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天過去了。
自2月1日緬甸軍方發動政變，扣押緬甸國務資政昂山素姬至今，已經過去了40天。而自2月6日起，由政變引發的一場具有革命性規模的反抗運動——公民不服從運動（CDM），也已持續一月有餘。從緬甸各地廣泛的罷工和此起彼伏的街頭抗議可以看出群眾阻止軍方奪權的決心。
此次抗爭中，緬甸青年Z世代的表現不同以往。從仰光和曼德勒街頭到少數民族聚居的邊境山區，這場以年輕人為主力的運動，雖各有不同訴求，但這一次，他們把共同的矛頭都指向了一處。
「如果不是政變，我們的關係很好。」
3月1日，Suu在自己的社交網絡上發佈了「孤兒宣言」，公開聲明因為家人中有公務員和警察，而他們拒絕參與公民不服從運動，於是自己將與家庭斷絕來往。
Suu來自孟邦首府毛淡棉，今年25歲。她在一家跨國公司工作，辦公室位於仰光市中心蘇雷塔附近的大廈，周末則在附近一家美術館兼職。平日喜歡看韓國偶像明星的歌舞，也是中國演員李現的粉絲，有一段時間還迷過中國女團選秀節目。政變發生之後，她和許多人一樣感到震驚和迷茫。
「一切都發生得太快了。政變之後，有人說在三天之內應該保持沉默和平，因為軍方會以民眾的暴動而使政變合法化。也有人說要出去抗議，否則國際社會可能會認為公眾接受軍方的行為。」她說，「我不知道應該怎麼辦。但是到2月2日人們已經開始有所行動，在曼德勒的醫生發起了罷工，隨即有很多人響應。我支持他們的運動，從2月2日開始，我和朋友們也響應了互聯網上的呼籲，在家裏敲擊鍋底。」
2月6日，仰光街頭第一次出現大型抗議活動，參與者以工廠女工和大學生為主。當天中午緬甸軍方切斷了互聯網，斷網時間接近24小時。出於擔心，Suu給在毛淡棉的母親打了一個電話，詢問當地的情況。
「母親說那裏很安靜，也沒有抗議。她問我是不是也每天晚上在家敲響鍋底。我說是。然後她很不解地問我，為什麼要這樣做？我很生氣她會這樣問，我說是為了讓軍方知道人民的觀點，讓他們意識到人民的權力。然後掛了電話。」這是政變後Suu與家人的第一次通話。
此後Suu一邊工作，一邊參加街頭示威運動。她所在的公司對此表示理解，每天早上會問她是否過來上班。「所以，我一般是工作一天，示威一天。現在緬甸的網絡很不穩定，打開網站變成一件吃力的事。所以我們工作的效率也很慢，我每天只能完成20%到50%的工作。不去工作的時間，我會在早上七點半到九點之間與朋友們匯聚在一起進行示威，然後在下午三點左右回家。」
2月12日，Suu聽說警察在毛淡棉向示威人群射擊橡皮子彈，當晚，她的一位當警察的表姐通過家人電話告訴她，自己在混亂中弄丟了手機。
「我告訴她，應該加入公民不合作運動。如果她繼續去執行任務，我不會再接他們的電話。然後我又把電話掛了。」這是政變後Suu與家人的第二次通話。
母親隨後打來電話，說死之前都不會再和她聯繫了。「我感到震驚，我媽媽在說什麼啊？」Suu說。
相對於家人的不理解，Suu在示威現場感受到更多鼓舞她的力量，並見到許多無名英雄。「每天都有居民給示威者送食物、飲料。我甚至看見有示威者說沒有話費了，就立刻有人捐話費。還有一些有私家車的人為示威的年輕人提供免費的交通工具。」同時，她也提到，那些擁有私家車的人更多是稍微年長一些的X、Y世代。
在路邊舉牌子免費搭載示威者的司機
「有一天，我和兩個朋友走路去蘇雷參加示威，有一輛路過的車停下來問我們要去哪兒，然後就載我們過去了。在車上，我們與車主討論着眼下的局勢，他還問我們，如果經常去抗議的話，可以記下他的電話。因為他還有一輛閒置車，可以免費借給我們用。可我們都不會開車啊！」說到這裏，Suu大笑起來。她強調：「這是我的真實經歷哦！」
