黨關進監獄，出獄後，彭述之始終堅持他的托洛茨基主義信念，重整托派組織，在上海「解放」前夕，為了「掙脫毛澤東特務的魔手」，彭述之將托派「中央機構」撤到香港。在香港，彭述之仍感到不安全，「為了掙脫英國皇家警察的魔手」，一九五〇年一月彭述之一家五口，從香港動身，到越南西貢的華人區定居下來。由於參加托派的一次會議，與他們同時從香港到西貢的「中國托派同志」劉家良被越南特務拘捕，在監獄中受到酷刑，不久死在獄中。彭述之一家在西貢還是感到不安全，不得不離開越南。當時的巴黎，是托洛茨基主義「第四國際」的中心，彭述之決定到巴黎。除了當時十七歲的大兒子因沒有足夠的錢買船票外，彭述之一家四口乘了二十多天船，在一九五一年六月二十一日到了法國馬賽，六月底到了巴黎。
到巴黎那一年，彭述之的女兒程映湘二十四歲，小兒子九歲。程映湘說，當時他們一家生活很困難，沒有錢，靠「廉價的家庭手工收入」餬口。一九六八年，他們在巴黎近郊獲得了一間小公寓，在這之後的四年中，彭述之與他的女兒、女婿多次交談，成了編寫《回憶錄》上卷《中國共產主義的起飛》的基本資料。
彭述之比毛澤東多活了七年
在六十年代毛澤東批判赫魯曉夫「修正主義」時，托派中許多人對毛澤東產生了一種「幻覺」，但彭述之沒有幻覺、從不抱有回到中國的希望。《回憶錄》說，「一九五〇年一月末，當彭述之離開中國的那一刻，他預感到這將是永別。」許多托派分子認為毛澤東的共產主義與斯大林的共產主義是相反的。程映湘說，彭述之一直到他人生的最後一刻，不斷地提醒他的托派同志：「毛澤東主義，在實踐上，本質上與斯大林主義同出一轍。」
彭述之的最後十一年是在美國洛杉磯渡過的。一九七二年彭述之夫婦兩人到美國定居，受到了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和同情者不斷的資助和友好對待。一九八三年彭述之在洛杉磯醫院逝世，比毛澤東多活了七年。
對於彭述之的一生，托派中央委員王凡西在《雙山回憶錄》中作了評價：「彭述之死了，一個老革命家逝世了……這樣一位始終不變，為一個政治主張而鬥爭終生的革命者，不管他的所信正確或者錯誤，也不管他的事業成功或者失敗，他之值得人們悼念、值得後來者的研究，那是完全應該的。」另一位托派分子鄭超麟說彭述之「誇示他對革命的十大貢獻」、「丑表功」。看一看共產黨內和托派內部無窮無盡的爭吵和鬥爭，斯大林死了，托洛茨基死了，毛澤東死了，彭述之死了，這種爭吵究竟為了什麼？值得生活在二十一世紀的我們認真反思。
《動向》2016年11月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