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權主義的政治統治具有空前的強度丶瀰漫性和滲透性———極權主義是指把整個社會囚禁在國家機器之中，對人的非政治生活的無孔不入的政治統治。——漢娜阿倫特
我們的歷史是光明的，還是陰暗的；是光彩的，還是不光彩的。每個在台上的人，都要經受檢驗。——胡耀邦
從醫六十年是個虛數。我1955年合肥醫校畢業，算是正式取得了當醫生的資格，按說要到2015年才算六十年。但1954年淮北大水,我們全校學生赴災區,參加先防汛後救災。就在那時我給患者開出了平生第一張處方,標誌着醫生生涯的開始。爾後雖歷經磨難,包括當了四年多右派,十七年摘帽右派,被放逐去過改造右派的農場,下放去農村呆過十年,數次被開除留用,其中除了在改造右派的農場時,曾拿起了鋤頭,放下了聽筒,但約三個月後,又當上了右派醫生,從此畢生再也沒有放下過開處方的這支筆。
本來六十歲退休後,可以歇下來的。所有從臨床一線上熬過來的醫生,都能體會到當個好醫生太難了！先說體力透支,我在蕪湖地區醫院一次門診當班,一上午我和陳淑時醫生王成賢醫生三個人,接診了190多人。每個病人都必須經過病歷記錄丶門診日誌丶和開處方等基本過程，複雜一點的還要開化驗單拍片單等等。記得那天一直拖到下手一點多鐘才下班,近六個小時我們都未喝一口水,未上一次廁所,甚至很少直起過腰抬起過頭。終於下班了,我們三人相對皆莞爾一笑,能說什麼呢？既然幹上這一行,就什麼也別說。全國千百萬醫生,大家都能過,我們也能過。我妻子蕪湖市二院兒科醫生,一次夏天值夜班,從晚7點到次晨8點,接診了七十多患兒,整夜未闔眼,帶去的夜歺沒時間吃全餿了,到家迷迷糊糊吃點東西倒床就睡鼾聲如雷。外科醫生手術台一站十幾個小時,是家常便飯。
當然,醫生的勞累不同於其他工種,面對的是生命,不能有絲毫的懈怠和漫不經心。有句詩是說,「等待你一千次謹慎中的一次不小心。」你一千次謹慎沒人關注你，更沒人表彰你，理應如此。而那一次的不小心，儘管你有種種理由解釋，你該承擔的都該承擔，這也沒有什麼不公平。有句老話曰「春秋責備賢者。」誰讓古往今來，把醫生這個原本也是普通職業，炒作成那麼雲來霧去的呢？什麼「醫者父母心」，什麼「醫生有割股之心」，什麼「不為良相但為良醫」，那都是高看了。全國千千萬萬醫生，每日工作基本上也是重複勞動。當然這種平凡的工種，和其他行業一樣，都是值得敬重的。試想每日每地都有那麼多患者，如果沒有那麼多平凡醫生的日夜操勞，這架社會機器能平安的運轉嗎？
醫生之間也有賢愚良莠之別，而病人對醫生的要求則是同樣的，即希望每一個接診醫生，都是學富五車、技術精良、醫徳高尚，對你能手到病除。其實很多時候，這只能是你美好的願望，實際的結果與你的願望會差距很大。這種差距很多時候，你只能接受了。當然也有不能接受的時候，比如有的親人在醫院死了，那也不一定是醫院和醫生的錯，作為親屬可能接受不了了，於是一場醫療糾紛，甚至一場官司打起來了。嚴重的還有砸醫院殺醫生的事件發生。當下醫患關係緊張，醫療事件頻起，背景極其複雜，不是幾句話能說清楚的，也不想在這裏展開討論。
下面只想說一點我從醫六十年主要的人生感悟。我只是醫生中庸眾的－員，也有過其他醫生們同樣的酸甜苦辣，不必－－細說了。想說的是我六十年的從醫生涯，在時代的風雲變幻中，留在我身上是怎樣的烙印？或是說醫生這個職業，本來古今中外都是個相對平安和穩定的。過去在填家庭成分這一欄時，算是「自由職業」，那就是說它是遠離政治的，任你時代變遷，乃至王朝更迭，都離不開醫生，誰吃五穀不生災呢？醫生的麻煩，也只能是職業上的事，比如醫療事故等。