一位司機免費搭載Suu與朋友們前往蘇雷參加示威，並提出願意出借他的另一輛閒置車
2月下旬，曼德勒、仰光等地的示威現場響起槍聲，並出現多人傷亡。網絡上流傳着軍警對醫療隊施暴的視頻。「2月28日，我的另一位表妹發給我一個視頻，是警察在毛淡棉一所學校門前向和平抗議的教師開槍。我告訴她，在仰光也有一位女教師被打死了。誰知道我表妹說：『警察當然可以開槍，誰叫她到街上去的！』我無法理解為什麼她能說這樣的話，警察是在暴力執法。這讓我太難過了。我的家人讓我感到恥辱。我決定不再和他們通話了，也不會再回去。這個決定讓我傷心，但我真的需要這樣做。」
3月1日，Suu發佈「孤兒宣言」的帖子之後，母親再次給她打了電話。她沒有接。「之後他們再沒聯繫過我。一切都結束了。」
實際上，Suu能夠理解家人的態度。「如果不是政變，我們的關係很好。」她知道在自己出生之前，1988年的運動中，由於外祖母是公務員，示威的公眾曾攻擊外祖母的房子。這是她母親對社會運動的經驗，也是一家人感到害怕的原因。「他們擔心再次有人去破壞房子。但我覺得這次不一樣了，示威者一直呼籲不要使用暴力。」Suu補充道。
此外，由於Suu的父親不工作，一直以來，母親都是家裏的經濟支柱。「母親是那個要掙錢養家的人。她有很多壓力。所以當人們到街上去示威時，母親生氣地說市場物價飛漲，都是因為我們上街示威了。而我認為這不是因為示威，而是因為軍方的政變。」
另一方面，她也認為在像毛淡棉那樣的小地方，上一輩的女性，如同母親一樣，大多對政治冷漠。這也是母親對公民不合作運動表示不解的原因。
「我想母親有一天會明白的，如果她親眼目睹警察向人們開槍。我希望如此，但現在我每天都很累，沒時間去解釋。」Suu說。
3月3日，當初和Suu一起乘車前往蘇雷的一位大學生朋友在仰光示威現場失蹤了。當天晚上，她在警方發佈的被捕者名單中，發現了朋友的名字。「名單上有179人，我不知道是不是真實數據。但我們這時才知道她已經被捕。」3月4日，Suu前往仰光臭名昭著的因勝監獄，為被捕的朋友送去衣服和食物，但沒有見到她。
截至發稿日期，Suu每天都會到警察局詢問消息，她的朋友至今都沒有被釋放。「她應該在24小時內被放出來的。我們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
根據緬甸媒體《邊疆（Frontier）》3月10日的報道，目前已有350名青年在仰光因參加反政變示威被捕。他們的家人依然不知道拘留原因，以及他們的處境如何。
「我覺得非常疲憊和壓抑。他們有槍，我們什麼也沒有。」Suu表示，「每天都會聽到可怕的消息，不斷有人失蹤，或者死去。所以大家在網絡上呼籲國際干涉。但我不想等着聯合國來解決問題，我也不那麼關心薩薩醫生又幹嘛了。他們愛幹嘛幹嘛。我認為我現在的職責就是抗議，做我該做的事。我當然很害怕，但為了那些死去的人，我們更應該去抗議。」
薩薩（sasa）醫生，是一名著名的欽族慈善家，在政變之後，被民盟臨時成立的聯邦議會代表委員會任命為緬甸駐聯合國大使。他一直在積極接觸少數民族政治組織，爭取他們的支持，也反映出了少數民族在反政變運動中的重要位置。
薩薩醫生圖片：YouTube視頻截圖
「我們現在不分什麼民族了」
「今天死的人都在我家旁邊。」
35歲的緬甸克欽族教師 Ah Ban在國外一所學校任教，由於疫情影響無法按時返校，只能留家鄉為學生們上網課。然而自2月1日政變以來，網絡也變得不再穩定，她隨時可能面臨斷網。