如果有－天，醫生這個隊伍里，不是幾個人幾十個人幾百個人，而是整批整批連年不斷的，都有人惹上了政治方面的麻煩，說的乾脆點，有那麼－批人，按毛澤東預定的指標，約佔醫生（當然，各行各業都－樣）群體中百分之五的人，都被扣上各種政治帽子打倒了批臭了，甚至殺、關、管了。那會是什麼問題呢？是這一批批醫生們在犯上作亂嗎？不可能！古今中外都無先例，那麼多的醫生，都是糊塗蛋嗎，當然不會！那就是時代的問題了，說白了就是以毛為代表的，竭力鼓吹階級鬥爭為綱，什麼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的惡果了！要鬥爭沒有活靶子行嗎？當然，毛澤東也不是只和醫生們過不去，也不僅如某些網友所說的，毛因為青年時代在北大圖書館打雜時，受到某些學者的羞辱，而終生仇恨知識分子。在毛的眼裏，處處都是敵人，如他自供，八億人口，不鬥行嗎？！早先我實在想不通，毛澤東即使要當乾坤獨斷的大皇帝，也不該對子民這麼狠毒，老百姓都死光了，你真正是孤家寡人了，皇權還有何用？再說，權力鬥爭是你死我活，劉少奇上台你姓毛的也不－定有好菓子吃，但和千千萬萬老百姓，能有什麼關係呢？近年來我讀到了漢娜阿倫特在《極權主義的起源》－書中的幾句話，算是有了一些省悟。書中說到：「極權主義的政治統治具有空前的強度丶瀰漫性和滲透性———極權主義是指把整個社會囚禁在國家機器之中，對人的非政治生活的無孔不入的政治統治。」毛澤東大概不讀這樣的書，但不妨礙他無師自通。
餘生也不幸，趕上了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毛時代，二十郎當歲，即榮幸地右派加冕，從此開始顛沛流離苟延殘喘的一生。蒙上天眷顧，尚能九死餘生。晚年回首往事，感慨系之。本來我一介草民賤民，生生死死，不必贅言，只是想到我個人的遭際，並非個人之事，也是那非常年代的一個側影，算是歷史的－個小細節吧。而無數的小細節，組合起來，就是歷史。
我1955年18歲，跨出合肥醫校大門，走進了新建院的黃山療養院。主要服務對象是黨政高級官員和高級知識分子，以保健為主，醫療上的事不多，那就多讀點書。而醫療書籍，雖說也是浩如煙海，學也無涯。但是，就臨床一線而言，越是工作繁忙，越需要讀書，所謂學然後知不足。而一旦工作閒下來，反而不知從那裏讀起了。那就看看閒書吧，開卷有益，漫無目的，就像一隻小羊羔放進菜圃里，吃到嘴裏的都是菜。那時我才十八丶九歲，也就是只不經事的小羊羔，想不到前面不僅有坑坑窪窪，還會有獵殺者的陷阱。
除了讀點閒書，餘下的時間，也在讀人。所謂讀人，是長大了以後的概念。當時也就和一些來療奍的官員們閒聊而已。這些省廳市級官員，對我們平民百姓而言，平日見上一面也難，而一旦住院療養了，就可以收起官腔，無所不談了。這些官一代的省內高幹們，皆稱得上是新政權的締造者，各人大都有自己的小山頭，有自己的班底，自己的故事。上世紀五十年代，正是他們春風得意，享受勝利成果時，所以盡皆津津樂道。我和一些年輕同事聽的也是有滋有味，說者聽者都沒有一點反躬自省的意識。比如不止一位領導者對我們說過，他們每到一村一莊開闢根據地，首先利用的都是當地的地痞流氓，甚至盜賊。許諾幫他們打土豪分田地分房屋分浮財，甚至分老婆，革命積極性馬上就調動起來了。接下來就是用階級鬥爭和暴力革命的武器，消滅階級敵人，分配革命果實，取得革命成功。這些地痞流氓們果然也翻身當家做了農村的主人，農村天翻地覆了。都說新政權的建立，是農村包圍城市的結果，是言之不謬也。何況還有毛澤東的大著：《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和《中國社會各階層分析》兩篇列為毛選第一丶二篇的壓卷大作的指導與支撐。既然從理論到實踐，都肯定了這種革命方式，能要求地方的中下級官員，有所反思嗎？那太不現實了。他們的官二代官三代們還正享受着革命的紅利，正希望着一代代傳下去哩———