3月8日早上，Ah Ban像往常一樣在家裏準備上課，隨即聽見了槍炮聲，甚至電腦屏幕上的異國學生們也聽見了。隨後又傳來很多人的哭喊聲。
Ah Ban住在克欽邦首府密支那市中心，緊鄰着一座天主教堂，以及一條主幹道。「我看見好多年輕人跑過去，撿了路邊的石頭、竹片、雨傘做掩護。」她說道，「我們家在中間，左邊是軍人，打橡皮子彈，右邊是民眾，扔石頭。我們院子的燈都被打壞了，我和家人很害怕，還有我們的狗狗，都趴在地上不敢出聲。」
隨後有軍人衝進她家的院子，大聲呼喊：「把那些喀喇（註：「喀喇」是緬語中對南亞裔緬甸公民的帶有貶義的稱呼）交出來！」
「他們穿着軍人的服裝，裝備齊全，就像要去打仗似的。非常蠻橫地沖我們喊叫，懷疑我們藏有抗議者。可能抗議者裏面有的人是南亞長相吧。在緬甸有很多穆斯林、錫克教徒或者廓爾喀移民，他們都是南亞長相。不知道為什麼，軍方沒有特別恨我們克欽人，但好像特別恨穆斯林。」Ah Ban說。最後，軍人在她家並沒有找到抗議者，沒收了幾部手機就離開了。
工作之餘，曾在密支那參加過幾次抗議活動的Ah Ban，第一次如此近距離目睹暴力的發生。她說：「那些年輕人一點也不害怕，不知道哪裏來的力量啊！我們現在不分什麼民族了，各民族都在抗議軍方的政變。」
密支那是一個多民族混居且擁有多種宗教信仰的城市，由於歷史或利益分配等各種原因，平日各族之間雖看似風平浪靜，實則隔閡之心暗流涌動。這場運動似乎讓人們找到了共同的目標，並發現超越族群界限團結起來的可能性。
自2月6日起，該地民眾反政變示威已經持續了一個月。期間一直沒有出現過嚴重的衝突和傷亡，直到3月8日。根據當地媒體報道，在密支那市中心，緬甸軍人與反政變示威人群發生了激烈的衝突。其結果是導致多人受傷，29名示威者被捕，兩位示威者被當場擊斃。
起初，Ah Ban以為死去的兩位示威者都是男性。「年紀大的那位是穆斯林，已經62歲了。另一位是克欽男孩，才23歲。」到第二天她才知道，那位62歲的示威者其實是女性。
「我家人提醒了我，她過去曾在我家對面住過一段時間。她的一生都把自己弄得像一個男人，無論是外貌還是生活方式。所以大家以為她是男的。聽說她曾經在克欽獨立組織管轄區內做過教師，所以克欽話講得很好，也和山里那些克欽人一樣，厭惡緬甸軍方。」
3月8日和3月9日，密支那的穆斯林和克欽人，分別為兩位死者舉行了伊斯蘭式葬禮和基督教式葬禮。在他們遇難之處還留着黑紅色的血印，民眾當天就在上面擺滿了鮮花和蠟燭。「這件事發生之後，有克欽民眾在問，為什麼克欽獨立軍不像克倫民族聯盟那樣出來保護我們？」Ah Ban說。克欽獨立軍是活躍於克欽邦、撣邦北部的一支民族武裝組織，成立於1961年。
自緬甸警方2月9日首次在鎮壓示威時使用實彈，緬甸歷史最悠久的民族武裝組織克倫民族聯盟（KNU）便派出士兵前往街頭保護克倫邦的示威民眾。
克倫民族聯盟，主要活動在緬甸東南部的緬泰邊境地區，是緬甸國內最大的反政府武裝。早在19世紀英國統治緬甸期間就已經存在，從1948年緬甸建國開始，一直與緬甸政府武力對抗。2015年，克倫民族聯盟與緬甸當局簽署了全國停火協議（NCA）。2019年，其副主席曾在克倫革命日69周年紀念儀式上回應簽署NCA的質疑聲，指出「停火不意味着停止革命運動，持有武器是為了保護政治立場。」
而克欽獨立軍由於未曾與緬甸當局簽署全國停火協議，目前無法派兵直接進入緬甸政府控制的密支那地區保護民眾。政變之後，克欽獨立軍與緬甸軍方之間的衝突並未停息，還有加劇的跡象。雙方於2月20日、3月11日開始分別在撣邦北部和克欽邦帕敢鎮附近的森林發生戰事。
3月9日晚上十點，在密支那被捕的29位示威者中，有19位未成年人被釋放。餘下的十人則須繼續接受審判。「現在都不是在密支那法院審判了，人都被抓到軍營里去審判的。」Ah Ban說。
3月5日，在一場國際學術會議上，來自緬甸的性別研究學者Khin Mar Mar Kyi博士比較了緬甸1988年的運動和2021年2月1日以來出現的運動，認為2021年的運動「不同於以往任何一次。」
Khin Mar Mar Kyi博士圖片：YouTube視頻截圖
在她看來，2021年這場反政變運動呈現出前所未有的超民族主義色彩。她舉例說，其中最明顯的案例是，軍方政變之後，緬甸的年輕人和自由左派政治精英都在積極呼籲國際社會打破沉默、對緬甸軍方採取行動，但在相關帖子下有這樣一些流言，稱「羅興亞人危機時，你們也一樣保持了沉默。」隨後，一些緬甸年輕人開始在自己的社交軟件上發帖稱：「很抱歉，我們之前沒有注意到羅興亞人面對的問題，我們道歉。」
少數民族參與反政變抗議的訴求與主體民族緬族的抗議訴求並非完全一致。一位從2月6日開始組織克耶邦街頭抗議運動的青年領袖表示：「反政變抗議一直存在不同的訴求。對一些人來說，他們只是要求軍方釋放昂山素姬及民盟高層，並承認2020年的大選結果。但對另一些人來說，尤其是少數民族，我們還希望推翻軍方的獨裁，修改2008年憲法，建立真正的聯邦制。」
「對我們來說，僅僅要求民主是不夠的。我們需要聯邦政府。」29歲的Sai Lin Aung Nang Seng說。他來自自稱「Tangsar人」的少數民族群體，該民族被認為是日旺族的一支，尚不屬於緬甸官方民族識別系統。同時，他也是一位曾參與2020年大選的克欽邦人民黨（KSPP）候選人。
自2月8日至今，Sai Lin Aung Nang Seng一直在家鄉——緬甸最北部城鎮葡萄縣——組織抗議運動。
「葡萄位置偏僻，交通不便，對政府沒那麼重要。」他介紹，「但我認為，無論這次運動成功與否，葡萄的名字也應該被記錄在歷史中。我們組成了『葡萄青年力量』團體，其中有來自各民族的年輕人，之前比較隔閡的關係得到了改善。這裏的居民對政治也越來越感興趣了。我們會繼續抗議下去。」
Z世代中的女性力量
「這一次，年輕人的價值被重估並且被重視。」在談到這場運動的特徵時，Khin Mar Mar Kyi博士說道，「過去老人們常說『Z世代』是低頭族，只知道玩遊戲，懶惰，自私，沒有志向，而這一次我們在各地的抗議活動中看見了『Z世代』有創意、有藝術性、有幽默感，且有組織的一面。」
通常情況下，「Z世代」，是指大致生於1995年到2010年之間的人。按緬甸18歲以上公民享有投票權的規定，其中許多人已經在緬甸全國大選中至少投過了一次票。
他們中的大部分人，在緬甸2011年到2021年的民主轉型進程中成長，曾親歷一個文化和經濟都快速變革的緬甸，「Z世代」迅速擁抱了國家開放後湧入的西方流行文化和現代通訊技術，也同時生活在保有傳統生活方式和價值觀的本土社區。因此，他們的政治參與方式呈現出了跨文化、跨媒介的特徵。此外，在Khin Mar Mar Kyi博士看來，這一次抗議活動中也出現了以往不曾見過的性別結構，即女性成為重要的參與力。
由於緬甸軍方高層及其親屬過去常以迷信著稱，在緬甸傳統文化中認為男性右側或上方出現女性服飾會觸碰霉運。因此，在抗議運動持續接近一個月時，緬甸多地城鎮出現了「文胸」運動。其中，克欽邦首府密支那市的抗議者們將緬甸軍方多位高官的照片印成海報成排地掛在伊洛瓦底江邊的街道，並在海報上覆蓋多件了女性文胸。