我當時聽了也就聽了，從未想過這些重大問題與我一個小醫生，有任何關係。直到人生晚年，經歷過太多的事，才不得不從源頭反思，重點當然還是階級鬥爭和暴力革命，作為毛澤東思想靈魂兩件寶貝，它們給偌大的中國億萬百姓帶來的是福焉禍焉。近年拙作關於暴力土改與鄉村變遷的系列文章，很多地方都是源起於年幼時聽到的故事。
在黃山療養院不到三年的時間，最大的「收穫」還是反右派時躬逢其盛，右派鐵帽加冕，從此放逐社會底層，艱苦備嘗，但蒙上天眷顧，尚能九死餘生。
說起九死一生，很多事不堪回首，尤其是在大躍進大饑荒的年代。離開黃山，被放逐到一個名曰「蕪湖專區門口塘農林牧場」的荒山野地，去勞動改造。緊接着就是瘋狂的大躍進，記得我們農場裏也豎起了煉鐵的土高爐，沒有煤就砍光四周山上的樹木，沒有鼓風機，就用人力拉風箱。煉鐵要高溫，風箱要一秒鐘也不能停地快速拉動，煉鐵爐里才可能持續的熊熊烈火。本來一架價格不高的鼓風機，開關一按就能辦到的事，不知是需求量太大買不到，還是要特意顯示一下大躍進精神，硬是用人拉那一人多高的大風箱，要四個壯勞力步調一致快速地一齊用力，風箱才可能送出能掀起烈火的大風。勞動強度之大，遠運超出常人的想像。一個整勞力一次也堅持不了10分鐘。兩台高爐足足要配各40人，才能保證爐膛溫度不降下來。且不說這種瘋狂，製造出的只是破壞資源的廢渣；這種原始的沒人性的，比對待畜生都不如的奴隸式強勞役，對人的摧殘也是極為慘烈的，就是在變相殺人！我那時有幸當上了右派醫生，但也得和一線勞力一起，吃住在工地。也得參加一些體力勞動，我拉過這種耗命式的人力風箱，每次堅持不了2分鐘，已經筋疲力盡了,那些一線難友們,不就是在以命相搏嗎？這些搏命的人，都是來改造的基層小右派們，由於我們同命運，也因為我還在醫生的崗位上，對他們還有點力所能及的照顧，所以交了很多貼心的朋友，有的是終身好友。對他們的身世，也有了明確的了解。更明確了解到的是，那種所謂的什麼政治思想上的大革命，什麼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大決戰，遍及全國的反右派運動，是多麼荒唐多麼冷酷，那種言而無信預設陷阱坑害自己同胞的「陽謀」手段，是多麼狠毒下流。僅就我們那家改造右派的農場而言，最多的時候，有近1500名右派和什麼反社會主義分子等雜牌軍。沒有一個講師工程師，沒有一個記者，沒有一個那怕是三流的作家、演員。基本上是小職員、小辦事員、小學教師，和機關里的勤雜人員等等。當時我就在想，就我們這些社會底層的販夫走卒們，也能參與到什麼思想博弈、路線之爭中去？毛澤東們是否太高看我們了。這句話要換個角度說，你們上層權力之爭也好，利益之爭也好，幹嘛要拿我們這些升斗小民殉葬，我們什麼時候敢冒犯過諸位官老爺了，要我們來承受這些無妄之災？不過當時也就是想想而己，因為根本不知道，我還能不能逃過那場劫難活下來。
我們農場和四周農村，連在一起。去農場不久，就趕上了大躍進大饑荒。直面遍野餓殍的切身感受，是在離我們農場不遠的新杭水庫上，親眼見到一些挑水庫的農民們，本來已經飢腸轆轆，再受那繁重的勞役折磨，很多人力竭而亡，就倒在我的面前。我是當醫生的，救死扶傷是我的天職，本來這些奄奄一息的同胞，只是因為飢餓低血糖，補充一些葡萄糖，給些食物支持，是都可以活下來的。可我是戴罪之身，挑着糞筐來工地上積肥的，我能為這些苦難的同胞們做什麼呢？因而想到敬畏生命，不僅是我們醫生的責任，更多的還是執政黨和它們各級官員的責任！大饑荒浩劫來臨時，我們醫生的功能是微不足道的。我們的手中能變出糧食嗎？我們能使要人命的挑水庫和大煉鋼鐵向的繁重體力勞動停下來嗎？何況我自己也是在忍飢挨餓朝不保夕。