在仰光市、克耶邦壘固市等地，也有民眾將女性的內衣和籠箕（筒裙）掛在軍警們必定經過的地方。一位生於克欽邦的華人青年感嘆：「緬甸人民想出此招，也算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了。」
青年藝術家紛紛也投入到示威的隊伍中。
一個叫做100 projectors的投影項目應運而生。其發起人Ann是一位生活於仰光的緬甸青年電影人、音樂人。政變之前，她一邊與朋友們嘗試創作實驗音樂，一邊拍攝自己的影像作品。
仰光100 projectors
「而現在，我所有的項目都停掉了，就像緬甸的其他藝術家一樣。」Ann說道，「政變之前，我們在做一些更私人化的項目，政變之後，我們的藝術創作都變成了以抗議軍方政變為主題。」最令她沮喪的是，不僅自己的投票被強行否決，對未來的規劃也隨着軍方的奪權而失效了。
作為90後藝術家，她未曾親歷軍方執政期間不合理的嚴厲審查，但此前已經從老一輩創作者那裏聽到過無數被審查或被抹除的經歷。自2月2日開始，她每晚在自家陽台上響應8點鐘一起敲打鍋盆製造噪音的運動。2月6日之後，她每天都會到仰光蘇雷、三橋等繁華地段參與抗議活動，並用攝像機拍下自己的所見所聞。
「100 projectors是一個以巨型投影為主要表達途徑的計劃。我們白天會出去參加抗議，晚上進行投影。」她說，「在建築物上進行巨型投影不是一個原創的想法，曾經也出現在很多國家的運動中。100 projectors已經不止出現在緬甸，它正出現在一些其它的國家。目前已經有泰國、菲律賓、芬蘭的朋友參與進來。」
芬蘭赫爾辛基街頭出現100 projectors投影
2月28日，有人在社交媒體上發佈視頻，顯示軍警費力去摘懸於頭頂的「Htamain」。Htamain意指女性穿的筒裙。Ann驚嘆道：「這居然真的有用！」
因此，3月8日國際勞動婦女節，她和女性朋友們將自己的舊籠箕綁在竹竿上做成旗幟走上仰光街頭，參加了「Htamain運動」。當該的隊伍行至三昌區時，遭遇了軍警的鎮壓。她回憶道：「道路被封鎖了，我們只好躲進附近的民宅中。很多居民都無私地把門打開，讓我們進去，還給我們食物，像對待家人一樣。」
當天，許多緬甸男性——以青年人為主——將Htamain裹在自己頭上，或披在肩上，然後拍照發帖，以支援以女性為主的「Htamain」運動。
緬甸人傳統上認為男性比女性地位更高，所以女性的服裝不應掛在高於男性的位置，男性也不應該碰或穿女裝，有時甚至不允許男女服裝放在一起洗。因此，這些男性青年的支援方式在緬甸也是前所未有的。這也反映出緬甸2021年的反政變運動不僅是民選政府與軍方的政治權力鬥爭，也具有性別平權的色彩。
Ann說：「我為他們感到驕傲！這些年輕人正在挑戰那些愚蠢的規則！這是個難忘的婦女節！我非常希望這次政變能給我們的社會帶來政治上和文化上的變化。」
相對於父母一輩的悲觀和恐懼，年輕一代的抗議者對抗議更有信心。Ann表示：「仰光現在已經像一個戰場。警察會在街上抓捕示威者，已經不能像2月初那樣大規模地遊行，我們只是和附近的人進行小規模示威。2天前，警察也開始在夜晚闖入民宅抓人。但接下來我們還是會每天出去。100 projectors將持續到我們的革命勝利。」
04
「記錄者」與互聯網時代的互助
「第一天，緬甸現在被軍方控制了。再一次，平民政府領導人被拘留。一些知名人士，如作家、電影製片人、學生領袖和活動家也被拘留。……」
「第二天，如何組織軍事政變？你們可能認為我們緬甸人應該很擅長這一點，因為我們在一個世紀內目睹了幾次類似的事。雖然我們在捍衛自己的權利方面沒有任何進步，但軍方在破壞我們的權利方面卻變得非常出色。不到6個小時就接管了整個政府機構，不到24小時，我們就有了一位我們沒有投票支持的新總統。如果有一個關於軍事政變的大師班，你知道最該採訪誰。……」
一個名叫Mohinga Matters的緬甸業餘寫作小組的數字平台，自政變以來每天以日記體記錄着他們的見聞和心聲。
Mohinga Matters網站截圖
「第三天，今天是緬甸軍方針對民選政府發動政變的第三天。……仰光到處都是燭光和敲擊鍋碗瓢盆的聲音，以示反抗。……」
「第四天，不管怎樣，我們都準備好了，戰鬥在繼續！」
「第五天，公民不合作運動繼續發展。組織者們將2月5日定為CDM日，並敦促所有公務員與公眾站在一起。……」
這些帖子，筆觸時而幽默，時而沉重，大部分以英文書寫。他們稱之為「自由回憶錄（Freedom Memoris）」系列。
而在開始這個系列之前，該平台每兩周更新一次文章，最近的一篇文章更新於1月27日，是一篇用緬文寫就的關於長崎的遊記，談到祈禱世界和平和參觀原子彈博物館。
「第十四天，全國互聯網接入從凌晨1點開始中斷，上午9點半恢復。……」
「第二十八天，政變以來最血腥的一天。……」
「第三十一天，……死亡人數居高不下，尤其在那些名字以字母『M』開頭的城鎮。這讓緬甸的社交媒體用戶猜測軍方利用占星術壓迫和殺戮。……」
「第三十八天，……今天，大多數人似乎放棄了在社交媒體上向聯合國索要R2P（註：國家保護責任，意指國家有保護其人民免受種族滅絕、戰爭罪等嚴重危害的義務；如果一國沒有能力行使此義務，國際社會必須隨時準備根據《聯合國憲章》採取集體行動保護人民），開始談論戰略戰術，至少是為了自衛。甚至有人想到了暴力襲擊。然而，這未達成共識。因為有人認為無論出於什麼目的，在抗議中使用暴力只會適得其反。……」
「自由回憶錄」每天儘可能詳細地記下所發生的事，以及緬甸人的情緒變化，系統地向世界各地傳達信息。該平台的四位成員輪流負責更新每天的帖子。
「我們是一個由四位成員組成的團隊，原本只是為了寫作而寫作。只是一個業餘愛好。」該平台負責人解釋道，
「然而，自從政變發生以來，我們無法思考或閱讀任何其他資料，我們將此專門用於共享信息。儘管我們懷念過去在作品中分享私人軼事的日子，但一切都可以等到政變者最終被趕出這片土地之後。」
假新聞、陰謀論是緬甸社交網絡的常見附屬品，容易擾亂人們的判斷，甚至引發仇恨言論。因此，除了實時更新當天情況，該平台還指出了作為民主支持者應該如何警惕假新聞：「首先，請核實新聞證據，如果可能，核實其來源；其次，關注國內外主流媒體；第三，與可靠的專業人士核實。」並提到：「雖然互聯網連接很慢，但這是唯一的選擇。」
該平台的負責人說：「政變發生以來，假新聞像野火一樣在緬甸人的社交網絡蔓延，我們自己也成了受害者。作為一個業餘團隊，我們還沒有一個適當的系統來及時核實新聞。我們只需要關注和監督可靠的新聞媒體和記者。我們最大的挑戰是每天都要跟上鋪天蓋地的新聞，並試圖囊括在我們的每日更新中。」值得一提的是，該平台在梳理政變時間線時，將軍方開始政變的時間推前至2020年8月14日：「包括鞏發黨在內的34個政黨會見敏昂萊，稱如果選舉不自由、不公平，將請求軍方的支持。」
在緬甸多家媒體陸續被軍方取消執照或關閉的情況下，符合規範的記錄就顯得更加重要。
2月22日，今年32歲、曾獲得SOPA新聞獎、法新社凱特·韋伯獎的緬甸記者Mratt Kyaw Thu在其博客中分享了如何成為一名符合規範的「記錄者」。