面對嚴峻的社會現實，深深體會到，在巨大的社會災難面前，醫生的力量是渺小的，或許它就是我晚年從事文學創作的緣起。不過那時未想到這麼深這麼遠，想到的一是如何在大災難中能活下來，再就是如何在醫生這個崗位上，繼續艱難行進，走好人生下一步。可以這麼說，沒有經歷反右，沒有經歷過大饑荒，就不可能有我以後的「行文三十載」。
本來我這樣的普通醫生，庸碌一生，雖無大的建樹，也沒有什麼大的失誤，就像米桶里的一粒米，水缸里的一滴水，從醫生角度看，是普通一員。但是，我這一粒米一滴水，被過早的莫名其妙的染上了政治的色彩，從此一生不得安寧。幼年讀王勃《滕王閣序》裏的「時運不濟，命途多舛」，根本就未想過，它會是我一生的寫照，未想到我這樣草根一族，會和國家的命運休戚相關，會隨着國家的政治變遷而跌宕起伏。本來醫學博大精深，窮其一生精力，全力以赴，你也只能做一個稱職的醫生而已。只會有少數人，能在這個群體中脫穎而出，我先天後天都不足，不可能成為其中佼佼者。這很平常，一輩子做一個稱職的醫生，救死扶傷，因你的辛勤勞動，給他人以及時的醫療救助，那也是最真實的人生，決無遺憾。
我一生本無所求，做好本職工作，已很滿足。然而，我還要去思考醫療工作之外，很多不是醫生們必須關注的問題。它決非是我的初衷，也不能說都是命運的捉弄，而是我這被過早染了色的米粒，不得不被攪進接連發生的各種各樣政治漩渦中去。而每一次政治風浪，威力都強大無比，淹沒我這樣的草根，實在是輕而易舉。反過來說，我這樣原罪在身的人，要能在歷次的政治風浪中不被淹沒，實屬幸事。這裏也包括了我個人的抗爭、規避和不得不的屈服與自辱。
反右之後，我們這些歷次運動中罹難者倖存者，有一個共同的恥辱名字「老運動員」，或曰「死老虎」，每次新的運動一來，先得把我們拎出來示示眾，羞辱一番。藉此給革命群眾鼓鼓氣，加強階級鬥爭觀念，把運動推向高潮。我所在醫院有一位姓樂的外科醫生，只因為在舊軍隊裏當過軍醫，原罪加身，被下放去無為一家醫院，從此成了每次各種批鬥會必到的「死老虎」。樂醫生「認罪」態度極好，經常批鬥會前，他就拎着一頂紙糊的高帽，站在會場一側候着。批鬥會一開始，必定是先喊革命口號，也一定要喊打倒誰誰誰。這時樂醫生一定是往前一站，熟練地把自製的高帽，往頭上一戴，再喊上幾嗓子：「打倒樂某某！打倒反革命分子樂某某！」，然後哈着腰低着頭老老實實站在一旁聽訓。時間久了，樂老醫生這一套已經駕輕就熟，規範如儀，成了批鬥會上一道風景，成了人們茶餘飯後的談資和笑料。以後各種批鬥會的主持人，為了少一點這樣的鬧劇，不得不在會前即通知樂醫生，今天批鬥會你不要去了。
那些歷次路線鬥爭中的勝利者，那些立場堅定、鬥志昂揚的積極分子們，那些把樂醫生當猴耍的各級領導和革命群眾們，想起過樂醫生本人的感受嗎？想到過我們這些「老運動員」、「死老虎」們的感受嗎？我們也是人，也要有一點做人的尊嚴！我們究竟犯過怎樣的滔天大罪，要受到如此的虐待與凌辱，過着生不如死的日子，如果攤到了你們頭上，你們會怎麼想？而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毛時代，今天的絞人者，明天就會被人絞，是司空見慣的事！當你還未被人絞時，怎麼就不能為已被絞的人想一想呢？
再說幾句與樂醫生有關的事。樂醫生的無為醫院同事，我的學長摯友難友丁祖傑醫生。反右罹難，發配門口塘農場，我們肝膽相照生死與共，度過了大躍進大饑荒的空前劫難。他回無為不久，在文革一開始時，即慘遭殘酷批鬥，不知道是不是樂醫生這樣長期被凌辱被戲弄，生不如死的日子，給他的刺激太深，毅然了斷了自己！年僅32歲。丁醫生可是無為縣的第一把刀，32歲又是一個外科醫生的黃金歲月。他救活了很多生命，卻救不活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