「每個人都可以成為記者。」Mratt Kyaw Thu寫道，「憑藉這些信息，所發生之事就會成為史實。」其最基本的要求是，每個人在網絡上發佈運動相關事件的帖子或直播時，應儘量在內容中涵蓋事件的6個關鍵信息：哪裏（where）、什麼時候（when）、發生了什麼（what）、為什麼（why）、誰參與（who）、怎麼樣（how）。
自政變發生以來，他不斷地在自己的臉書賬號及組群、推特賬號、電報頻道中更新來自全緬各地的線報。人們從中聽到了加入CDM（公民不服從運動）的警察的聲音，也第一時間了解到在國家的某個角落，又有某個年輕的生命隕落。
一位居住在仰光的華人攝影師，今年25歲，在政變前主要拍攝Hip Hop團體和街舞表演，政變之後開始自主拍攝每天的街頭見聞。在一次示威者與警察的衝突中扭傷了腳，由於無法自由活動，他在社交媒體上發帖稱，「如果有人想拍攝而沒有相機，可以來借我的相機。」
也是因為政變，很多緬甸年輕人第一次意識到自己的手機也可以是「一種武器」。他們用手機記錄下自己每天的所見所聞，傳達信息之外，有時直接促成行動。一些緬甸專業記者為此分享了他們的經驗，比如：在拍攝衝突現場時應避免拍攝人臉，以及如何安全逃離等等。
3月3日，年僅19歲的緬甸華裔少女鄧家希在曼德勒市中心的示威現場被軍方槍擊身亡。消息首先在網絡上發佈出來，人們搜索了大量現場照片和視頻，並在鄧家希的臉書頁面上發佈紀念文案。儘管幾天後軍方否認她死於槍擊，但大部分人選擇相信網絡上流傳的視頻，而不是軍方的證詞。
3月8日下午，當仰光各地的人們通過互聯網得知軍人圍堵了仰光三昌（San Chaung）的抗議人群時，紛紛在夜晚走上街頭，反對軍人逮捕抗議者。同時，一條視頻在網絡上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和憤怒。視頻清晰地顯示出，幾名持槍軍警在夜晚斷電的三昌街區高聲咒罵居民，並開槍恐嚇。
當晚，這些社交網絡上瘋傳的「拯救三昌」帖子繼3月3日大量示威者死傷的信息之後，再次推動了國際社會對緬甸情況的關注。儘管如此，目前國際社會對軍方行動的影響是有限的，每天仍然不停有人被抓捕，也不停傳出抗議者死傷的新聞。
緬甸年輕人在運動中展現出了很強的動手能力和傳播敏感，能夠採取簡單有效的方式傳達信息、宣傳運動，並利用互聯網技術提高了合作效率。互聯網是緬甸不同地區保持協作的關鍵途徑，同時也是令抗議活動獲得可持續性的技術保障，例如，緬甸人利用互聯網建立了資金供應鏈，部分解決了一些失業者的生存難題和抗議者物資供應問題。
根據當地媒體《邊疆》的報道，軍方表示，只有在罷工的公務員重返工作崗位時，才會給他們發放工資。這導致一些參與罷工的公務員失去了生活的支柱。支持公民不合作運動的組織在社交軟件上為此籌集了捐款，用以支持這些失去薪酬的公務員。根據《紐約時報》的一篇報道，一位研究政府公務員制度的專家估計，緬甸約有100萬名公務員，其中約四分之三人已離職，這些人是維持國家運轉所必需的重要力量。
同時，世界各地的緬甸僑民也成立了支持小組，通過臉書或Viber等社交軟件與緬甸國內的抗議者保持聯繫，收集大量捐款匯往緬甸支持運動。這些捐款被分配給需要幫助的人們，也被用於購買安全帽、護目鏡、食物、飲料等運動物資。
在信息技術發達的時代，人人都成為了目擊者，每個人的故事都會更容易被看到。每一次表態，每一個小小的善舉，都讓平凡人也被記入歷史。這樣的全球故事，今天就發生在緬甸。
10年前，軍政府宣佈轉型，10年後，緬甸依然面臨着難以調和的轉型困境。緬甸需要新的解決方案。軍政府在做沙盤推演時，或許需要進一步反思一下，該如何回應Z世代的訴求和抗爭。
（除公眾人物外，文中出現的人物都是匿名。圖片除特殊標明外，均由受訪者提供。）
